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坚
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引航者。历来，杭州大学领导层多为工科、理科的，他们对文科特点很少了解，有的甚至发出诘问：文科有什么用？自沈善洪先生从省社科院调到杭州大学任校长（1986年初）后，杭州大学特别是其文科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因为自己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沈校长对文科尤其是中文学科予以特别关注，为之苦心擘画，殚心竭智地扶持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从中文系申报教育部文科基地到各学科博士点的筹划认证，一直到年轻人才的发掘和青年师资的培养都关怀备至，费了他不少的心血。作为一位学人型的领导者，他不做高高在上的“寡人”。很多事情，他知道得很早很具体，如谁发表重要文章、著作，有时比作为系主任的我还要了解得更快。系里谁的课上得深入浅出，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热情，谁的课内容陈旧，索然寡味，他颇多了解并时有评骘（不一定都准确）。在汇报学术梯队时，漏掉了某位很有潜力的年轻骨干的名字，他也能当场提点。有的年轻教师经常会自己跑到他的办公室谈科研项目，乃至于职称、房子等。我感到他有一种让人亲近，愿意向他反映情况、倾诉中怀、交流思想的吸引力。
更为可贵的是，他对文科发展所提的方针思路富有战略性，他思想开放，锐意伸拓，不屑于规行距步，安常蹈故。中文系是传统深厚的、有悠久历史的系科，有很好的治学传统和优势。他要求在原有基础上开拓创新，明目扩胸，倡导要面向社会和时代，面向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建设，走在时代潮流的前端，不能吃“三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和古典文献学）的老本，特别是在现当代文艺研究等新的学科领域要力争创出自己的特色。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不遗余力地带领中文系正本清源，批判极“左”路线，吸纳借鉴新的文艺思潮，强调学术探讨不要受条条框框的束缚，要敢于突破禁忌有自己的发现，彰显独立的学术见地，特别是对现代文艺思想、文艺运动及创作要不怕触雷——政治失误，要敢于面对现实，敢于讲真话，总结新鲜经验，提炼新的思想理念，促进汉语言文学学科的繁荣。
谈到人文社科，必然会涉及学术自由的问题。大学管理者对学术自由的倡导和保护，更关键的应表现为在大学内部培植宽松的学术氛围。
沈校长非常注意这种氛围的营造，邀请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夏衍到杭州大学访问就是其一手促成的，足可见其视野的开阔、目光的深远。
1986年春夏之交，夏衍来到杭州，我到西湖汪庄国宾馆去看望他。
回来后我与沈校长随意交谈时，提到夏公问起杭州大学的情况，并提议可否请他来杭大看一看，讲一讲。当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时任教研室副主任）。沈校长立马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夏公是我们文艺界的前辈，也是革命的前辈。他正想听听社会各界对高校办好文科的看法，像夏衍这样有广阔丰富经历和人文精神涵养的人的点拨，那是再好没有了。他要我代他正式邀约，并叮嘱说：“你定好时间，我一定来。”
5月19日下午，原定于2：30开会，沈校长提前半小时就来了，而且还邀了当时主管文科的副校长金锵教授早早地到东一教学楼下迎候。夏公一下车，他迎上前去，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再上前握手。我在一旁作介绍。夏公问：“校长尊姓大名？”沈校长回答：“我是沈善洪。”“你也姓沈？”“我是浙江平湖人。”“我在德清读过书的，都是杭嘉湖的，是同乡也是本家。”两位的对话是如此的家常、亲近而自然。沈校长对于这位左翼（革命）文化的老前辈的钦仰和温情溢于言表。
座谈会开始，沈校长致辞，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客套，很简洁。沈校长首先表示了对夏公的热忱欢迎。他说，夏公是现代文化史上功勋卓著的战将，与鲁迅一起跟文化围剿做斗争，是地下党在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又是杰出作家，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他在年轻时看过报告文学《包身工》及电影《祝福》、《林家铺子》、《烈火中永生》等，很成功很受教育。然后他介绍了文理为主、多学科交叉的杭州大学概况，表示想振兴发展文科，并在原有基础上发展日、韩研究所，诚恳地敦请夏公提供意见和宝贵经验。
夏衍与杭州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共同探讨浙江深厚的人文资源和建国后人文学科受到极“左”路线的摧残，民族文化传统与外国文化的引进和融合等问题，然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今物质文明上去了，在建设精神文明方面起很大作用的人文科学如何相应地跟上去？夏衍说：“建国三十七年来，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也有过不少的失误。主要是照抄苏联模式，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没有花大力气抓教育，特别是轻视乃至歧视知识分子。缺乏智力资源比缺乏物资资源是更可怕的。”在谈到照抄苏联模式时，他进一步发挥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学的只有一本《联共党史》，这中间有许多地方写得很好，例如谈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等，但也应该看到，这本书也不是没有缺点，其中既有个人迷信，又有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几次清党，我们都把这些错误的东西也学过来了……列宁死得太早，对于在苏联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还来不及找出规律性的方案。列宁是讲民主的，党内有不同意见，他的主张遭到挑战的时候，他就是号召全党辩论，甚至推迟党代会，让大家讲话。列宁死后就不同了，党内民主渐渐地消失了，办法是一次一次地清党。”这一段话，说得何等爽利、痛快。夏公是以自己含血带泪的苦难经历和生命体验，向后代们诉说他对历史的深思。
夏衍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接待的最高级别的一位文化名人（作家）。他的讲话视野宽广，分析精辟，富有说服力，师生反映强烈，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引起校内外广泛关注。送走夏公后，沈校长交代我将讲话稿整理出来。我将记录略予梳理后，以《适应时代面向未来》为题寄给夏公。夏公非常认真，仔细作了删改，并就此事给我写过两封信。信中说：“您给了我一份苦差事，上了年纪的人，讲话就会啰嗦，所以那份记录稿在我手边压了好多天，先是打算改一下，结果还是重新改写。”并特别叮嘱“最好请沈校长审阅后再发”。我怕打扰校长，直接将文稿交给学报编辑部，没有想到学报一位编辑看了讲话稿后由于涉及批判苏联模式的内容感到“吃不准”，径直给夏公去了一封信。信中说到学报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根据“内外有别”的原则，对涉外稿件比较慎重，按照宣传部门有关文件的精神，当前，我国报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内部事务一般不做公开评论，不要点名批评。为慎重起见“希望您对讲话稿中涉及苏联模式和斯大林问题的文字做些斟酌”。夏公阅后很感意外也有点生气，随即在来信的稿纸上用红笔写了一段话让我转达：“来示拜悉，已作了一些修改，如认为仍有不妥，则可加注‘文责自负’字样，或退回，不打算再改了。关于苏联模式的事，虽则未见诸‘红头文件’，但报刊上已不止一次有人提过，其实，对于斯大林，早在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已经提到过了，所以我认为年轻人知道一点，也有好处。”
事情至此，我赶紧请示。沈校长大略翻了一遍，说：“有什么问题？我看也没什么问题，这段历史他讲得好，讲透了。编者过于小心谨慎了，我看不用修改，夏公的稿子就这样发！”这番话说得很干脆，毫不含糊，真是一诺无辞，掷地有声！我立即向有关编辑传达了校长的意见，就这样，夏公的讲话稿才得以在《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四期全文发表。文章发表后，夏公将此文收录到文集《天南海北谈》中，据此，我妄自猜测，夏公对这件事的处置是满意的。后来他还将由他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20册）专门托人辗转送到杭州，赠给了杭州大学图书馆。
可以看出，与那种畏畏葸葸奉命唯谨的做法截然不同，沈校长思维敏锐，处事果断，敢于“违条犯禁”，自主决断，勇于承当风险和责任，这显示了中国学者、当代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格，让我深为感佩。试想，如果缩小了学者的言说空间，不管是外在限制，还是所谓的自律，学者们都很难就敏感问题公开发言。在那个“心有余悸”的年代里，沈校长却能保有如此开放包容的思想襟怀，实属不易。正是在这种学术精神的引领和示范下，一批自由率性、立体鲜活的人文学者才脱颖而出，为学校人文学科发展取得历史性的跨越奠定了斐然可观的坚实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的研究领域从原来现代文学、鲁迅研究转到话剧史和夏衍研究。每每写出一些有关夏衍创作、评论方面的文章，沈校长都屡屡加以鼓励。见面时他常常会提及夏衍近来如何，你有什么新作？80年代最后一个秋天，我到北戴河出席一个话剧史的研讨会，路过北京时探望了夏公。返校后向沈校长作了汇报。其时，国内文化知识界“左”的气氛趋浓，有人正眈眈旁伺，又要拿夏衍开刀。沈校长对夏公处境不无担心。当我谈到夏公近况如常、泰然自若、宠辱不惊，并转达他对沈校长的问候时，沈校长脸上漾起一掬温慰的笑容，说道：“是啊，那些人现在掀不起什么大浪的，再来批夏衍批巴金，谁听他的！”当时谈话的情景，至今想来还历历在目。面对一股涌动的暗潮，他言辞爽断，风骨凌然，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过了不久，有次见面时他问我，夏衍的作品出过全集吗？我说还没有。他即鼓动我说，你应该考虑。当然，这件事谈何容易。在沈校长的鼓励怂恿下，我到省里去呼吁，与有关方面商讨，终于经过三年多的酝酿，奔走，浙江文艺出版社于2005年才出版了16卷本的《夏衍全集》。我是编委之一，编了其中6卷，执笔撰写了全集的序言。在夏衍研究上，如果说我还做出了一些成绩的话，那是与沈校长的关心和诱掖分不开的。对这一点，我一直是扪怀知感，至今犹未淡忘。
大树根深，其质乃坚；高山流水，其声乃远。沈善洪先生的学术风范和精神魅力，当为我辈永远敬重顾惜，并孜孜引为学习的楷模。
[作者简介]陈坚（1937-），男，江苏南通人。196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1996年任中文系系主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著有《夏衍的生活和文学道路》、《夏衍的艺术世界》、《现代中国文坛巨子鲁迅》、《夏衍传》（合著）、《20世纪中国话剧的文化阐释》（合著）及《<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不应否定》、《论新时期话剧的现代品格》等著作论文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