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咀嚼性与反复性。中国古代受众对挑中的书，在观赏时总是长时凝视，一观再观，读读停停，慢慢品味，反复咀嚼。古人认为，书是不可只读一遍的，更不可一目十行，而应该一遍一遍读，边读边想，边想边读，这样才能理解其义。
中国的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截然不同，其独特的形制、结构和寓意也需要观者反复观照、再三玩味、慢慢品咂。据当代心理学研究，汉字在词形和长度上没有激活前中央窝视觉的信息差异，于是中国读者需要集中注意更小的组块，也就是在阅读时凝视文字的时间更长，在每个汉字上总是要花些注意力和时间，从而也降低了阅读速度。还有，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久视”、“详观”、“谛观”、“回味”、“咀味”、“寻味”、“研味”、“玩味”等词语所描述和强调的也都是信息接受的咀嚼性和反复性问题。
3.细致性与深入性。对于读书，古人历来反对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或者粗心大意、似懂非懂的阅读态度。在古代中国，要做一个读书人即意味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要废寝忘食地仔细阅读大量的与口语分离的文言写成的书籍，并要求以超人的记忆力和独特的探寻技巧，孜孜不倦、深入细致地寻求和品味文章的意义和字词的出处，而且津津有味、自得其乐。
同时，中国学者更乐于亲身体味，独立钻研，那些试图从百科全书中寻找答案的“学者”往往被人看不起。对此，林语堂说：在中国古代，“好的学者是不需要百科全书的。我们有不少这样有血有肉的百科全书”。中国古代学者大概正是靠这种深入细致的独自探求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才编纂出了《说文解字》、《梦溪笔谈》、《本草纲目》等许多不朽巨著。“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提倡的也正是这种精神。
4.层次性与递进性。中国古代文人观文读书一贯主张要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文到义。“观”论认为：“观微”可以“知著”，“观过”可以“知仁”，“听其言而观其行”则可以“知人”。“味”论也认为，“味”有层次：由“味象”到“味神”，由“知味”到“余味”。
“知”论更明确指出：“见之”方能“知之”，“知声”才能“知音”，“知音”才可“知人”。
信息接受坚持层次性、递进性，既符合信息接受的基本规律，也可以避免由于颠倒接受顺序而造成的以名、以官、以貌、以衣论文的不当反应或接受偏差。在我国信息接受史上，曾多次发生因先“知人”后“知文”而形成的不当反应——晕轮效应。据史书记载，张率12岁便擅长诗文，每日一篇，至16岁，已有二千余首（篇）。一位权威人士虞讷得知后看了他的诗，将其批得一文不值。事后张率又重写了几首诗，托人仍转呈此人，谎称此乃大诗人沈约所作，请他品评。“（虞）讷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张）率曰：‘此吾作也。’讷惭而退。”东汉桓谭也说：“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易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
就是说，一旦受众预先知道了传播者的形貌（美的或丑的），那么他会随之将其不加分析地扩展到对作品的评价上去。可见，只有坚持从作品实际出发，对作品进行有序的接受、细致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才是正确的信息接受。中国古代的这一信息接受观念，即使在信息爆炸的媒介社会里依然富有生命力。
5.联系性与窥探性。中国古代受众在信息接受活动中，总是由文联系到人、由诗品推测到人品，人们认定：“文如其诗，诗如其文，诗与文如其人”；“诗品出于人品”；“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种联系性，源于中国受众对传播者的强烈窥探欲望。《尚书大传·大战》写道：“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即所谓“爱屋及乌”。欧阳修联系受众的信息接受特点写道：“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中国人一见面的一句问候话（吃了吗）和接下来的交谈，就是充满窥探欲望的。在中国受众看来，如果某种鸡蛋（作品）好吃，那么接下来就想看一眼下这种蛋的老母鸡（作者），最好连这只老母鸡也让他（她）尝一口。于是就有了信息接受中的“票友”、“梅党”（梅兰芳的票友）“影迷”、“歌迷”和“追星族”、“发烧友”等，就有了对信息本文的任意吹捧、胡乱引申和肆意联想。谭献在《谭评词辨》里甚至提出“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鉴赏品评主张，为牵强附会的解释鸣锣开道，把自己的未必正确的理解强加给作者。在信息接受中，一味吹捧有时会葬送天才，而恶意理解又会造成文字狱。据说仅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就有二十多起文字狱，作者或被革职，或被监禁，或被杀头。
所以，在今天，负责的中国受众应对自己的创造性理解和窥探性欲望予以合理控制，不能听任其发展到无视信息作品的客观规范性和特定“回旋余地”等不适当的程度，发展到与传播者的即存立场和传播意向相背离的地步。
结论
通过对“观”、“味”、“知”三个中国古接受概念的细致体察及特色分析，不但对于当代传播的研究和实践具有启发性，同时我们还可以窥见古人在认识和接受层面所体现出来的深厚而极富当代意义的东方智慧。它们体现了一种宇宙全息的人类文化观和具有中国特有的传播人种学特色。在这个意义上说，古代的“言”指向事物，却并不停留在言和物。而是必须通过“观”、“味”、“知”等等方式获得一种“言外之意”、物外之旨；指向意却不脱离对言和物的依持，注重物的呈现和言的韵味。人们在接受过程中不仅仅在寻找自己的“影子”，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以言“观”物，以物悟意，沟通天地万物，最终达到一种物我融和、“天人合一”的至高文化境界。它们还巧妙地体现了传播过程中传受一体的整体观。从物到言最终抵达意，这个过程并没有被强行的分割开来，而是通过“观”、“味”、“知”的方式使言不离物，物不离意，以意致物，意在言先，最后统一在古老的意境理念之中。充分反映中国古老智慧中的有机的普遍联系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这和西方近代以来物质和精神文化两分的机械思维方式有着显在的区别，应和了当代文化生态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潮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及很强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意义。
最后，值得指出是，对于中国古代受众的信息接受特色，我们不仅可以从传播学、符号学和接受学的视野加以观照和推论，还可以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对其加以描述和反映；而其中任何一种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受众的信息接受形貌，都只能是一维的和平面的，而不可能是多维的和立体的；只有将多种理论视野中的“画面”予以科学的重组和整合，才可能得出一个客观而全面的结论。因此，本文至多也只是反映了中国古代受众在信息接受中的“部分真实”，笔者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要从中探寻和整合“整体真实”的中国信息接受的特质和规律，还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3卷第6期）
作者附言：
首先敬祝老校长沈善洪教授八十华诞快乐，晚年幸福！
我虽然无缘成为沈老的学生，但有幸成了他的员工。在他执掌杭州大学最辉煌时期，我正同江浙沪高校联系工作调动事宜，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了几项“人才”引进条件，当时他老人家一口答应。进了杭大之后，听到有关他的爱才、惜才特别是重用年轻人才的种种校园故事，自己也强烈地感受到了他的关心与爱护。每次见他，话虽不多，我都像刚充了气的皮球跳得更欢。现在，我们已经建成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下设五个二级学科，两个省级重点研究基地，回顾学科建设和个人学术的点滴进步，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离不开沈老的关心与指导。沈老八十寿庆，我选择此文参与，最能让我想起在杭州大学工作与生活的那段美好时光。
[作者简介]邵培仁（1953-），男，江苏淮安人。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报告》杂志主编，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传播学会会长，浙江省会展学会会长，中外多种新闻与传播学刊副主编或编委。发表论文280余篇，出版传播学和媒介管理学方面著作20余种，其中国家重点教材4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