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拿来主义”：面向世界的文化意识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人类文化世界格局的形成，首先意味着各民族的文化产品因为获得了流通的性质，成为全人类的共享财富。“没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多民族集体曾经垄断过对科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各民族的成就，应该由全世界人民携起手来共同赏识，纵情歌颂。”其次，在世界文化的整体大格局中，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不再可能是封闭的、独处一隅的自给自足，因为流通使得文化获得了一种“系统质”，它必然影响到这个大系统中的各个实体。这样，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就不再是由实体本身而是由实体间的关系所决定。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民族个体自身就必须以自信的文化心态，与各民族展开文明对话，“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在坚持民族传统的前提下，跟上人类文明的发展步伐。因此，处在世界整体格局中的民族文化要得到发展，开放的态度是第一要紧的。从民族文化自身特点与人类文明相通的原则出发，鲁迅首先主张大胆接受，为我所用。他将人类文化遗产比作一所祖上传下来的大宅子，主张不管宅子是如何而来，“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他通过对保守主义、虚无主义、颓废主义等三种不同态度的生动比喻和形象评析，精要地表述了对待文化遗产应该持有的正确观点。
第一种是保守主义态度。鲁迅把持有这种态度的人比作因为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污染了，徘徊不敢走进门的“孱头”。此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极易造成文化的封闭和窒息，最终会因为缺少人类文明的丰富涵养而失去民族文化自身的生命力，这是我们古老的东方国度最容易滋生的弊病。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证明着它一向自尊自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从昔者帝轩辕氏的“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降及周秦因交通梗塞对希腊罗马文明的“未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洎明清两代实施海禁，始终是“屹然去中央而无校雠”。直至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这才有了西方文明的输入。自古“用夏变夷，非用夷变夏”，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独居于天下的自大心态，是变革本土文化的沉重包袱。此种僵硬凝固的文化心态，并不会因新思潮的猛烈一震而发生彻底改变。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批评中国人瞻前顾后保守胆怯的“孱头”心态时这样写道：“一听到俄罗斯，一看见红色，就吓得一跳；一听到新思想，一看到俄国的小说，更其害怕，对于较特别的思想，较新思想尤其丧心发抖……这样的害怕，一动也不敢动，怎么能够有进步呢？”他认为这实在是没有力量的表现，就如同肌体衰老的年迈者害怕食物不消化的担忧是一样的道理。他希望中国成为有自信的民族，并且要有强劲的消化力，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将异族文化作为发展民族当代文化的营养，等到“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他既是理论的倡导者，也是实际的践行者，他留给后人的大量论著和译作已足够说明一切。
第二种“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的“昏蛋”态度，是强加给人类的一种野蛮的文化暴力。内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外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多少文化珍宝和人类精华被兵燹战祸毁于一旦。而当下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文化经典的彻底解构和颠覆，则是在另一维度上对人类文化施行的一种软暴力。
第三种“接受一切，欣欣然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的“废物”，则是文化颓废主义的态度。他们对文明遗产不加甄别，甚至有意排斥抛弃人类的理性和智慧，而独独钟情于物欲声色，恣情享乐。鲁迅的论述对于当下外来文化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潮涌而入的状况下，以及由于抉择不当导致艺术品格和审美趣味由精英高雅层次向大众通俗层次下滑的严重后果，均有针砭警示的作用。
继承和吸收人类文化遗产的目的，在于要使民族的人自成为“新人”，使民族的文艺自成为“新文艺”，是为了让民族文化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从而真正跻身于世界先进的民族文化之林。而当一个民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民族文化间关系决定的时候，则“拿来”是第一着。因此，对处于世界文化大格局中的中华民族而言，首先必须自觉加入世界文化行列，积极主动地吸纳古今中外丰富的人类文明遗产，进入人类文明的前行轨道，跟上时代新潮流，与其保持同步。在此基础上，还要在这同步发展中更新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使之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为人类发展提供优秀的文明产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民族文化血液流畅，呼吸均匀，生机蓬勃；才能在向人类呈现自身的聪慧睿智登上人类文明高峰为世界瞩目的同时，赢得人类的敬佩而自豪。“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道德经》第六十六章）这才是大国的风度，优雅雍容中焕发着青春朝气。因此，作为一个有民族尊严的文化理想主义者，鲁迅基于历史的创痛性记忆，坚决反对文化殖民主义者的所谓“送来”，而是主张以“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态度，“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要认真审视历史，了解国情，掌握民族未来文化发展方向，在与世界各国文化更加广泛深入的相互接触和频繁激烈的碰撞中，进行多向度的、多层次的互动与吸纳，在“融合”和“对话”中完成民族文化重构，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实现双赢。对此，鲁迅曾以日本往昔派出的“遣唐使”为例说明道理。“他们的遣唐使与中国留学生贩新名词，做军火中人，充游历官翻译的不同”，“别择得颇有些和我们异趣。所以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
在鲁迅看来，这日本的“别择”就体现着一种文化智慧。但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日本国的不足，“他们究竟也太采取了，著者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国。尤其是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没有底力；一切都要从灵向肉，度着幽灵生活这些话。凡那些，倘不是受了我们中国的传染，那便是游泳在东方文明里的人们都如此”。鲁迅对日本“遣唐使”在吸收中国文化方面的长短之处都作了认真的分析，认为日本的优点固然值得我们参考，但日本的不顾本国国情，太多吸收东方文化的做法也应引起我们注意。他认为日本学者厨川白村已经为本国开出药方来了：“则在同病的中国，正可借以供少男少女们的参考或服用，也如金鸡纳霜既能医日本人的疟疾，即也能医治中国人的一般。”将别国的经验教训一并“拿来”作前车之鉴，这正是鲁迅的过人之处。
在对外来民族文化的吸收过程中，鲁迅始终坚持从民族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加以有机吸收。他反对“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在辁才小慧之徒或宣扬“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或“竞言武事”之时，基于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民主宪法实施以来造成的弊端与中国实情的双重观照出发，鲁迅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将“个人之性，视之蔑如”，群体观念突出的社会里，个性的觉醒是至关重要的。“诚若为今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曰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当然，在吸收西方20世纪“新神思宗”学说时，他对斯蒂纳等人的“个人主义”学说并非全盘接受，而是作了批判性择取。即使对本民族启蒙者严复、梁启超等人的“人学”思想，他在认同和吸取的基础上，也有所创新与超越。
鲁迅“拿来主义”的思想最集中体现在他的翻译活动中。鲁迅的文化原则在《文化偏至论》中阐述得非常清晰：“此所谓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乃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以此为原则，翻译就成了实现繁荣和发展本国文化宗旨的重要手段。从民族的需要出发，他大多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日本和东南欧民族的文学艺术作品，主要着眼于思想启蒙，认为被压迫者的呻吟和呐喊易为中国引为同调。此外，他借助日本近代文化和西洋文化，“从文艺推出人生”，建构新文化以治疗旧痼疾。他尤其推崇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作品，并在翻译的“前序”和“后记”中强调对本国文化的批评。如在《<；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译者附记》一文中，他特别指出：这篇的“主旨是专在指摘他最爱的母国——日本——的缺陷的。……他却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尤其是很自负的所谓精神文明。现在我就再来输入，作为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帖泻药罢”。与此同时，鲁迅的译介活动对于推动民族文化融入世界整体格局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现代化与全球化是同义词，哪一种主义，哪一种做法最值得效法就都应该学习，各民族对自己的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学习都是为了现代化，向他民族的优点学习也是一样。”无论对世界还是人类文化遗产的吸收，都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时至21世纪，我们对鲁迅的文化观也同样应该辩证分析和有机择取。在鲁迅的时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与先进国家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巨大落差，必然造成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因此，鲁迅本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自然反对国民党政府将文化艺术作为馈赠来讨得西方帝国主义欢心的献媚做法，他害怕这样单方面的“送去”，再加上被异国无耻掠夺的惨痛历史，到了子孙后代，民族文化遗产将挥霍殆尽，这种忧患意识在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到了21世纪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由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西文化在交流中出现了不对等的文化赤字。据有学者通过国家图书馆数据统计：中国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在20世纪共翻译出西方各类书籍106800册，而外国人对中国书籍的翻译仅1000册左右。中西文化赤字达到100∶1之大。在这巨大的数字反差背后，隐约显现的是西方话语霸权和当代中国文化身份的不对等事实，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双重忧患。因此，有学者提出，我们既要“拿来”，又要“输出”，以此达到各民族文化之间交流与发展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时代性、民族性、世界性的原则，在达到人类文化的本质对话中获得本民族文化的创新和繁荣，真正实现鲁迅提出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现代文化理想。
第二节 鲁迅“立人”思想在教育视阈中的当代阐释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公民意识”有着鲜明的现代性质，全然有别于封建专制传统和皇权统治下的“臣民意识”或“子民意识”，其核心是突出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以一个完全独立的主体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在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多重关系（百科名片）。因此，公民意识既强调主体独立和个人权利，又自觉承担对民族群体的责任和义务。通常，公民只有在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里才有存在的可能。20世纪初，在还处于封建皇权统治下的中国，鲁迅的现代公民意识却达到了如此成熟的程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从大唐的鼎盛渐趋衰落，此后历经数朝外来民族的统治和奴役，至20世纪初期，中国已由文明昌盛大国衰退到被动挨打甚至面临被人类现代文明淘汰出局的危机，每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面对岌岌可危的民族境遇不能不产生焦虑和忧患。当时，鲁迅远在东瀛日本，既非思想界启蒙前驱，又非革命军中首领，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甚至只是一个尚未彻底脱离封建专制统治的不自由的子民，但却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情和对民族的责任感，参与拯救民族的文化讨论，并向着这个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来。他是万马齐喑黑暗王国里的第一批现代公民，他所表现的现代意识与思想水平达到了令人敬佩的超越世纪的高度。
鲁迅的“立人”思想萌生于20世纪初中华民族历史转型的非常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