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学史政治构架与叙述理念对经典含义的窄化
在我国小说发展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或出现过某个短暂时期，使得小说创作得以突破正统观念的桎梏，在独立的审美空间获得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喘息机会，但小说“补史”的民族欣赏心理未曾发生根本变革。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借助文学形式对国家、民族、历史、革命进行宏大叙事，更成为文学书写的规则。对《阿Q正传》的评论，也因此走过了一段令人莫名无奈的历史迂回之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文学批评，较普遍地将阿Q视作为一个不觉悟的落后的农民典型，认为小说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揭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尖锐矛盾，同时提出了农民群众解放的历史要求。阶级革命框架和“史”的叙事意识与价值标准十分明显。
虽然这期间不乏学术锐见的发表，但比之于20年代《阿Q正传》的认识不能不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限制下的“时代共识”。“五四”时期，沈雁冰等人就认识到阿Q同俄国的冈察洛夫塑造的Oblomov一样，“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周作人认为“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30年代，许广平认为“阿Q不但是代表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同时也代表世界性的一般民族的弱点”。这些评论都超越了具体的形而下的层面，将阿Q的典型意义引向了普遍的形而上的层面。与之相比较，20世纪50-80年代观点受意识形态的禁锢十分明显。显然，对《阿Q正传》本身所蕴含着的丰厚而宽广的意义浅化和窄化的原因，与特殊年代的文学体制和文化语境密切相关。但从更深层次而言，与小说“补史”的社会功能和价值观在民族个体文化心理的渗透不无关系。对《阿Q正传》的思想与艺术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正是在超越传统史学观念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实现的。人们在总结新时期30年的鲁迅研究时发现：《阿Q正传》中的阿Q在新时期以前曾长期被称作“落后的农民”（或农民）的典型，大量的研究成果曾不厌其烦地来发掘阿Q的“革命”因素，阿Q的不觉悟仅仅被看作是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的批判。即使偶有像冯雪峰那样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在鲁迅前期改造国民性的意义上来理解作品的，也只是将其现实意义严格限定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而80年代以来，当人们真正还原作品，特别是从广泛的历史触角和新的时代高度重新解读作品时，却发现：虽然不排斥阿Q有朦胧的革命要求，但揭示阿Q革命的负面和人物精神、人性中的“陋劣”才是作品的主旨。
大量的研究成果正是围绕后者展开探讨和论证的——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为代表的国民性的痼疾，是落后的生产方式，漫长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意识形态长期在人们心灵上的积淀而形成的精神创伤，其对付痛苦、烦恼、挑战的思想行为和性格特点，由一代代的国民认可、执行，已化为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甚至集体无意识，是整个古老民族的成员尚未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人的标志。正像当年成为民主革命的思想阻力一样，它如今也顽强地在新一代国民中重演，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心理负累。这样，《阿Q正传》的艺术内涵也因新“事实”和新含义的代入而发生了蜕变。
我们引用这段原文，除了用来比较在挣脱了传统观念之后，文学史和评论家对同一作品价值的评估会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之外，更主要在于：这段文字通过对《阿Q正传》意义的精辟论述，将纠正我们对文学时代性固有观念的偏颇，启示我们在新的视阈中审视文学的人学价值，从而突破文学“时代性”的旧观念，实现认识的飞跃。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只是近代中国农村宗法制文化统治下的精神状态，从形而上的意义看，他同时也概括了一切弱势民族群体与个体的普遍心理。而将阿Q置于辛亥革命风潮中，并以渺小的农民个体在经历这场革命过程中的种种遭遇和心理状态来反思历史教训，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由此可以定论，“《阿Q正传》是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我们民族的命运和民族性格的具有社会史诗性的文学，它已经成为一部‘必读的民族典籍’”。
（二）武侠小说
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金庸武侠小说流行于中国内地、香港地区以及台湾地区三大市场，据《远东经济评论》“文艺和社会”栏目的资深编辑西蒙·埃利根粗略估算，在这三个地区中，金庸小说销售量累计达一亿之多，而实际读者则更多。“金庸热”作为一种奇特的“阅读现象”，也引起了小说史家的浓厚兴趣。“20世纪本是科学昌盛的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五四’之后80年的发展，也早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恰恰在这世纪的后半期，金庸以传统形式写成的武侠小说出现了。并且如此长地风靡不衰，这本身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更大的谜。”并且认为：“解开谜底，把金庸小说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金庸研究者共同面对的课题和任务。”其实，从经典接受与时代风尚以及读者阅读心理的角度来分析，解开这个谜底并不十分困难。除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语境之外，就武侠小说本身而言，主要有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的原因。
1.“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等民间理想的虚拟
不可否认，20世纪中后期以来，科学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与此同时，它也迫使人们进入高速度快节奏的劳动生活之中，使身心感到极度疲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的深化，在给人们带来富足生活的同时，也使人滋生对物质疯狂追逐的欲念而导致价值虚脱。此外，由历史转型时期带来的诸如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腐败、法律失信等复杂的社会问题，使得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和加剧。文艺作为灵魂诗意栖息的空间，特别是武侠小说所描绘的古朴醇厚的生活图景与超脱尘世的飘逸诗意相融合的虚拟境界，给备受焦虑和孤独折磨的现代灵魂带来了莫大的慰藉。作为正义、智慧与力量化身的侠客，使人们在哀苦无告、急难无助的现实境地中，于虚幻中依稀看到了替天行道、代地执法的意志与希望。金庸作品被称为“新武侠小说”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全面吸纳传统民间文化的同时，还以精英文化的人文精神贯注其中，表达了现代意识和人生哲理。“金庸作品中的现代意识，便是作者对传统武侠小说一系列观念实行变革、改造的体现，也是新武侠小说之所以为‘新’的重要标志。具体体现在：否定快意恩仇、任意杀戮的观念，以平等开放态度处理中华各族关系；纠正黑白分明的正邪二分法，以是否‘爱护百姓’为新尺度，揭示权力的腐蚀作用；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精神；锐利的针对现实的批判锋芒；用现代心理学观念剖析、塑造人物形象等等。”以现代性改造旧武侠，从而关切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困扰与无奈心绪，这是金庸小说风靡走红，能深入到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主要原因。
2.“话本”剧场效果与市民群体阅读趣味的对接
据史料记载，早期的武侠小说，主要通过勾栏瓦舍评弹说书的方式进行传播。宋代的“话本”至明后文人新作的“拟话本”，都因为需要适应市民群体的趣味，而具有叙事铺陈、故事完整、悬念迭起等特点。古龙在创作中，根据经济飞速发展时代人们的生活特点，对武侠小说加以改造，杂糅了电影“蒙太奇”手法，其场景变幻、情节交错的特点更令读者难以释手。金庸小说也有如上特点。而且，他的高超之处在于特别擅长于悬念的设置，给人扑朔迷离、峰回路转、异彩纷呈的阅读美感。除了保留了传统话本特点之外，金庸小说的语言也丰富多彩，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度，从而使得大众群体的阅读趣味与新媒介时代特点形成了相融与对接。
三、《阿Q正传》的“无时间性”：奠定经典地位
以前所述，在“金鲁之争”中出现的三种不同观点，反映了当代文化的多元价值取向。需要重申的是，我们仍然不想纠缠于“鲁迅PK金庸”与文学“雅俗之争”的话题。事实证明，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学生态的改善和平衡，文学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文艺趣味的“雅”“俗”隔阂正在逐渐消融，分界趋向模糊，而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等级观念也正在走向消解。“文学史的两只翅膀”说，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的出版，便是一个明证。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将金庸列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北京大学严家炎开设“金庸研究”课程，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举办“金庸和20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浙江大学聘任金庸为人文学院院长等大事件，也明确地传递出学院派对金庸通俗文学创作成就的认可态度。2004年11月人教版的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神奇武侠”单元就收录了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节选。从选文的“提示”来看，编者的意图旨在介绍和普及金庸及其武侠小说成就，丰富学生的文化素养。教材提出的“你怎么看金庸小说的雅俗”的等讨论题，颇能吸引青年学生关注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教材的编写确实独具匠心，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与此相比较，2001年人教版《阿Q正传》“教学参考”的资料却基本上仍停留在80年代水平，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未得到及时应用，呈现出相对滞后状态。其次，教学“参考资料”在阐释话语体系方面，基本上局限于阶级革命的学术框架，呈现出浓重的社会学色彩。由此可见，《阿Q正传》后来以“缺乏时代性”为依据而被淘汰出局的结果，也并非意料之外的偶然现象。
事实上，揭示人性中的陋劣才是《阿Q正传》深刻的主题意蕴，这使得小说具有寓言的性质。它产生于当下而指向于未来，它“无时间性”的永远言说和无限开放的空间包容性，使得它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又超越既定时代而走向未来，从而以反映人性、反映主体活动的方式完成了文学在深层次上本质把握时代性和普适性的双重使命。《阿Q正传》作为文学经典的价值不言而喻。《阿Q正传》的“去留”仅仅是问题呈现的一种方式而已，它只是以一种智慧的方式告诉我们：对文学“时代性”的认识，我们还缺乏应有的理性深度。正如一位网友所言：“无论什么时候，鲁迅作品都不会过时，文章中渗透的独立思考，批判黑暗的精神与今天的社会现实根本没有时代的隔阂，因为国人的精神现状依然容不得丝毫乐观。……我们必须庆幸，因为我们有鲁迅先生，就像英国有莎翁，德国有歌德，俄国有托尔斯泰，中国人，不能不读鲁迅的文章，先生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还活着。”对《阿Q正传》是否适合做语文教材问题，学界持有不同看法。
在2010年的“大撤退”讨论中，鲁迅研究史学家张梦阳认为：鲁迅作品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但不等于说鲁迅的所有作品都适合做教材。他以《阿Q正传》为例，说明中学语文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鲁迅“最重要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最适宜的语文教材。至今，《阿Q正传》已经发表近90年了。研究论著汗牛充栋，我本人也下大力气写过27万字的《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一书，在《中国鲁迅学通史》中详细梳理过阿Q学史，但仍然感到没有完全弄懂这篇作品，没有解开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因为鲁迅实在是太深刻了，他在《阿Q正传》中寄寓的思想、艺术内涵实在是太丰富了，他用以表达思想的‘格式’又真是太特别了，是一时难以被后人全部破解的”。张梦阳认为，拿鲁迅研究界尚且难解的作品，作为中学语文教材，在教学过程中，师生都会感到有难度。
如何定位《阿Q正传》的教学目标？如何以一种的适宜的方法传播这部民族典籍？诸如此类，这是鲁迅经典大众传播另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