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会计为企业这一契约联结体的各种契约的签订和执行提供基础性数据，在制定企业契约条款以及监督这些条款的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企业契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同会计政策的选择在不同企业契约下的相对契约成本相对大小是不同的，从而对管理当局的会计政策选择以及相应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到企业自身价值。例如，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关于储备会计政策的改变，将引起管理当局勘探和开发行为，从而影响到企业价值（后面详述）。对于“搭便车”者而言，由于会计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在管理当局提供会计信息时，不仅法定使用者会获取信息，而且企业的竞争对手、客户、供应商、员工、中介结构、媒体等非法定使用者也可以无代价地获取信息。会计信息的获取同样也会对他们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如会计信息能改变民间机构收集非披露信息所使用的资源，能影响用于生产、鉴证、传播、处理、分析和解释披露所花费的资源，能影响企业间的资源配置等。
2.3.3 会计政策选择的宏观经济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的学者提出不仅要考虑关注会计准则的微观经济后果，而且还应该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从宏观管理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会计准则的影响。如郝金斯于1978年在纽约作题为《财务会计、准则机构和经济发展》的演讲时指出：“联邦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公司报告准则的行为性影响及其宏观经济影响。公司报告准则应当能够引导个体经济行为与国家宏观经济目标一致。公司报告准则应产生对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但前提是会计准则要符合政府经济目标和经济计划，以便达到这一目标。”按郝金斯的逻辑，由于会计信息能影响使用者的经济决策，准则制定者必须考虑其宏观经济影响。因此，财务会计基金会结构委员会（1977）认为，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虽然不应当受可能的经济影响过度干扰，但它必须考虑一项提议的可能成本和期望收益。同时，财务会计基金会决定FASB应在它平常提出讨论的主要问题中补充其经济及社会影响。此外，美国会计学会也对会计准则宏观经济影响问题十分关注，并专门成立一个“会计信息社会后果影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97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每一项会计政策选择都是不同的个人偏好、不同后果的权衡。一般认为，会计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对税收的影响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同时，税收也是国家对经济进行调控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杠杆。会计政策的不同选择对国家税收目标的实现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资产计价会计方法的选择。资产计价方法不同（主要有历史成本法、重置成本法、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将会导致企业税基确定的不同，进而导致不同的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如果所有资产计价都遵循历史成本法，其计价结果的差异在币值不变假设下通常不大，但如果不同资产或同一资产在不同期间的计价基础不同，其对税收的影响就大了。（2）损益确定期间和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引起对损益的调整。按照现行会计准则规定，由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对损益的影响，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在“追溯调整法”下，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对损益的影响，不仅要调整期初留存收益，而且还要调整影响的纳税额。
2. 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资本市场是企业进行融资的场所，也是资本流动的场所。在资本市场中，资源的任何配置都是特定决策的结果，而人们作出任何决策都是基于给定的信息（哈耶克，1991）。由前述可知，会计信息的作用是向使用者传递有助于判断和估计经济收益的“信号”。会计信息通过对使用者的“信念”产生影响的方式来影响使用者的决策。也就是说，会计信息能影响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如会计信息借助于社会财富在消费和投资之间的自然配置能影响经济中的资本构成；会计信息能影响投资在不同企业之间的配置12。而不同会计政策选择会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不同的会计信息会诱导不同的决策行为，从而影响到资本市场中的资源配置。正如查特菲尔德所言13：“倘若使用了不恰当的会计方法，就可能将投资者引入歧途，在资本市场上资源就会被错误的配置。如果说财务报表是一种资源分配的手段，那么相互对抗的会计方法的滥用就会导致整个经济中效率不高的分配投资资本。”
3. 对经济增长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
判断一国经济增长与否以及增长的程度、速度，往往要借助于大量的会计信息。如企业是否有效地利用了经济资源、改善了财务结构、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和盈利能力等。不同会计政策的选择会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必然会导致与经济增长数据计量有关的财务指标计算的差异，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数据计量的准确性。另外，会计政策的稳健或激进与否对经济增长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稳健性会计政策的采用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经济增长中的泡沫成分，短期来看会降低经济增长水平，但从长远来看对经济增长却是十分有益的；而激进、乐观的会计政策选择则起到相反的作用。
宏观经济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一种运行机制。这种机制既重视和发展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达到促进竞争、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又克服了市场自发性、盲目性的缺陷（市场失灵）。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主要是经济政策和各种经济杠杆，如货币政策、税率、利率、汇率等。会计政策选择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途径主要是其提供的经济信息与实际情况的偏离度。众所周知，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如金融企业会计）能为宏观经济调控直接或间接提供经济信息，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信息基础。而不同会计政策选择会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进而影响到国家以会计信息为基础制定的经济政策的准确性，同时也能影响到经济杠杆调控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3.4 会计政策选择经济后果的例证
1. 石油天然气资产计量方法选择的经济后果
石油天然气资产的计量问题，一直困扰着国际会计学界。20世纪70年代，美国会计实务对石油天然气资产计量方法的选择主要是成果法（successful effort method，SE）与完全成本法（full cost method，FC），人们通过仔细对比，发现成果法与完全成本法的根本区别在于勘探成本的处理上，即前者要求将废井的勘探成本费用化，后者却要求将其资本化。按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CF）中关于资产的定义，资产“是由过去的交易和事项所引起的、会计主体现在拥有和控制的、能够为其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成果法对勘探成本的处理显然更符合理论逻辑。因此，FASB在其1977年发布的SFAS NO.19指出，成果法会计与现行的会计框架是一致的，并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勘探油井的核算方法规定为成果法，取消了完全成本法。由于废井勘探成本的费用化抑或资本化实际上并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根据有效资本市场理论，这一会计政策选择的变更不会对企业的股票价格产生任何影响。但经济后果论认为，这一会计政策的变更会对石油天然气行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采用成果法将与探明储量无直接关系的成本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当期收益小于完全成本法下的收益，期末石油天然气资产小于完全成本法下的资产，使采用成果法的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都差于完全成本法下的企业，必然影响企业的股票价格和负债融资，其经济后果应是十分明显的。此外，在美国采用完全成本法的企业大多数是小的石油和天然气企业，SFAS NO.19要求其改用成果法会降低其会计收益和石油天然气资产，尤其是对那些积极勘探油井的小企业而言更是如此。更低的盈利和财务状况会使其募集资金更加困难，从而影响其勘探能力和竞争力。
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石油天然气资产计量方法选择具有经济后果。Baruch Lev（1979）在其《会计管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以石油天然气公司为例的研究》一文中，研究了在1977年7月FASB关于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的征求意见稿公布对采用完全成本法企业的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ASB在1977年7月征求意见稿的公布，导致采用完全成本法企业的股票价格下降，平均累积市场价格在公告期间下降了约4.5%，对20%的样本有重大影响。Edward B. Deakin 1979年在其《使用完全成本法和成果法的非综合性石油企业之间的差异分析》一文中，分析非综合性石油公司14使用成果法和完全成本法的差异特征。认为采用完全成本法的公司在勘探上更具进取性、较小、更新（成立的时间不长），有较高的财务杠杆，每一美元的收入的资本性支出较采用成果法的公司为多。W. Bruce Johnson和Ramachandran Ramanan于1988年在其《自主进行的从成果法到完全成本法的会计变动：1970～1976》一文中，认为那些由成果法转为完全成本法的企业被发现具有较高的财务风险和进取于勘探活动。Touche Ross &； Co.在1977年的一项关于36家采用完全成本法的企业的研究发现，强制性地从完全成本法转换到成果法，将减少报告盈利20%，减少石油天然气财产价值30%，减少股东权益16%，导致9个企业（25%）正在进行的债务安排失败。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采用成果法或完全成本法对石油天然气企业有着不同的经济后果，前者虽然符合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理论逻辑但对企业有不利的经济后果，后者虽不符合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理论逻辑但对企业有有利的经济后果。企业对利益的追求促使企业不断院外游说以寻求有利于企业的会计政策。鉴于SFAS NO.19可能引发的经济后果，SEC在1978年陆续发布的会计系列公告253、257、258中声明允许企业采用完全成本法向SEC呈报财务报告。结果迫使FASB不得不在1979年颁布SFAS NO.25 ，对SFAS NO.19进行修订，其修订的内容为不再限制完全成本法的应用。
2. 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选择的经济后果
目前，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主要有两种：权益结合法和购买法。虽然两种方法一般不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但是它们对企业对外报告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相比而言，权益结合法下的利润较高、股东权益较低，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通常也较高；购买法下的利润较低、股东权益较高，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较低。当然，如果出现负商誉或公允价值低于账面价值情况时，购买法下的利润则会大一些。但该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极小。权益结合法和购买法下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差异，本质上是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不同所引起的。或者说，企业在两种会计政策下的经济收益是一样的，但作为经济收益替代变量的会计信息在权益结合法和购买法下却不同，表现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不同。这实质上是会计信息对经济收益的替代程度的准确度不同而已。
从有效市场的角度看，只要企业充分披露其会计政策，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的选择将不会影响企业价值，因为投资者有能力“看穿”不同会计政策选择所产生的差异，股票价格不会受会计政策选择的“蒙骗”。因此，管理当局对于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的选择是无偏好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管理当局对权益结合法具有强烈的偏好，以致在兼并协议中规定如果不能保证采用权益结合法，就不实施该项兼并。甚至有证据表明，并购者愿意支付额外的溢价使得一项并购交易符合权益结合法的12个条件。如Weber（1999）审查了42份兼并协议，结果发现有34份兼并协议含有这类条款，有10份协议明确含有若符合采用权益结合法则应当支付额外的溢价。Robinson等人（1990）以1972～1982年的95项企业合并为样本进行研究（其中36项采用购买法、59项采用权益结合法）。研究结果显示，采用权益结合法的企业比采用购买法的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购买溢价，从而减少了股东财富，对资源配置产生了不利影响。Moehrle等人（2000）以1995年11月至1998年6月之间的39家撤销股票回购以保持采用权益结合法的企业为样本，对权益结合法和购买法两种会计政策采用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其发现相对于购买法，公司为了采用权益结合法要支付额外的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