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冯友兰先生。他在论及哲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时，提出四步程序——“第一步的工作是收集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求‘全’”。“第二步的工作是审查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真’”。“第三步的工作是了解史料，这一步的工作是求‘透’”。“第四步的工作是选择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求‘精’”。
梳理史料之后，将对其进行归纳——解释。即：以史料为立论基石，通过解释形成框架。概而言之，是采用“归纳解释法”。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进行归纳、建构更为合理的解释，还将运用比较研究方法。
1.归纳
归纳方法（inductive method）被视为“史学上方法中的方法”，因为“史学家治史，第一种必须使用的方法，应是归纳方法”。它的正式提出，始自英国学者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最初，归纳是指一种科学方法——从观察个别的事实而得到一致的结论。后被史学家应用而成为一种治史方法——大致而言，即尽量搜集可能搜集到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再得出结论。与归纳方法相对的，则是演绎方法（deduction method）。这一方法由法国学者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90）倡导后而大行于世。演绎方法从理论到事实，应用在历史研究上，是先建立一种史观或是假说，然后由此以寻求相符的史实。历史哲学家多采用演绎方法，不过“这是被公认的极不科学的一种治史方法”。
在历史研究中应用归纳方法，有一些必须遵循的原则——“以搜集史料的时间而言，以愈长愈好；史料的选择，以愈原始愈好；结论的得出，以愈审慎愈好；得结论必凭证据，证据以愈多愈好；孤证必不可得结论，得有反证，必须放弃或修正结论。”此外，还应当知其缺陷所在及所受的限制。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1935-）等不少知名历史学者，皆质疑过归纳方法是否科学和客观。的确，归纳方法并非是最科学最客观的治史方法。应用归纳方法有其限定条件，其中“既有的观念”（preconceived ideas）、“渊博的知识”（erudition）以及“丰富的想象”（imagination）三者不可或缺。由此可见，归纳方法与“不科学的”演绎方法实则息息相通、相辅相成。史料有其无限性；由归纳所得的结论，并无绝对的肯定性。因而，下结论时应当非常谨慎，最好尽量避免使用缺乏通融性的字眼，诸如“所有”（all）、“必然”（inevitably）、“绝对”（absolutely）、“永不”（never）等；而代之以“大致”（by and large）、“或许”（perhaps）、“似乎”（nearly）、“几乎”（almost）等相对客观的词语。对于既存研究成果，亦不应该轻信，“反复的审查”（constant re-examination）非常有必要。
2.解释
解释是发掘历史的意义、赋予历史以生命的一种方式。正如法国学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曾言：“死人留存下来的意义只能靠活人去阐释、去理解，于是死人也就活过来了。”在一定程度上，治史的过程即是一个解释的过程。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1902-1994）曾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将人们所了解的历史知识视为一种历史解释——“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有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解释”在英文中有“explain”和“interpretation”两个词，前者的意思是“使……变得清楚明了”、“说出……的意义”、“说明……的理由”的意思；后者与前者的含义基本相同，只是更侧重于对事物意义的说明和阐述。中国学者李剑鸣认为这与中文“解释”一词的释义完全一致。概括而言，“历史解释”即是将零散而混乱的过去信息变成有条理、有意义的知识的过程。
英国学者R.F.阿特金森(R.F.Atkinson)曾归纳欧洲学者关于历史解释的各种理论，指出存在三种模式：一是“规律性解释”（law explanation），借助规律和定理来解释历史现象。二是“理性解释（rational explanation），注重人类行为背后的思想动机或理性逻辑。三是“叙事性解释”（narrative as explanatory），通过叙述事件的过程来进行解释。他认为每一种解释模式都有局限并且引发了争议。其实，将历史解释归纳为不同的模式，只是一种理论性的描述，并不是对实际的写照。无论是“规律性解释”还是“理性解释”，都只侧重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即便是有效的模式，也仅仅涉及历史研究的一角。历史解释方式一般皆具有综合性与混合性，材料的占有与解读、灵感和见识等诸多因素，均会影响到解释的建构。
理解是历史解释的前提；理解的过程是建构历史解释的关键。19世纪德国诠释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43）曾提出：文本包含着关于作者的思想、生活和经历的信息，解释者要“使自己的思想和作者的思想处于同一层次”，避免对文本及其所产生的信息产生误解，要通过“设身处地”来“创造性地重新认识或重新构造作者的思想”，借助想象和体验来模仿作者创作时的心境，从而深刻领会作者的原意。在历史研究中引入诠释学的观念，则体现为主张“心通意会的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英国历史学者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对此特别强调，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把自己置于历史人物的位置上，必须感受其处境，必须像那个人一样思想。如果没有这种艺术，不仅不可能正确地讲述故事，而且也不可能理解那些重构历史所依靠的文件。”陈寅恪先生（1890—1969）非常强调“了解之同情”这一治史取向，并对此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阐释，指出：“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孤心苦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在此之前，清代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认为对待前人的“文辞”应当“必敬以恕”。此外，宋朝学者吕祖谦（1137—1181）曾提出：“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
3.比较
为了更好地进行归纳和解释，还应适当运用比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这一方法被法国年鉴学派（The Anuales School）的著名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誉之为“有神力的魔杖”（a powerful magic wand）。
比较是治史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从考订史实开始就需要运用比较。傅斯年先生（1896—1950）非常重视“比较”，他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曾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中国学者杜维运（1928—）在讨论史料的鉴别时，亦强调应借助比较方法，并从“同源史料的比较”、“异源史料的比较”、“第二手史料与第一手史料的比较”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说明。
历史解释的建构同样需要运用比较。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1941—）指出：比较方法具有启迪、描述、分析和范式四个方面的功能。因而可以启发史家去发现一些如果不用比较方法就可能忽视的问题；通过与其他案例的比较，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单个的案例；对于提出和解答因果关系问题，比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借助比较，可以打开眼界，破除研究的地方性和狭隘性。的确，历史中的很多问题，如果单从其本身来看，往往难以获得真切的了解，而只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比较，才会尽可能知晓它本来的意义。在不少情况下，一个具体的论点往往亦只有置于比较的框架中才有意义。在评判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时，如果不将之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物进行比较，则更难以恰当地了解他的独特。
在进行比较时，首先要明确可比性，脱离可比性的比较往往会沦为比附。余英时先生曾举过一个例子：有人将清代考证学比附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而后两者是欧洲历史上特有的现象，这种“牵强的比附”只能在中国历史研究上造成“混乱与歪曲”。两者的可比性一般需建立在相似性的基础之上。布洛赫曾指出：“从历史的角度讲，比较因而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被观察的事物的某种相似——这一点本不在话下，二是产生这些事物的环境之间的某种不同。”可见，比较研究通常是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共同性或相似性的事物，以求“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比较研究中还存在出发点和立足点的问题，即并不是同等对待所比的各个事物。一般研究中常用“单向比较”方法，比较对象只是参照。
遵循上述研究方法的要旨及步骤，笔者在行文中将力求实现以下具体设定。
其一，将大量征引“第一手史料”，包括胡适的中英文著作、信函、日记、谈话录等；同时将广泛地参考“第二手文献”，包括传记资料、研究论著等。这些资料若存在不同版本，则将尽量使用编选校勘精良的版本。对于电子文献，则将尽量阅读、引用影像文本（如PDF文件等），而少用纯文本（如txt类文件或html类文件）。因为虽然文本形式和文献本身的价值没有直接关联，但前者具有直观而准确的特点。
其二，本书将“顺着看”历史，注重事件发展的本来顺序，以避免用今人的“后见之明”来看待前人的言行。罗志田曾指出“倒放电影”的研究手法优点在于：研究者能以“后见之明”的优势去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到的事物的重要性。但也存在副作用：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有意无意中容易以后起的观点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史料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时空中延续”。因此，本文将尽量关注史料的形成过程，将其置入具体的时空脉络中解读；注重“论从史出”——每叙述一事，每提出一个论点，都必须于史有据，信而有征。此即：不是先确定某种假说或论点，再选取合适的史料作为证据加以论证；而是先占有大量史料，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和解读而发现问题、提炼论点、形成解释。当然，在立论过程中，观点和史料始终活跃地互动，而非简单遵循从史料到论点的途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曾以自己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例，说明史料和观点的互动——虽然事先已有自觉的研究计划，但在研究过程中，却是“资料控制了我”。由此，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学家应当时刻都在倾听”，因为“资料肯定要对他诉说”，如果历史学家善于倾听，“资料本身就会开始通过他来说话”。在撰写本文时，笔者将根据对资料的掌握和解读而不断调整思路、修正方案、推敲论点；而不盲守既定计划，并以此来剪裁取舍材料。
其三，当所涉及的事件存在不同记载时，如胡适对雷震等组织新党以及他在“雷震案”中的立场，本文尽量搜寻、比较相关史料，以求“近真”。当论及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具体理念时，本文将注重将之与丁文江、傅斯年、罗隆基等同时代人物的主张进行比较。当寻求胡适在言论史上的定位时，本书将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切入，将其与前辈梁启超以及后辈储安平、殷海光进行“单向比较”。
概而言之，为避免研究对象孤悬于时代之上，本书力求还原历史现场。此即：本文将相关文字及具体史事皆视为“文本”（text），其所发生的特定时代则被视做“语境”（context）；不仅研读文本的内容，亦注重文本所在的语境以及文本与语境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