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了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当然仍无法涵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内容。从学术史的角度，有相当多的学者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政治学说史的角度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和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和实践，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尚有许多需要拓展的空间。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的过程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传入的过程也没有系统的研究。这其中的原因至少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性质有关。梁启超曾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总结说：“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专门的素养，更须有各专门学的素养，此种事业，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诸专门学者。”当代着名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叶世昌也直言不讳地说，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至少要面临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双重挑战，增加了研究者的难度，“很少有人愿意以中国经济思想史为自己的研究目标”，因而他才有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后继乏人”的感慨。
近代中国社会，中国进入了急剧的社会变动时期，也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时期。虽然当时参与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人们不可能先验地网罗出社会转型的所有因素，但诸多思想家对构成中国近代化基本要素尤其是各要素间的关联都曾作出过认真的求索。拯救中国近代社会的危机，中国经济要走向近代化，没有先进的经济思想的启蒙和引导是不可思议的。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近代思想家把经济学视为一门“救亡之学”，并对西方的古典经济学、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进行了研究，从中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发展理论。虽然当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却结合中国的救亡要求，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进行了科学的阐释，并科学回答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紧迫性问题，并用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终于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对于这一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历史成果的经济思想的背景研究，成为本课题要解决的核心内容。
着名的经济思想家约瑟夫·熊彼特在论述经济分析的方法时所言：“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属于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和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因此，按照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历史链条，研究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的早期过程，为全面考察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化提供了必要的历史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从经济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的早期中国化，梁启超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这样，本书中的内容与先期完成的《梁启超经济思想研究》中的部分章节间有重合。虽然有个人认识的深化，但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基本学术观点还是能够经得起推敲的。
本项目得到浙江省社会科学界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首先被列入规划为浙江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的研究项目，也被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列为省规划课题。在结题论证中，专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本书的出版得到浙江省重点学科“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经费、杭州师范学院重点学科经费和杭州市“131人才”经费的支持，浙江大学出版社为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09年8月9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