从审美价值取向意义上说，小说为何具有如此大的征服力？这真是司芬克斯之谜。自古及今，这一问题，搅得人们的心灵如此不安。无论是村夫俗子，还是达官贵人，皆如此痴迷于性。性所具有的极大征服力，充分展示在小说艺术之中，这几乎是世界性文学艺术主题。从《裸体艺术史》和《性史》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所涉及的问题极其复杂。随着性社会学、性伦理学、性心理学、性艺术学的纷纷出笼，性成了文化面面观的问题，但是，希腊罗马神话显然是采取宽容并满足人们好奇心的做法，力图将“性”当作美来看待。“性即美”，是许多美学家所赞同的看法。因而，古希腊时代，美人裸体在众人面前表演。裸体沐浴，人们把女性的身体看作美的对象；性是公开的，性之美被充分展示。古希腊的开放性意识，虽然也导致了西方的混乱，但是，把裸体美女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是西方艺术最悠久的传统，所以，他们把性、爱、自由、美完全融合在一起，诞生了无数艺术家和诗人。无论是艺术史，还是生活史，性生活或性爱享受，总是被充分重视，社会采取开明态度，认同人们的自由奔放情感。西方人对裸体美女和性爱场景的观赏，是如此自然和自由，这一切，在古老的中国则显得不可思议。一部中国美术史，在五四之前，从来没有真正摹写裸体，顶多是裸体影像而已，那种所谓的“春宫图”并不能直接刺激人的感官，顶多是激发想象。文学中的性描写，也是这种激发想象的“鸦片”。
正因为看不到活生生的裸体艺术，所以，性意识才显得神秘。仿佛现实的裸体，又不如艺术想象富有刺激性。“吃喝玩乐”的生活哲学，导致许多昏官浪子以猎取女人作为最大乐趣，这就使一些正人君子感到性更加神秘。这种特殊的性文化，导致乡土中国不断地出现性错乱现象。例如，潘光旦所描绘的乡土中国之性错乱现象，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的官方统治策略，明文禁锢性艺术表达，但又允许妓院的设置。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禁锢它，而道家文化又把性引向边缘，佛教则有选择地排斥它。民间道家文化把性引入了邪道，而官方儒家文化把性引入权力交换之中。性与道家结合成了民间奇特现象，至今，仍残留在中国社会底层深处，因而，错乱是必然的。儒者表面道貌岸然，背里男盗女娼；道家表面追求长生，实质上则放纵享乐。因此，中国的性文化价值意向，始终不能与古希腊性文化的价值取向协调。最为人所注重的性问题，在中国以变态形式生存，这就不可能写出自然而自由的性，只能把性推入世俗的深渊。官方的禁止与民间的趣味，给出版商提供了生财之道，于是，黄色书和录像带，在中国底层生活中，成为一股潜在而又巨大的暗流。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小说家的性描写闪闪烁烁、朦朦胧胧，那么，80年代中期以来，性被变戏法似的玩来玩去。所谓寻根，所谓纪实，所谓后现代，无不是以性取向作为强有力的诱饵，吸引着读者。古老中国那变态的性，以各种形式出笼了，有些作家借批判的方式达到纵情之目的，有些作家借宣淫的方式达到刺激的目的。如果说，贾平凹的《金狗》、《黑氏》、《金矿》中的性，是表现性伦理主题，那么，《浮躁》里田中正性技巧与性享受之现身说法，则揭示了性与权力交换的现实性。这是乡土中国最普遍，最“自由”的性意识，只要与地方官性交换，就是荣耀和欢乐，贾平凹的这种描写所具有的生活价值，极其深刻。如果采取批判态度，那么，《浮躁》中的性描写具有社会批判价值。无论是田华与将军之子，还是豹子的女人与田中正，都深刻地揭示了权力与性交换的文化悲剧。如果说，田华已经处于自觉状态，那么，豹子的女人则依然处于性蒙昧与原始状态。这就是乡土中国的真实，可以说，贾平凹前期小说的性描写，大多具有这种意义，即从伦理和社会角度入手，去分析性意识与性取向。既能达到赢得受众的目的，又能传达社会批判意识，功过参半，《太白》之后，贾平凹则放弃对权力之性的描写，主要探讨乡土中国性的原始问题。时而悲怆，时而富有喜剧性；时而残酷刺目，时而柔情似海。无论如何表现，性刺激意识与性享受意识，在贾平凹的创作中，愈来愈上升到主导地位。性压抑的确非常关键，人性就在此分界，这是洞悉人性的最好角度，然而，人们更渴望把性当作美描写，要让性描写真正上路，真正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和自由审美意识，这是最重要的价值转换。性描写，在许多作家那里，成了最雄壮的场面，那种山野的狂欢镜头，已经定格在时代的记忆之中。贾平凹也有不少作品定格了，如《美穴地》中的性交描写，《白朗》中的性挑逗，《太白》中的人与兽交，这样，贾平凹身上出现了两种鬼，这就是周作人所称的绅士鬼与流氓鬼。这两种鬼之间，虽有激烈冲突，但它们在精神深处交相感通，因为他们具有相似的母体。
在绅士鬼那里，似乎有些忧国忧民意识；在流氓鬼那里，则要最大限度地把性玩弄于作家的股掌之间，称心自如，并能导致世俗的狂欢。作家那特有的优越意识，使他成为过得最有滋有味的人。生活中的不平等意识，使民族生活底层对魔鬼天才，极具宽容意志。贾平凹那散文叙述的绅士面目，斗不过小说作家的鬼气，因为他深知最大限度地抓住“受众”，不是散文，而是性小说。《废都》引起了舆论喧哗，说不清庄之蝶是什么样的人物，可怜、可悲、可叹、可赞，似乎样样都有。这个貌丑心奇的人，竟然深得女性之欢心，不知靠的是什么？所谓四大名人、四大恶少，其实，只不过为了衬托庄之蝶而已，所谓宏大的结构，不过是庄之蝶之情史而已，找不到合乎情理的解释。这个作家的生活平庸、随意、无聊、游戏、追求刺激，在社会纷乱中，先后赢得了几个乡下女人的肉体——从县城逃到西京的唐宛儿，从乡下来城里当保姆的柳月，以及几个城里女人。这些女人所谓的性爱，受制于名气，而不是自由意识。贾平凹集大成地把古典性小说中的所有技巧都搬过来。由于技术和描写的重复和无奈吧，他选择了许多空框让读者想象。贾平凹终于坠入了性的深渊。他自己也浑浑噩噩，不明不白，只是任其放纵的性笔驱使，丢失了现代创作的思想深度探索，纵容那颗疲惫的心灵。性生活的艺术表达价值，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得到了出色而生动的呈现。
认同乡土中国的社会生活价值，是极其可怕的，鲁迅先生劝人不读中国书，对乡土中国文化进行了最激烈之否定，就是看到民间文化生活价值的危机。在这种性生活沉沦中，在平等意识匮乏的前提下，中国古老的“伟大”性文化，似乎伟大得乌烟瘴气，一片黑暗。愈是深入历史，愈是感到历史的沉重，很难想象作家能沉醉在这片民俗文化之中，津津乐道并充满智趣而不感到心灵疲倦。在时代的中国经济繁荣之背后，通俗文化，并未把中国人带上现代化的旅途，而是更深地陷入文化价值深渊之中。经济繁荣的时代，思想如此倒退，这是悲剧，还是喜剧，只要看一看《废都》诞生以来，市民与学者、青年与老年的复杂情绪，就可略见一斑。无可否认，中国世俗文化漩涡的黑暗深渊，必须具备现代航海技术，才不致迷失航向，运用传统的舟楫，继续在这片苦海上航行，坠入苦海之悲剧怎会不重演？贾平凹的古典情调，有着魏晋风韵，然而，更多的是，世俗生活价值意向。
沿着五四的足迹，难道文化注定会发生这样的倒退吗？“重估一切价值”，重估中国文化的价值信仰，似乎并未过时。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世界文化，在现代视野中，只能在比较选择中求得发展和生存，决不能纵容俗世的生活信念。思想家总是承担启蒙之重任，不仅要继承，而且必须开拓，正如李普曼指出的那样：“曾经有混乱，也曾经有奇迹；曾经有大量谎言，也曾有人决心去揭露它。”贾平凹创造了时代的文化的奇迹，他的探索之功不可否认。然而，贾平凹以及许多作家在探索中国文化道路时，所陷入的新的迷茫又不能不令人沉思，这就要求作家，既要在舆论喧哗中培养胆识勇气，又要在舆论喧哗中保持冷静。纵容并顺应中国乡土“受众”的情趣，并不是创作之根本目的，因为世俗生活中从不缺少这类艺术；更为重要的是，需要组织一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队伍，创造孤独、艰难而充满奇迹的事业，建立新的不朽的思想与形象价值。
对中国文化历史和国民情感的理解，仍应回到鲁迅的立场上来，一方面，必须正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不要浮于传统文化的表层作现象还原。从中国文化中找到了与西方文化相通的质素，这便是真的反抗主义，正因为如此，鲁迅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魏晋思想的理解与重构之上。对于魏晋风度，他曾作过泛美学化的诗意描述。鲁迅强化与传统专制文化誓死不妥协的精神，从而追求内在个性的解放，因此，他真正欣赏的，是诗人嵇康。对于李卓吾的彻底决绝姿态，鲁迅先生也颇为欣赏。贾平凹在这一问题上，更接近林语堂等名士派，追求魏晋风度潇洒自适的一面，而回避其决绝的反抗姿态。在对待魏晋风度这一问题上，贾平凹更接近林语堂、周作人、俞平伯等京派作家。魏晋风度作为人格精神已经发展得极为完整，魏晋人格成为中国文化中士大夫所追求的自由人格。在儒道之间，既入世，又出世，最关键的是：如何保有生命的自由价值与世俗生活的基本价值，这是理解中国文化的关键。另外，对待民间文化问题，对于卜卦、算命、风水等民俗现象，鲁迅一概置之不理，而这种神秘文化，最生动地表现在古典小说价值创造中。
鲁迅研究古代小说史，对中国文化的民间性，进行了深入洞察。在这种历史的考察过程中，形成了比较视野，并且，深刻地洞察到民间文化的悲剧性价值。一方面，并不漠视传统的艺术特性，另一方面，又对古典小说之思想性保持高度警惕。实质上，在鲁迅那里，确立了对传统文化之态度：即肯定其艺术想象力，而力图摧毁专制社会的礼教体系，因而，鲁迅才如此重视吴敬梓和蒲松龄，并由蒲松龄的魔幻观照，转变成对真正的乡土中国文化价值的探索。乡土小说，第一次去掉了神秘魔幻面纱，恢复直面乡土生活本原的麻木和愚昧状态，这是巨大的进步。撕开了文化面纱，抓住了本质，不对风俗画面作过多的描叙，直接进入封建意识的心理潜影之发掘。祥林嫂的内心活动和行动选择，无处不体现了这种文化之影响，即使在柔石那里，其外在文化过程和仪式的描绘，并不需要多叙，直接契入典妻行为的社会背景，才是抓住了本质，并洞悉了历史的盲点。历史并不神秘，其阴暗处，无不体现生活的残酷威严，因而，鲁迅横竖看到了中国文化，到处是“吃人”二字。这是深刻的人性价值洞察，然而，时代的寻根文化小说，却并未在鲁迅的基础上更深地走下去。作家看到了乡土中国雄奇、神秘、原始之力量，其内在的残酷性，被外在的狂欢仪式所冲淡，因而，乡土小说试图表现出新的生活理想。如沈从文的《边城》，并不是对乡土生活价值的批判，而是对那种原始生命力和野性狂欢的高度赞颂。这无疑赞颂了原始的美，减弱了生活的残酷和愚昧。
贾平凹似乎更多地遁入到这种卜卦、命相和风土等宿命性质之中。
《废都》中牛玉清的妈，不断地与死去的丈夫对话，虽是生活真实，但主要是神秘文化的潜影。既然神秘文化无处不在，在这种宿命中，任何改造也就毫无意义。古老的中国价值秩序，再一次以宿命的形式被认同。认同宿命并相信它，成了无可奈何的现实生活价值选择。贾平凹堕入到这种文化深渊中，显然，受制于古老的中国文化，更深地认同了文化的宿命。
鲁迅不相信这种宿命，又无法真正改造这种文化，才感到彻底的绝望，才感到要呐喊，才感到“彷徨”。反抗绝望，是他后期作品的悲壮主题，贾平凹恰好放弃了这种反抗主义和理想主义。乡土文学创作的内在价值取向，有必要恢复到鲁迅传统上去，张炜的乡土文学创作的内在价值偏向，正是对鲁迅思想传统的继承与发挥。
6．4．3穿不透的历史盲点与价值反思的制度迷惘
在现代中国乡土小说传统中，张炜站在鲁迅的立场上，在长篇小说的价值探索上，有所创新。因为张炜时刻注目现代历史的盲点，这是鲁迅所无法预见的新问题。这一现代历史的盲点，也是许多乡土小说所无法洞穿的问题，张炜这种独有的透视力，不知是否基于他的生活体验？从目前所见到的传记材料来看，还看不出张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剥夺了生命基本权利的公民，但是，从阶级意识入手，张炜通过独特的地主子弟之心灵体验，揭示了十分悲怆的人性冲突。如果说，《秋天的思索》只是浅层的生命价值认识，那么，《古船》已进入历史生活价值的深层次思索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