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关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评价体系不同点主要是国内评价体系未涉及公司治理结构和非财务信息，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决策、领导机制，科学的治理结构和决策体系是公司合法运行的保证；非财务会计信息主要用来评价公司经营状况、公共政策、风险预测等公司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两者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必须披露的。
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管理体制比较
当前规范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制度体系包括基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自律规则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基本法律，主要是指《证券法》和《公司法》等基本国家财经法律，还包括《刑法》等法规中的有关规定；第二层次是行政法规，主要包括：国务院于1993年4月发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惯例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可转换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等；第三层次为部门规章，主要是指中国证监会制定的适用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制度规范，包括：《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证券市场禁入暂行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的实施细则》、《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关于上市公司发布澄清公告若干问题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指引》等；第四层次为自律性规则，主要是指证券交易所制定的《上市规则》。
第四节、信息披露研究的文献评述
自从Jenseon‐Meckling（1976）、Stephen.Ross（1979）、Solomon（2000）等学者们的研究开始，信息披露动因、信息披露与股价波动、市场的有效性、信息的真实性、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管理舞弊等一直是微观金融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和焦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这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披露动因方面研究
国外学者对信息披露动因方面研究主要从公司治理、信息不对称、管理学视角、证券市场发育程度和行业的角度进行过检验。
（一）证券发育程度
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与市场监管力度对上市公司自愿披露质量有着显着影响。Gigler和Hemmer（1998）研究结论显示，强制披露制度的完善与相应的市场监管对自愿信息披露有正反两方面作用：第一，减少自愿信息披露。若强制披露的内容很多，更多的自愿信息披露将会使披露成本迅速增加，这些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发布成本、诉讼风险和失去竞争优势等。同时强制披露具有替代效应，经理人员进行自愿披露的动力下降。第二，在强制披露信息质量不高、市场监管不力的情况下，经理人员会利用自愿信息披露的信息发出“信号”给资本市场，以期获得适意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自愿性信息披露呈增加趋势。但Gigler和Hemmer（2001）对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强制性信息披露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两者只是表现为互补性与负相关性。
Stocken（2000）对自愿披露信息的可信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显示随着强制披露信息的质量提高，自愿披露信息的质量也随之提高。如果时间足够长、惩罚措施足够有效、强制披露的信息质量足够高以至于能够作为自愿披露信息的评价标准，那么公司经理人员将自愿披露真实信息。Healy和Palepu（2001）总结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实证类文献，把影响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因素分为6大类：分别是资本市场交易动机、公司控制权争夺动机、股票报酬计划动机、诉讼成本动机、管理者才能信号传递动机和产品市场竞争劣势成本动机。
（二）传递经营业绩和企业声誉
Bowman和Haire（1975）以5年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ate of Equity，ROE）为指标衡量公司财务业绩与自愿信息披露的关系，发现两者显着正相关关系；Preston（1978）的实证研究则以横截面数据为对象，报告了本期ROE 与公司自愿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然而，Cowen（1987）却发现，如果考虑到前期财务业绩对当前财务业绩的影响，本期财务业绩与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变得不太显着。Skinner（1995）以1981至1990年期间NASDAQ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表明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够提高公司财务信息的完整性及可靠性。Camferman（1997）对在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于1945-1983年上市的公司年报信息的自愿性披露部分进行了实证检验。他发现，公司自愿信息披露质量与某个财务业绩“门槛”密切相关。最初的时候，公司自愿信息披露质量随着财务业绩（ROE）的上升而上升，当逼近“门槛”时自愿信息披露质量会下降。业绩“门槛”由投资者的业绩预期决定。这意味着，公司自愿信息披露质量实际上由投资者预期决定。他用前期ROE的方差来近似测度业绩“门槛”，发现其与自愿信息披露的质量负相关。然而，如果公司当前或可预见的未来有配股或其他筹资行为，上述关系将变得不显着，这说明投资者“预期”将会对公司自愿信息披露质量与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Michalisin等（2000）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企业声誉、技术秘密、企业文化等战略因素，与建立竞争优势及获取超额利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些无形的战略因素对股东权益具有显着影响。Roberts和Dowling（2002）基于《财富》杂志对1984-1998年间美国最受尊敬的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具有良好质量声誉的企业往往可以持续获取超额利润。Paulson和Slotnick（2004）研究了当内部和外部的影响因素随时间变化时，企业声誉和产品质量的关系。Paulson和Slotnick指出，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成本与效益分析，主要是基于竞争对手的质量和价格，以及企业本身所拥有的市场声誉。由于消费者处于不同的环境，对企业的产品不可能有完全的了解，因此，企业的声誉就成了表现产品质量的有力信号。Chalmers和Godfrey（ 2004）从会计学的角度探讨了声誉成本的问题，同时对从会计学角度研究声誉成本与管理层激励约束的关系提出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