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理二班”即将结束它短暂的生命，不过“谢幕收场”时，还是挺当回事的，不仅人人要写个人总结，而且还要写毕业论文。在设定论文时，我鬼使神差地选择了魏晋玄学作为对象。据说在当时的一百多名学员中，我是唯一以中国古代哲学为题作论文的。这篇所谓的论文，后来不知怎么转到了沈老师手里。沈老师也许见我还有几分潜力，便收为门下。就这样，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走进了学术研究的殿堂。到哲学研究室工作后，沈老师就要求我在科研实践中逐渐提高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想走出一条通过老同志传帮带，使年轻同志不断获得科研实践的办法来尽快培养人才的新路。沈老师不仅如此要求，更是以身作则，亲自指导我以朱舜水为题撰写论文，还让我当他的助手，为浙大双学位的学生讲课（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上讲堂）；后又不失时机地推荐我去吉林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进修。正是在这样的边干边学的过程中，我才接受了较为系统地中国哲学史的训练。从吉林大学回来后，沈老师又指导我撰写有关阳明学方面的论文。当时阅读古籍相当困难，好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藏有不少明人文集，于是我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古籍部读书作卡片，尽管效率很低，但慢工细磨，也算粗略掌握了有关阳明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并试着从王畿入手开始了对阳明后学的初步探索。没多久，沈老师又让我与他一起申报了“从王阳明到黄宗羲”的研究课题，只是由于自己的不自信而半途放弃了。但沈老师并没有责怪我，而是继续鼓励和帮助我，还推荐我随吴光先生于1987年春赴日本访问。半个月的游学，我参访了著名的九州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和筑波大学，见到了冈田武彦、荒木见悟、岛田虔次、山下龙二、高桥进等学术大师，使我的学术生涯发生了重大转折。回国后，沈老师又根据我的意愿，于1990年推荐我去日本九州大学教养部研修，师从国际著名汉学家和阳明学专家冈田武彦先生。从日本回国后，我因协助时任社科院院长的王凤贤先生组织和参与“中日联合王阳明遗迹考察”及其他中日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并承担了来我院进修的五届日本留学生的教学与管理工作，而暂时搁置了已有一定积累的阳明学研究的课题。其中有一阵甚至有过政治参与的意识与激情，也有过下海经商的冲动与短暂经历。但回过头来却发现，鄙人不才，智商平平，且更深知，凭余之个性，一涉宦途，即显稚嫩和迂腐；一入商海，便生心悸和不适。遂畏官场如蛇蝎，视商界如虎豹。唯觉在如今虽谈不上清净但尚属淡泊的学问界，还能保持几分自我的空间。于是又静下心来，重操旧业。在庆幸自己尚未落伍太多的同时，却又深为自己曾多次失去在国内或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而懊丧，以至心灰。就在这进退维谷之际，又是沈老师和冈田武彦先生伸出了襄助之手。沈老师先是让我报考他的硕士研究生，后又鼓励我直接报考复旦大学潘富恩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最后经冈田武彦先生、王凤贤先生及沈老师的鼎力推荐，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柴田笃先生热忱邀我去九州大学作一年访问研究，并接受了我利用这段时间继续完成多年前未修完的大学院博士生课程的请求。
回国后，柴田笃先生又在百忙之中，指导我修改和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日文博士论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些中外导师们推着我一步步走进学术殿堂的，不然的话，在这枯燥乏味的故纸堆及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各种难以抵挡的诱惑面前，也许我早就半途而废、改换门庭了。
讲了一大通个人“琐事”，接下来再说点沈老师在社科院时期和走后不久发生在“理二班”身上的几件“趣事”，从这些事上也可以看出沈老师的为人和风范。
1980年4月，“理二班”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其中的参与者，少数的“自找门路”，多数人则哪来哪去、各奔东西。不知是幸运还是无知，有21名（占了近五分之一）小青年回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社科所。从此，关于“理二班”的是是非非，便在另一场合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下来。二十多年来，围绕着这伙人，发生过几件现在看来实属“滑稽”又啼笑皆非的事。如今道来，虽不免使人难堪或者伤感，但亦颇有几分趣味，令人困惑，发人深思。
一是“初评职称”。1981年秋，社科所开始了重建以来的首次职称评定工作，给“理二班”出身的一批“小青年”以某种合法“名分”，这无疑是最好的机会，也是当时以沈老师为首的学术委员会的良好心愿。说实在话，从当时的学术水平看，能参加实习研究员的评定，已算是“幸运”了；然从实际能力看，又是理所应当的。于是，当时围绕着这批人的职称评定问题，竟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即使在这帮小青年内部，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能被评为实习研究员是“受宠若惊”；另一种则针锋相对，认为讲出这种话的人是“哗众取宠”。这样的“对立”，好多年后都未消失，它反映的其实是不同的自我定位与不同的评价标准。
二是“考试风波”。在恢复职称评定之初，学术委员会就决定，凡申报实习研究员的人，都必须参加考试。考试试卷分别由方民生（经济学）、谷迎春（哲学）、王铁生（外语）、陈铭（古汉语）出卷并审卷。后来在哲学卷的审卷过程中，出现了一件令当时领导不太高兴的事。某位基础不错且被沈老师等看好的人，试卷被评为不及格，于是便发生了一点冲突，沈老师等要求重新打分，审卷者则坚持己见。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因为评分尺度的把握问题，但实际上却反映了当时院内的某种情绪和倾向。因此，“考试风波”与“职称初评”是有内在联系的，或者说是前者的自然延续。
三是“分房纠纷”。1984年10月，我院第一幢宿舍楼竣工，当时基本上人人都可分到房子，不同的只是层次与朝向。“分房纠纷”即由此而生。“纠纷”的起因出在分房领导小组。在绝大多数青年人年龄相同的情况下，当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按职称评定先后选房；一种主张按出生月份甚至日期先后选房。用现在的观念看，前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即使从“省事”原则出发，后者也会成为首选，而且是不容商量的。此事的“后遗症”，直到多年后都未消除。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个别领导办事作风的简单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同志对“理二班”的偏见和无视。而据我所知，沈老师对这种违反学术委员会评价精神的简单化做法是持反对立场的。
四是“下海经商”。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后，全国掀起了“下海”经商风，我们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下海”风也吹得大家晕头晕脑，“理二班”的人更是纷纷“跳海”。这中间，既有主动“跳海”的，也有被动“下海”的。所谓“主动”，即经不起商海的诱惑、学海的寂寞，尤其是社科院的清贫，而主动离职或“留职停薪”进入商界的；所谓“被动”，即在院所两级“分流”、“优化”、“重组”等政策的“感召”下，不得已或毫无准备地进入商界的。为赚钱也好，被分流也好，其实都很正常；不正常的是，隐藏在人们背后的某种自弃和偏见。后来的结果，当然是除了极少数人成功、发财之外，多数人不了了之，或“上岸”，或“调离”，从此分道扬镳。
五是“下派锻炼”。从80年代后期开始，社科院根据上面的指示精神，时不时地会选派干部和科研人员到基层工作锻炼。乍一看，这是件好事，社科研究人员下去了解国情、省情和民情，不仅应该，而且必须！问题是，不知怎么后来在某些人那里竟慢慢变了味，成了所谓“分流”、“优化”、“重组”等改革措施的工具；名义上是培养和锻炼，实际上却成了“减员”和“诺位”；表面上是被“重用”，其实是被“边缘化”；致使一些人糊里糊涂地下去，又糊里糊涂地回来，更是糊里糊涂地被撂在一边，从此“潇洒人生”，成了真正的“自由人”。若联系地看问题，似可称之为“下派风波”，而隐藏于其后的复杂心理，确实值得深思和反省。
六是“提拔问题”。80年代开始，我院陆续提拔了多位“理二班”出身的人担任各部门的领导职务，粗粗算来，前后共提拔了7人，所占比例应该说是比较高的。于是便引来了一些非议。在一段时期内，居然成了院内上上下下议论较多的、也是当时院领导最受质疑的问题之一。而在当时的院领导中，沈老师一直是任人唯贤、不唯学历的坚守者之一。至于这些议论是出于良好愿望还是某种偏见，不太好说，不过我宁愿相信前者。这一“问题”留给人们的思考是：到底是人情使然还是能力使然？是普遍层次低还是个别不够格？是历史的选择还是历史的错误？
七是“特务事件”。在社科院历史上，有过真犯错误的人，也有过犯“傻”而被误判为错误、受到处分的人，甚至还有犯刑事罪的人。其中“理二班”就出了个“人物”。此人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而是利用在社科院工作的便利条件，向境外敌特组织出卖情报，出卖灵魂。这在省府大楼内可是件惊天动地的事。一时间，不仅使社科院声名远扬，更使“理二班”声名扫地。有人说这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也有人说这是特例，不代表整体素质。当然，此事后来很快就过去了，对社科院、对“理二班”，影响都不大。
八是“留学风潮”。顺应时代的潮流，80年代后期开始，从“理二班”里也走出了一个个漂洋过海的“海漂族”。其中既有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被迫”出走的，也有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光荣”出国的，更有被质疑学历不够而“郁闷”溜走的。联想到本人的出国经历，甚至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当时因受政治的牵连（其实也就是讲了几句过激的话，但被某些人上纲上线。如今想来，学会保护自己，应是人生的第一课），差一点被禁止出国，亏得时任院党委书记的钟儒同志和王凤贤院长坚持原则，出面保护，才使我幸免于难；而沈老师当时虽已不在社科院，但影响力并未减弱，所以本人能顺利出国，应该说沈老师也在背后发挥了一定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倒是那些“光荣”出国的人一去不复返了，而我则是老老实实地按规定归国来为社科院“服务”了。
上述八件“趣事”，说是凑数也行，说是牢骚也罢，总之都是发生过、经历过的事，也是引起过议论或震动的事。它说来不大，但多少能反映出社科院在一段时期内的政事和人事、院心和人心，也多少能够说明沈老师做事为人的某种个性和风范。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啰嗦事，有些能够代表“理二班”这个群体，有些则只能代表笔者个人；有些具有共性，有些则只能反映某个个体。本人绝无想为“理二班”盖棺定论之“野心”！
回过头来看，作为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社科院选择“理二班”及其所培养的一批“半吊子”学人，实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尽管这种选择夹杂着无数的无奈与非议，但只要历史地看问题，就不能不承认，这样的选择在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更何况这还是个二十余人的不小群体（几乎占了当时社科院人员的四分之一）。而这群人中那些略带个人色彩的悲喜剧，其实也是包括社科院在内的整个社会发展过程的悲喜剧。正因为此，直到如今，沈老师仍会向我逐一问起社科院有着这一特殊历史背景者的近况与去向。而沈老师的关切，其实是对历史的尊重！这也是沈老师审时度势、知人善任的为师、为人之道！
[作者简介]钱明（1956-），男，日本九州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计量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儒联理事，浙江省儒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儒学天地》副主编，全国中日文化交流协会理事。
对于我来说，沈老师既不属于现代教育意义上的业师，亦非传统意义上拜过师、入过门的先生，但却胜过业师，犹如先生！沈老师曾为我的“名分”问题操过不少心，但每次他都会对我说：其实这只是个形式，凭你的成绩和能力，早就是我合格的学生了。每当我听到这番话，就会无形中增添几分自信。我对沈老师的师生情谊，与这种“被自信”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