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穷人》的主人公杰夫什今是个小人物，虽然他心地善良，自食其力，愿意将自己当做人。但他惶惶不安，懦弱无能，贫贱可怜，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一块“破抹布”而已。这种异化的结果使得他十分屈辱，他害怕被别人当做“虫”，当做“破抹布”。他虽然已经感到现实中的他只是“虫”和“破抹布”而已，但他的内心始终充满了对这种既成事实的挣扎。主人公痛苦绝望的心理，正反映着他对荒谬处境的清晰认识，以及他对于自我尊严被羞辱甚至践踏之原因的追问和疑惑。有学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杰夫什今向自己也即向人自身提出“我是谁”、“我对于别人是什么”、“人是什么”的问题，使得小说“具有耐人寻味的象征性和哲理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把‘人’的问题从形而下提升到了形而上”。这是他超越果戈理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小说《双重人格》《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篇，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关于“人”的重要主题，主人公内心充满了“人是兽”，“人是蟑螂或虱子”，“人是上帝”等的疑惑。“关注于面临和遭受异化的人的内心痛苦和恐惧”，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表现出浓郁的现代意味。与之相比，在同样贫困的生存境遇中，阿Q式的中国人对于自身认识一无所知的原始和蒙昧状态，正是“人”的独立性根本缺失的表现，也正是鲁迅和一切有理性的现代人感到悲哀和绝望之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此之谓也。
阿Q也有过切实的痛苦。在赌摊上先后被人合伙算计殴打，不但有皮肉的创痛，而且还关系着生计问题。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阿Q实在没有记性：“他睡着了。”阿Q深受戕害，自欺欺人，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令鲁迅感到深切的痛心和至深的哀怜。阿Q的无自我意识还表现在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他的一切意识都被文化传统所规范和控制着。他习惯于用既成的通行的习俗来规定自己的思维和语言。如关于女人，这是人生食色性中的必要内容。阿Q年届而立，被小尼姑的滑腻的皮肤唤醒压抑的念头，这原属最正常的人性。但阿Q的想法却是：“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但阿Q却把这合理的性欲望归结为“女人是祸水”：“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阿Q的无意识还表现在生死关头的懵懂。因为与吴妈恋爱而陷入到只剩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的穷极潦倒的处境后，“他决计出门求食”。“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阿Q因遭人诬陷偷盗抓进监狱又被判死刑，要在自己的死刑状上画押：“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等到在押途中突然意识到：“这岂不是去杀头么？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喤的一声，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直到在临死前一刹那，对那些看客的眼睛才有了一些迷茫的意识：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近不远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救命，……”
然而阿Q没有说。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
由以上分析可见：“阿Q其实是一个没有自己思想的行尸走兽，他的滑稽，就主要表现在把别人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他的更深刻的悲剧，也就在于灵魂的被驯化、被剥夺而导致的空虚，在于他和同类之间因为这种空虚而相互隔绝，没有同情心，在于他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清醒的生存目标。”鲁迅通过塑造阿Q这个文学典型，不但概括了普遍存在于弱小个体和民族中的“精神胜利”的社会心理病症，而且更为主要的是表现了他对长期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对人的主体意识驯化的忧患。处在懵懂愚昧状态中的阿Q，显然是人类心智不成熟的典型。在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除了人对客观外界的认知受到的限制之外，最大的阻力恰恰来自于人对自我的意识的匮乏。而对于人的个体意识的唤醒和强化，正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神圣使命。它在成为鲁迅思想精髓的同时，也成了当代人阅读鲁迅的重要维度。
二、在审美愉悦激荡中完善道德理性：“人应如何”
在本章第一部分，我们认识到自由是人的追求目标，为了实现这个至高的目标，人必须首先认识自我，继之在此基础上认识自己的同类——人的类的本质属性。在文学阅读中，人由个体自我达致类的归属，主要依靠阅读的审美愉悦沟通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得以实现。作为一生以探究中国人和中国人命运为己任的文学家鲁迅，他所创作的文学典型显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帮助读者认识自我到认识中国人，甚至认识人类本质属性，从而满足人们的阅读需要。这已经在以上分析中得到了证实。然而，人对自由的追求并不是无度的、随性的，而是有限制的、理性的。人对于“人是什么”的认识只是追求自由的必要条件，属于“知”的范畴，属于感性的、现实的层面。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考虑“人应如何”。后一个问题属于“行”的范畴，属于理性的、理想的层面。人之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他有理性，“（除了知识理性之外，还应该包括‘道德理性’）有自我意识，他不仅能感觉到自身而且还能思维到自身，懂得自己应该怎样活，怎样活才有意义。这样，人的生活就进入了一个理性的层面、理想的层面”。在感性和理性“这两种牵引力之间，如果理性的力量大于感性的力量，人就会不断走向自我超越，使自己的人格不断得以提升；反之，若是感性的力量大于、甚至胜过理性，那么人就必然趋于沉沦。这表明人就是这样不断地处于自我建构的过程中，人的生存状态之所以各种各样，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这种张力状态中人的不同的自我选择”。（王元骧语）由此可见，只有在文学的审美中，将感性与理性两者结合起来，并且由理性牵引感性，才能实现人对现实的超越进而到达自由的境界。
（一）与鲁迅精神世界建立起深层的灵魂联系
“人应如何”的深层内涵就是：“人应当怎样做人？怎样生活？”其中包括如何处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等诸种关系，还包括人应当怎样看待“生”与“死”等终极问题。研究“人应如何”属于“善”和“美”的范畴，它“是人类价值理性所诉诸的领域，主要研究世界‘应当怎样’的问题，尤其是要解决人类的世界应当怎样的问题。人类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完全不同，在这里有许多种甚至是无数种可能性，需要人类利用理性智慧去权衡，去判断，并作出符合人类善与美的理想的明智选择。善和美就是这样一种代表价值判断和选择的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常说道德是一种价值理性，是一种关于人类应当怎样的智慧。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理性智慧，它表达并设定一定社会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引导社会发展方向，规定社会发展目标，把握和调整着社会各个方面的善及其合理性。这些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深深渗透在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等各个领域，无处不在地发生着作用”。可见，道德是一种表达关于“应当”的理性智慧。文学作为一种渗透着作者审美价值判断的“应然”的人生图景，必然能够给读者提供人的生存真理。不过，文学与伦理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渗透着作者主体意识和情感色彩的“我的”理性智慧。由于是感性的图景式的“我的”个人的体验方式，因此，较之由概念和逻辑演绎形式出现的道德训诫，更能为读者所接受，这恰恰是文学教育功能的魅力所在。
作为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以“人”的感觉、知觉、情感和精神正常发展和解放为主要使命的文学大师鲁迅的艺术杰作，在“人应如何”方面所包含和呈现的道德理性智慧，无疑在最广大层面上荟萃了人类的价值精华。在本书的前面几个部分，我们已经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鲁迅文学经典体现在这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植根于民族历史深刻体认的爱国主义信念；民族个体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将个人价值追求融入民族振兴的伟大实践；现代知识分子情结与自觉的社会干预意识等宏观的道德内涵。此外还包含着他站在平民的立场，对于弱势群体与个体生命所采取的人道精神与悲悯情怀等。这些内涵丰富的价值理性和人文精华，在国内通用的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中都有体现，对于成长中的莘莘学子是最好的人生启蒙教材。
但毋庸回避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由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我们在鲁迅经典的大众传播中将鲁迅高高地搁置于“民族魂”圣坛，片面地强调了鲁迅后期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的政治革命意义，而相对忽略了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丰茂充盈的精神世界，在阅读中，对于鲁迅自我灵魂的严格解剖、忏悔意识以及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等有关精神世界的深层意义不但视而不见，甚至出于某种避讳而放弃了。这不仅是读者了解鲁迅精神与思想的一个缺憾，而且，从“人”的内部世界的建构而言，失去了如此重要的精神资源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莫大损失。
如我们最熟悉的篇目《祝福》，在以往的阅读中，我们习惯于站在阶级的立场，以一种阶级的感情去同情主人公祥林嫂的悲剧性遭遇。以后，我们又从文化的角度剖析祥林嫂命运的深层原因，这比之于政治意识形态化解读固然是一种可喜的进步，但是，我们往往忽视鲁迅小说中的“我”的存在和意义。从更深层次而言，“我”恰恰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的重要载体。在小说中，“我”是在访友途中遇见了祥林嫂。她的衰老、麻木、濒临死亡的境地，令“我”十分震惊。祥林嫂出乎“我”预备她来讨钱的意料，而是向“我”这个出门在外、见识又多的读书人问了三句话：“一个人死了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的人，能否在地狱里见面？”
当一个行将入土的苦难魂灵向“我”发出求助时，“我”直觉到问题的沉重，这三句看似平常的话，却关系到她的生死。同时我意识到就祥林嫂的生存境遇而言，这又是一个两难的“荒诞”的问题。“我”唯一的选择只有逃避，“我”以一句“说不清”敷衍了事。然而道德感却使“我”不能安心。“我”感到“不安逸”，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而且这不安愈加强烈，尽管“我”采用教育家批评的处世妙方和城里的美味佳肴等种种借口来宽慰自己，都无济于事。直到噩耗传来，“我”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对自我的良心进行了严厉的拷问。“我”在雪夜的静谧中回忆祥林嫂的悲凉一生，咀嚼这颗饱受痛苦的灵魂。这是“我”带着罪感献给祥林嫂的没有仪式的祭奠，是浸透了悲悯的无痕的悼亡诗，是回响在荒原上的凄凉而又深情的安魂曲。雪夜里绵长的回忆照亮了人间的黑暗与罪恶。不难看到，在小说中呈现的是鲁迅式的灵魂拷问，而“我”则有着作者自我的身影。“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在《墓碣文》中，鲁迅这样写道：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离开！……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