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
一、从雕版到活版
对于中国人最早发明活字印刷术，西方人似乎百思未解：“文字结构最不适合活字印刷的国家，却也就是首先创造和发展活字印刷的国家，实在是一个很令人惊异的事实”。其实，作为纸与墨的最早发明者，中国人经过长期的石刻、书法、捶拓实践之后，先于其他民族发明雕版和活版印刷技术，这是十分顺理成章的。在这个过程中，方块汉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首先，汉字以形表意的特点决定了古人长期以来“以刀作字”的传统，“刻竹削牍，镂金勒石，皆以刀作字之先河”。用“笔”写字与以“刀”作字可以视为一途。这是古人迈出了雕版印刷的第一步。其次，汉字刻石文化在秦汉达到了高潮，特别是熹平石经的刻石颁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民间传播为目的的大型文字刻写行动，引发众人现场拓印，“一时车马阗溢，摹拓而归”。这种石刻拓印虽然还停留在不自觉的文本机械复制阶段，但“于雕版事已近”，可以视为雕版印刷的滥觞。第三，中国人最早发明的纸张为印刷技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辅助材料，没有纸张的发明，即使出现了印刷术，也根本不具有实用性，“如果只能以兽皮当媒介，油墨吸收不充分，活字印刷又有什么用”。第四，中国古代书法至魏晋六朝时期已成为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化技艺，伴随而来的是烟墨制作技术的日臻完善，这是发明印刷技术的又一重要条件。
于是，时至公元7世纪左右的隋唐时期，以比较成熟的纸、墨技术为物质条件，以刻石、捶拓、制印、书法为技术基础，方块文字的雕版印刷便应运而生了。这一切充分说明，人类雕版印刷术由使用方块文字的中国人最先发明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到了唐朝中后期，也就是9世纪到10世纪初，雕版印刷技术日趋成熟，广为使用。五代时期，雕版印刷已经相当盛行。时至宋代，雕印技术日臻成熟，官刻、坊刻、私刻图书兴盛发达，分布遍及全国。
11世纪中叶，即北宋庆历年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活字印刷的文字记载。从《梦溪笔谈》记录的情况看，布衣毕昇使用的活字印刷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必有先前不断实践的基础，绝非一时奇思妙想的结果。它既是中国古代数百年雕版印刷技术实践的必然结果，也是古人长期使用印章工具的自然延展。方块字的整体性特点使得中国人很早就发展出印玺这种工具，印盖在封泥或纸张上作为身份识别，到汉晋之时已被广为运用。一枚印玺就是一种小型的雕版，在纸上加盖印章的过程对于活版印刷不无启迪作用，至于单个字的印章，简直可以视为一个活字，以至后世曾有人误以石章为活字。从印章中触类旁通无疑是发明活字印刷术又一灵感之源。
二、命运多舛的活字传播
遗憾的是，活字印刷技术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得到推广和普及。在毕昇之后的140多年里，再没有关于活字印刷的文字记录。其后，只有南宋光宗绍熙的周必大、元代大德年间的王祯使用活字的零星记载。明代木活字印刷稍显盛行，然而见诸著录的活字印本书名不过三百多种。清代活字印刷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有了比较系统的运用，但流传下来的活字本也只有两千多种。古代文本传播主要还是依靠手写与雕版印刷，其中抄本的比例高达50％以上，从《四库简明目录》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著录的图书统计，活字印刷本大约只有百分之一。
这种奇特的现象不能不引人思考。正如雨果在《笑面人》中所说：“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就马上生气勃勃地发展为一种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其中的原因很复杂，许多学者归因于封建社会“愚民政策”，或者说“落后的封建社会抑制、阻碍了科学文化发展的结果”；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学术保守和惰性鼓励雕版印刷，抑制了活字印刷的应用和发展”。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技术上的客观原因恐怕还要到汉字本身的特点中去寻找。
活字印刷术这项天才的创造发明未能在中国推而广之，重要的原因之一还在于中国方块文字的特点使然。与由字母组成的表音文字不同，以形表意的方块活字需要单独雕刻制作，这是非常费时费力的过程。拉丁语系中表音文字的20多个字母可以通过模铸技术大量复制，而汉字常用字少说有四五千个，另有数以万计的冷僻字，按照沈括的说法，“每一字皆有数印”，像“之”、“也”等使用频率较高的“每字有二十余印”，加上中国古代繁体字笔画复杂，雕刻或铸造活字的难度可想而知。另外一个难题就是方块汉字的拣排不便，与拼音文字字母量少、排列有序的特点相比，汉字排版相当不易，虽然王祯发明了转轮排字法，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减轻拣字排版和拆字还版的烦琐。
汉字活字印刷的难度使得注重成本考量的精明书商们知难而退，依旧习惯于使用雕版或抄本传播。由于社会上较少使用活字印刷，以至于偶有“好事者”使用活字印刷时，根本无处可得现成的活字，只能从制造活字开始，这与欧洲活字印刷兴起之初就出现活字（字母）专业制作的情形又形成鲜明反差。由于大量活字存放不便，印刷者对活字的保存似乎也是难题，华珵在明朝正德年间排印活字本，就没有取用几乎同时代的族人华燧已有的现成铜活字，而是另起炉灶自己动手制作，这或许意示着华燧的活字已经散失。明正德、嘉靖年间无锡首富安民泰生前苦心孤诣造字印书，死后铜活字被后人瓜分，“支离破碎，成为废铜”。清康熙内府数十万个铜活字曾经排印万卷《古今图书集成》，到了乾隆九年居然被改铸铜钱。乾隆年间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大批木活字到了嘉靖年间居然被人用于烧火取暖，毁失殆尽。毕竟，“这样一套活字造价过高，印字所需的人手又极多，不假朝廷之力不能为之。……若是民间筹印，则汇集巨资、聘雇足额人力、依实用顺序储放大量活字等，想必都有窒碍难行之处”。如此耗资、耗力、耗时的活字印刷要进行商业化运作，必须要有贸易机制、资金支持、图书市场以及政府相对宽松的管理，这正是商业经济不够发达的中国古代社会所缺乏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幸的结局：一方面，方块汉字的特性催生了中国古代的活字印刷术；另一方面，这种特性也抑制了中国古代活字印刷的发展。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三、失之交臂的机会
活字印刷不仅仅是一种文本复制的技术，更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方式和动力。在人类文明从中古的蒙昧向近代理性、科学与民主的转型中，活字印刷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活字印刷术在西方迅速产业化、市场化的同时，中国人与活字印刷的社会普及失之交臂，使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大众化普及未能如期展开，延续了精英阶层的文化垄断，推延了大众启蒙的来临。在世界的另一端，谷登堡的印刷革命为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民主进程增添动力，终于使西方文明“弯道超车”，一路绝尘而去。
谷登堡印刷术的实用性以及西方拼音文字本身的特点，使得谷登堡的螺旋式压印机迅速普及开来，欧洲活字印刷发明后的50年间，图书总量从原来的几千册手抄图书猛增到3万多种900万册。“1450年整个欧洲仅有一家印刷所，但到1500年，就出现了250多个印刷中心，1700余家印刷所，已知印制的图书2.7万余种，印量超过1000万册。”欧洲活字印刷的成功离不开金属刻铸技术，活字印刷技术和工艺的发明者、操作者、改进者都是金属匠人，这保证了高效地批量制造统一规格的成套活字。同时，当时通行的拉丁文字，以及记载东方文化的希腊文字、希伯来文字，还有罗曼语和日耳曼语两大语系中的各种民族语言文字，其拼音文字的特点极大地推动了活字复制技术的推广。有学者指出：“与整字文字或者音节文字相比，拼音文字通过表面上‘最小的’构成特征——辅音字母（如p，t，k）和元音字母（如a，e，i，o，u）来代表口头语言，这些字母在系统中地位平等，呈线性排列。因此活字印刷只需保持少量字母（通常为20到30个常用字母）就可以印刷语言中所包含的任何文字，从而轻松、高效地复制完全拼音文字写成的文本。字模规模较小，易于处理，在经济上出处于可承担的范围。”欧洲拼音文字与活字印刷技术的结合，迅速成为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全新媒体。
印刷术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印刷术这种人的延伸产生了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庞大的市场、普及识字和普及教育。”具体来说，欧洲近代印刷传媒传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推动了宗教改革，激发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二是推动了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三是推动了文艺复兴，促进了人本主义精神和人的解放；四是促进了思想启蒙与言论自由，为文化思想的多元化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途径；五是促进了民主理论的传播，各种民主学说通过与专制传统的书面争辩得以广为流布；六是促进了法律的普及，使以大宪章为基础的成文法以及宪政民主得以建立；七是促进了以公共图书馆为标志的文化大普及，助长了普通平民的垂直型社会流动；八是为报纸和杂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人类由此迈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的时代。
欧洲印刷术迅猛发展为大众争取话语权铺设了一条快速通道，精英的话语垄断第一次受到了刚性技术的挑战，社会的话语表达机会开始向普通大众分流。在这个过程中，精英政治逐渐走向大众政治，民主政治应运而生。
[作者简介]李军（1963-），浙江传媒学院副院长，博士，研究员。1993-1996年师从沈善洪、束景南先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比较文化史，出版专著有《中国人的处世艺术》、《士权与君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