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到汉代，是漆器工艺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为漆痴狂的激情在这时得充分的发挥与宣泄。
漆器工艺虽产生的时间很早，但在此时期之前六七千年的时间里，漆器工艺未能有大的发展，在社会及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是青铜器。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从青铜器笨重、易腐蚀、外观色泽不艳丽等劣势上，人们才注意到漆器轻巧艳丽、方便使用、耐热、耐酸碱、防腐蚀等优点，而这些正是青铜器所不足的。因而，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漆器工艺得到长足的发展，大量制做各种实用器物和观赏品。久而久之，漆器最终于取代了青铜制作的礼器，迎来了其发展历程中的美好时代，成为当时贵重物品的代表。
春秋、战国时，漆器的木胎生产变的更加容易，部分生活用品常用漆器，胎骨材料也变的更加多样化。为了增加器物的立体感，使其更加精美，雕刻和漆工互相结合，许多动物形象经过雕刻，巧妙的缠结在一起，装饰纹样盛行动物纹、云纹、几何图案。漆器的用色也更为丰富，技法也更为熟练，图案表现多为宗教及当时的生活型态。
秦汉时期，除了承继和发展前代的各种漆器外，饰以金银铜箍的漆器—“扣器”有了较大的发展。扣器华贵艳丽是一种高级的工艺品，被作为皇帝的赏赐之物和富家大户的奢侈品。正如《汉书·贡禹传》记载“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盐铁论·散不足篇》记载“富者银口黄耳，金罂玉钟；中者舒玉贮器，金错蜀杯”。
这一时期漆器的器类与数量剧增，用途广泛，尤其生活用具不断增多，举凡文具、乐器、兵器、食器、饮器、家具、葬具以至于交通工具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使用漆器和用漆髹饰。为了使各种漆器既实用又美观，还依据其不同的用途进行艺术加工。髹漆工艺主要有描彩漆、镶嵌、针刻等。漆器不仅以千姿百态和琳琅满目的器皿造型使人们叹为观止；而且当时的漆工已掌握了图案的构成法则，并以充满着丰富想象力、瑰丽多姿的各种花纹图案进行恰如其分的描绘，说明漆器图案已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虚饰，而是一种增强美观、增强实用价值的装饰艺术，特点是色彩丰富、线条奔放、勾勒交错、气韵生动。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丹漆雕几”之美遽然成为上流社会的“追逐对象”，使其在制作和使用范围上达到漆艺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全国各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是最好的证明。特别是湖北、湖南、四川、江苏等地区出土的漆器数量多、保存好。另外，在朝鲜古乐浪郡汉墓中也发现了战国秦汉漆器。
由于漆器材质和工艺上的特殊性，因而不容易保存，从春秋至汉代，世间没有传世品。当今所见漆器都是经过脱水处理后的考古发掘出土物品，是文物中一个重要的大类，对研究中国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春秋漆器
春秋时期在我国漆器工艺史上处于由渐进向发展的过渡阶段，制作工艺逐渐走向成熟期。漆器图案基本完整，既有构图严谨的几何图案，又有写实风格的鸟兽、房屋、人物等新的装饰纹样，彩绘技巧高超，内容丰富。
春秋时期，已经重视漆树和桐树的栽培。《诗经·国风》中有“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等记载。《尚书·周书·顾命篇》有“漆仍几”的话。《春秋·彀梁传》中还记载了天子、诸侯、大夫等，按规定使用不同的漆色。春秋晚期精美的髹饰彩绘的漆几、漆案、漆俎、漆鼓、漆瑟、漆戈柄、漆镇墓兽等，都有实物出土，可知迟至春秋晚期漆器的使用已开始增多，漆色丰富，髹漆工艺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这一时期，漆器的生产已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孔子有弟子名漆雕开（见《论语·公冶长》），《韩非子·显学》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有漆雕氏之儒”。“漆雕”是复姓，此姓的得来，显然与古代工匠常以其世世代代所从事、擅长的手工艺行当名称为姓氏有关，和《庄子·天道》中所记与桓公对话的斫轮老手“轮扁”以“轮”为姓是一样的。“漆雕”这一姓氏的出现进一步说明春秋时期漆器制作已专门化，还出现了著名的匠师。同时，这也说明孔子确实是“有教无类”的，只要好学，即使是漆工也可成为他的弟子。由此可看出，在春秋时期及后来的时代，漆工中的某些人是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准的，可以说，他们就是当时的艺术家。
与商、西周时期漆工艺相比，春秋时期漆工艺有了很大发展，也为战国时期漆器繁荣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制作漆器的范围不断扩大。商、西周时期出土漆器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而春秋时期已扩大到黄河流域下游和长江流域，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临淄朗家庄、沂水刘家店等遗址墓葬都出土了精美的漆器。
春秋时期漆器制作的艺术风格更加丰富。由于当时诸侯各国都有漆器制做，但各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因素、地理环境、民族传统、漆器的制作方式和使用方法等不同，从而形成了春秋时期漆器类型多样、装饰风格丰富的特点。如陕西凤翔是秦国都城雍城的所在地，这里出土的春秋漆器具有承接商、西周时期中原地区漆工艺的特征，又明显有别于山东齐鲁地区漆器和楚系漆器的艺术风格。
在纹饰方面，除传统的雷纹、几何纹外，还出现了现实生活写实性较强的图案。如当阳曹家岗出土的漆瑟上的龙凤、勾连纹图案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作风，绘画技法十分细腻。如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墓出土的圆形漆器上的图案是一幅生活气息浓郁的绘画。图案分内外两层，中心圆内绘三兽翻滚，相咬嬉戏；外层作双手举物过首，或双手接物状，屋宇之间以鸟、鸡、花草填补空隙，有效地烘托了主题，增加了画面的生活气息。这是古代绘画艺术中描绘的建筑和人物，题材新颖，是时间较早的写实图案。总的来说，春秋时期的装饰纹样风格已经摆脱青铜时代盛行的神秘、恐怖的饕餮纹样，向生活化、艺术化的方向发展。
春秋时期的漆器中，仿铜、陶器制作的器皿造型占有很大的比例。例如当阳赵巷4号墓出土的漆方壶、盔、簋、豆、俎等，都是仿制当时的铜陶器的器皿造型；但依据木胎的质料，也有小的差异，而且加绘了各种色彩的装饰纹样，显得更加美观。
春秋时期的漆器，厚木胎的制作工艺，因器皿造型的不同，而采用研制与挖制等相应的制作方法。其中有些为整木制作，有些是分别制作构件再以榫卯相接合。木胎制作后，先涂漆，再彩绘各种花纹图案。春秋漆器附加铜饰件的技术也有所提高。漆箱有铜铺首衔环，既用于装饰，也便于搬挪，具实用之功效。
第二节战国漆器
战国时代，漆器工艺出现第一次兴盛繁荣，发展突飞猛进，漆器被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我国古代漆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出土的大量漆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漆器无论是品种、数量、制作工艺、造型以及装饰技法等方面，都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为以往任何时期所不及。漆器的装饰花纹和色彩，也是我国古代装饰图案灿烂发展的时代，表现出前所末有的巨大成就，形成了战国时期独具的风格特征。
这一时期封建所有制的生产关系逐步得到确立，社会生产力取得极大的发展。铁制的刀、凿、锛、斧等木作工具的普遍使用，使以木胎为主的漆器生产，不仅提高了产量，也改进了质量。漆器坚固、轻便、美观的优良特点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漆器品种丰富，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不仅可用于装饰家具、器皿、文具，还可应用于乐器、兵器、丧葬用具等，取代了部分青铜器。所以，尽管当时漆器价格不菲，仍备受新兴诸侯的宠爱。战国时期，以青铜器的轻重多寡来显示统治者身份地位的礼制已趋没落，陵墓中的随葬品，漆器逐渐增多。战国漆器无论在产量、品种，以及制作技术诸方面，都远超前代，其原因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密不可分。
西汉初年的《淮南子·淑真训》中曾对漆器艺术这样进行描述：“百围之木，斩而为牺尊，镂之以剞掘，杂之以青黄，华藻镈鲜，龙蛇虎豹，曲成文章”。这可以看作是对战国漆器艺术特色的一个简短而准确的描述。
我们先总体来看一下战国时期漆工艺发展的总体情况。
漆器艺术的发展和漆的生产及质量的提高直接相关。战国时期漆器艺术的大发展正是由于此时漆的生产已大为提高，已经设有官营的漆林，由专门官员掌管，被国家列入重要的经济收入。据史料记载，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曾任“漆园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尝为漆园吏。”就是说庄子曾在蒙邑（蒙在今商丘市北）担任主管漆生产的官吏，管理漆园。而且，代表其学派的《庄子》一书也曾论及漆器艺术，讲到工匠“残朴以为器”（《马蹄篇》）、“工倕旋而盖规矩”（《达生篇》）、“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猶鬼神”（《达生篇》）等等。
战国时期的漆器，胎骨仍以木胎为主，但根据时代早晚不同胎骨也有一些变化：早期的厚木胎较多，还有少量的皮胎、铜胎和竹胎；中期厚木胎略有减少，而薄木胎和竹胎增多，并有陶胎、铜胎、夹纻胎、皮胎和骨角胎等；晚期仍以厚木胎为主，但胎壁较春秋时期的薄，薄木胎与夹纻胎的数量又略有增多。根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手工业专著——《考工记》记载，战国时期对于各种器物的制作非常考究其用料比例及选材，这里以漆兵器为例略作说明。《考工记》记有“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注云：“取干以冬，取角以秋，丝漆以夏，筋胶未闻。”并对弓之长短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大量漆器才能深埋于地下2000多年而不朽。
战国时期的漆器，随着品种和数量的剧增，制作工艺也有较大的发展，已能根据质料与器形之不同而采取相应的制作方法。木胎的制法主要有斫制、挖制和雕刻三种，一般是以某种制法为主，辅以其它方法而制成的。例如几、弓、戈矛杆和剑鞘等，以斫制为主；耳杯、剑椟、酒具盒、扁圆盒等，以挖制方法为主；卧鹿、虎座飞鸟、虎座鸟架鼓的鼓座等，则以雕刻方法为主。还有些漆器是分别制作构件，然后用榫卯接合（如豆、案、几等），或者粘合而成（如模、剑鞘等）。木胎制作后，先涂漆，然后用彩漆或其它颜料描绘各种优美的花纹图案。战国早中期的楚国漆器，有的与金工结合，即在木胎上配以铜环、足和铺首等构件，然后涂漆与描绘花纹；晚期的漆器，出现了铜扣器的新工艺。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曾侯乙墓外棺系铜框架里嵌厚木板构成，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结构最复杂、器形最大、体量最重，并与金工结合的一件特大型漆器。
一、战国时期漆器制作中出现的新工艺
漆器的戗金工艺起源于战国时期的针刻。其做法是用特别的工具在漆面雕刻出花纹，在刻纹中填漆后再填金、银粉。填金的称之为戗金，填银的称之为戗银。
战国时已有夹纻胎漆器，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夹纻胎漆器是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中出土的一件彩绘漆盘，器内外均黑地朱绘各种云纹和凤鸟等花纹图案。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彩绘漆鞘也是一件十分精巧的夹纻胎漆器，黑漆朱绘花纹。
战国时有独特的铜胎漆器，可以看作是新兴的漆器与逐渐衰落的青铜器之间的斗争与融合，既能防止铜器的表面锈蚀，以使其经久耐用，又能给颜色比较单调的青铜器加绘彩饰，使其更加华丽艳美。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最早在漆器上见有铭文的是战国时期。战国时期的漆器铭文字数较少，铭文的书写采用针划、刀刻、漆书和烙印等几种形式，内容多为简单的符号和名姓等。湖北云梦秦人墓所出漆器多有产地标识。如湖北云梦睡虎地战国晚期墓出土的漆器上烙印有“咸庭”和“咸庭包”，表明这些漆器虽出土于湖北云梦，产地却在陕西咸阳。
战国时期的工匠还初步认识到漆膜对器物的防腐保护性能。《考工记》中说：“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为了防腐，后来有些木建筑和金属器物表面也涂饰漆层，许多漆器上都绘有各种彩色花纹图案。照明代制漆器艺人黄成的说法，“盖取其坚牢于质，光彩于文也。”从西周到战国这段时间里，用漆涂饰的车辆、兵器把柄、日用几案、盘、奁等以及乐器、棺椁等物都有大量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