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作出了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决定，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时期，教育事业空前繁荣。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社会力量办学的勃兴、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提前到来、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教育问题的尘埃落定，等等，这些重大事件都彰显着中国教育的不断发展与改革。但是，教育属性问题，教育产权问题，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义务教育的投资办学体制问题，民办教育的盈利问题，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教育作为务行业的应对问题等等，仍然困扰着我们，并且成为教育深入发展的瓶颈。对教育制度的“争论”、“探索”、“改革”、“创新”等成了新时期教育的主题词。
第一节 教育发展沿革与现状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体制创新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作为教育领域改革的核心变量成了一切改革和发展问题的前摄性问题。回顾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20世纪80年代初期更多的是对过去教育制度的反思与批判。9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了新时期教育发展的制度探索与大胆的突破期。从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到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从《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到《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我国教育界进行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甚至颠覆性的变革。
（一）教育制度的恢复
“文革”结束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但是我们党深刻地认识到教育这个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存危亡的重大问题的严重性，立刻着手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和全面恢复教育秩序工作。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教育战线全面拨乱反正，整顿秩序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使教育界成为当时全国最早全面推进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战线之一。
1977年冬高考制度的恢复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标志着我国全面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的开始。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育计划试行草案》，从而确定了中小学的基本学制和课程设置，同年9月，教育部又分别重新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全日制中学和小学的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学制的恢复与重建，使学校迅速摆脱了混乱局面，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方向。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我国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学位制度，把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推进一个崭新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总目标时，更加明确地把教育作为战略重点之一，并且强调搞好教育是关键。1983年9月，邓小平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成为指导我国教育改革的根本方针。
（二）教育改革的探索
1985年以后的十年间，我国的教育改革呈现出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的局面，无论是从教育的管理体制、课堂教育体制或是学位体制等，都进行了探索式的改革，并初步取得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把教育体制改革与同期进行的经济和科技改革紧密联系起来，会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指导思想，将教育改革纳入到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之中，从此，我国的教育改革正式拉开了序幕。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要“把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根据优先发展教育的思想，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大政方针，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向前迈了一大步，从此，教育改革全面铺开。
1986年，经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义务教育法》，从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保证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在教育投资上变全靠国家负担的体制为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为辅的体制。实行基础教育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办学积极性，使我国基础教育在短期内取得重大进展。
下城区教育在这段时间也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肃清“左”的错误影响，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义务教育法》，下城区积极进行教育改革，面向全体学生，面向全体学校，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发展。
1978年拟定区的《学校八项规章制度》，充实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恢复区教师进修学校，设立局教研室。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实施区教学工作《三个常规》、《年段验收制》等，强调“功在课前，重在课内”，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1981年、1982年，下城区小学毕业生在全市升学考试中及格率均达96％以上，居全市前茅。1983年，各小学从五年制改为六年制，并实施课程改革。同年创办全省第一所弱智儿童辅读学校健康路小学，积极开展弱智教育研讨。
1984年，经区政府批准，率先在杭州市实行教职工岗位津贴。1985年开始学校领导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发挥学校办学的积极性。为办好所有学校，1987年设立局视导室，制定《视导工作暂行条例》和《下城区小学办学水平评估标准》。
为保质保量地贯彻、实施《义务教育法》，下城区克服困难，深入挖潜，平稳渡过1988年至1995年的小学入学高峰，合计净增学生8000余人。1993年顺利通过省政府首批“两基”验收。1990年安吉路实验学校试行九年一贯制学制改革，1992年合并武林中学，1995年创办国有民办大成实验学校。1997年，石桥中学等8所学校划入下城区教育局管理。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这些方针和政策，使职业教育焕发出勃勃生机的景象。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从初等到高等的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初步形成。
在相关政策的指引下，下城区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教育改革。1992年出台区《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八条意见》，积极推行校长负责制、岗位聘任制、结构工资制的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制定区《学校管理考评标准》，培养、选拔青年干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学校发展增添了活力。实施教学流程管理，加强教学质量的监控与反馈，探求“轻负高质”之路。1994年下城区小学毕业生在全市中学新生素质测试中位居第一，安吉路实验学校首届初中毕业生中考成绩全市第一。
我国高等教育在管理体制改革上也有较大的突破，高等教育在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可以自主开展联合办学，接受委托培养，自主分配毕业生，还可以自行调整专业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和选用教材等。还改变了以往全部按国家统一计划招生的体制，实行国家任务计划和调节性计划相结合，改革了高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的就业制度。改革了办学体制，打破了政府包揽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
我国的教育法制建设在这一时期也逐步地完善起来，这对教育改革和发展起到了规范作用。下城区在这一时期，紧跟国家政策步伐，加快社区教育发展，形成了以街道为中心，居民区为基础的社区教育模式。1989年，市政府决定，下城区先行试点社区教育，社区工作经验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全省推广的先进典型之一。1993年开始每年对全区6个街道的社区教育进行全方位的评估。1995年，社区教育经验在全省推广，并在全国大城市社区教育研讨会上介绍经验。
（三）教育改革的深化
1995年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正式提出科教兴国发展战略，这是全党全社会对新时期科技和教育战略地位认识上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它对我国教育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同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为我国深化教育改革，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1996年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其中把科教兴国战略作为基本国策，同年5月八届人大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的实施，推进了职业教育的改革，使我国的职业教育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它对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发展职业教育给予了法律上的保证。
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面教育工作会议，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提高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为重点，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振兴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二、教育体制创新现状
制度创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还在于它不断提供着对个人或组织进行生产性活动的激励。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曾经指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基本的要求是潜在投资者应该相信，他肯定能收回自己的货币，再加上对他把自己的财产用于投资而不是用于消费这一行为的某种补偿。而产生这种激励的动力源，既不是知识创新，也不是技术创新所能够独立提供的，必须以制度化的保证作为基础。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促进与制约作用在教育制度的创新过程中体现得较为突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大刀阔斧，并取得了长足发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在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也加快了步伐，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对于教育的敏感区也进行了大刀阔斧改革，逐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
（一）不断突破改革新思路
从改革的思路上看，我国目前教育体制改革有很大突破，大体上在两条线上探索前行。第一条线，是在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基础上政府主导的改革，包括教育管理、办学、投入等体制、招生分配和学校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其中，管理体制改革一条明显的主线，就是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统筹权责。与此同时，在财政难以完全满足水涨船高的经费需求情况下，办学和投入体制改革使得社会资金得以进入教育领域。第二条线，是由下而上自发地进行的一些改革试验，有些确实成功了，暂不说教学改革，就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是在少数地区内部实验，然后才被纳入国家政策及立法的范畴。
同时，我国继续深化由政府包揽办学的体制的改革，已经初步形成政府办学为主与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相结合的新体制，在广东、上海、海南等地区已实行了“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的办学形式，普通高等教育实行了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积极参与，各方面联合办学的体制，某些科类的高校正在试行以学生缴费和社会集资为主。毕业生就业制度已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不断完善。毕业生通过人才劳务市场采取自主择业的就业办法，与此相配套，建立人才需求信息、就业咨询指导、职业介绍等社会中介，为毕业生就业提供服务。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下城教育以实施素质教育现代化为契机，开展小班化教育，出台“减负”举措，提出“减负不减质，减负不减责”的要求，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中小学生读书、科技、劳技、卫生、体育、艺术等教育活动形式多样，成效显著。2000年4月，延安中学等9所市属中学下放至下城区管理，增强了教育力量。2003年新课程改革实验稳步实施。2008年1月，被确立为浙江省教育均衡发展实验区。2008年6月，下城区被确定为省区域推进“轻负担高质量”联系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