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邵文实
卞孝萱，男，1924年生，2009年9月5日去世，江苏扬州人。自学成家。生前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曾协助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协助章士钊校勘《柳文指要》，协助匡亚明编辑《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以中国古代文、史、艺为主要研究方向，主要论著有《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冬青书屋笔记》、《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等30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
邵文实，女，1966年生，江苏南京人。1988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1991年获兰州大学历史系史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论著有：《敦煌边塞文学研究》、《敦煌道教试探》、《敦煌李陵、苏武故事流变发微》、《敦煌遗书P.3812号中所见高适诗考辩》、《敦煌P.2762等卷诗集试探》等。
文史结合是重要的学术研究方法之一，前辈国学大师多所运用，如在以唐诗证唐史方面，刘师培于1908年在《国粹学报》（四十六）发表《读全唐诗发微》，提出唐诗可与史书互证的主张；1933年，陈寅恪在《清华学报》第八卷第二期发表《读连昌宫词质疑》（后经增改，于1950年收入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出版之《元白诗笺证稿》），进行了以唐诗证唐史的最初尝试，1944年又在成都作《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正式提出以杜甫诗证唐史之口号，在治学方法上，均突过前贤，别开生面，而这种方法更可推及唐人传奇等其他文学体裁。敦煌文献发现后，广受世人瞩目，研究日渐深入，在以文证史方面亦有颇多建树。陈寅恪在其1940年发表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谈及都城建筑时，指出唐代守卫宫城北门之禁军，以其驻屯地关系之故，在政变之际，其向背最足为重轻，故李唐一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所以往往系于玄武门卫军之手。
“此点本甚明显，一检史文便可证知，惟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太宗所以能制胜建成元吉者，其关键实在守玄武门之禁军，而旧史记载殊多隐讳，今得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贰陆肆拾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以供参证，于当日成败所以然之故益瞭然可知矣。”王重民利用敦煌写本《白雀歌》、《龙泉神剑歌》等作品，作《金山国坠事零拾》，“于是金山国事，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千载坠史，一旦重逢，其快乐有不能言喻者”！如《白雀歌》“前段多采本地故事，后段则历叙朝臣之盛，兼及武功与政事，于金山国事坠失之余，得此可作一篇开国史读矣”！孙楷第利用敦煌本《张议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分别写成《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均从变文入手，考察堙没之史事。如前者云：“此敦煌写本变文，述使主张义潮事，盖即军府设齐会时为义潮所说之本。以事涉本州耳目切近，而史官纪事于边州例不能详；故其敷陈赞咏，足以考见当时之事者，较之史籍，反为详悉。
斯虽断烂俗文，亦未尝无裨史学矣。”而后篇则曰：“两《唐书》记张义潮事皆甚略。至淮深守河西，唯《新书·吐蕃传》有‘命族子淮深代守归义’一语，全无事迹可见。……今观此本，则淮深御敌奏捷及朝廷使命往还之事，灿然满帙，不特可补张氏一家之事，且关涉当时边情国势，其所赞叙有极足注意者。”其后更有许多敦煌学者围绕敦煌变文、诗词、散文等进行史学研究，成就纷然。利用敦煌文学作品进行历史研究已成传统，敦煌文学作品的史学研究价值可见一斑。在此仍可根据个人的研究心得，为此提供一些例证。
一、以敦煌小说探唐宫廷政变之实。除上文提及陈寅恪以P.2640号《常何墓志铭》证唐玄武门之变的史实外，敦煌其他写本也可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一些线索。如利用敦煌写本S.2630号《唐太宗入冥记》，即可洗清唐国史对玄武门之变的涂饰，了解此次武装政变的真相。
张鷟《朝野佥载》卷六对唐太宗入冥故事有所记载，但只提到“太宗入见，冥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对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冥官”与太宗的问答，却避而不谈。故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二《龙筋凤髓判》批评曰：“《佥载》纪事，皆琐尾擿裂。”然敦煌《唐太宗入冥记》残卷（下称《入冥记》），却能够提供这个故事的较为详细的内容。《入冥记》的要点是辨明“玄武门之变”的是非，将一代英主唐太宗理屈词穷的窘状描绘得栩栩如生，如借太宗之口，说出建成、元吉哀哭；借崔子玉之口，说出建成、元吉“称诉冤屈，词状颇切”，显示太宗杀兄弟之非。崔子玉劝太宗不能与建成、元吉“对直”，进一步表示太宗理亏。太宗“忙怕极甚”，以名利相诱，“苦嘱”崔子玉出一个容易回答的“问头”。问头中“（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十个字，毫不含糊地指出太宗的罪状。太宗看了问头，“闷闷不已，如杵中心”，回答不出，只得以名利为条件请崔子玉代答。与把太宗形容得旷达、尊严、理直气壮的《朝野佥载》相比，《入冥记》把太宗描绘得心慌、胆怯、理屈词穷，十分窝囊，显见得《佥载》偏袒太宗而《入冥记》同情建成、元吉，这是文人笔记与民间传说的重要区别，充分显示出作者的政治倾向。
从《入冥记》的内容判断，该作品当作于武周代唐之初。《入冥记》称李世民为“太宗皇帝”，太宗是世民死后的庙号，可见这个故事是世民死后编造的。《入冥记》称李建成、李元吉为“二太子”，元吉没有太子的身份，这个称呼不符合历史实际，却反映出一个情况：《入冥记》对元吉有好感。据《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则天年十四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向太宗夸武氏之美的当然是太宗身边的人。从武三思《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看出，武则天父（武士彟）母（杨氏）结婚，是高祖女桂阳公主“为婚主”。桂阳公主是武则天母亲杨氏的从兄弟杨师道之妻，两家关系甚近。而杨师道的从侄女、即武则天的姨姐嫁给了李元吉。元吉被杀后，太宗将她收继。长孙皇后卒后，太宗想立她为皇后，因魏徵反对而中止。武则天被太宗召进宫，立为才人，可能就是出于这位姨姐的推荐。武则天对姨姐的前夫元吉冤死有一种同情。为元吉鸣“冤”的《入冥记》是迎合武则天的产物。
另外，《入冥记》中描述崔子玉劝唐太宗“讲”《大云经》，“抄写”《大云经》。此经是武则天称帝之符命，本罕为人知，因武则天的利用宣传而大显。《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记载：“（载初元年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卷一八三《外戚传·武承嗣传（薛怀义附）》又载：“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可见讲《大云经》之风，始于武则天建周之时。《入冥记》中崔子玉劝唐太宗“讲《大云经》”的情节，不是武则天建周称帝之前所能空想出来的。
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遭到徐敬业以及唐宗室的几次起兵反对，她深知改朝换代、以周代唐的不易，采取多种措施，为称帝扫除障碍。唐高祖、太宗、高宗祖孙三代中，太宗威望最高，降低太宗的威望，对以周代唐是有利的。在太宗一生中，杀兄弟是件亏心事，《入冥记》利用这件事降低太宗的威望，迎合了武则天的政治需要，故撰写时间当在武则天以周代唐之初。武周政权巩固后，就没有必要了。可见，《入冥记》是一篇在佛教果报掩护下谴责唐太宗的政治小说。如果我们进而根据史书记载的自相矛盾之处，利用私家石刻等可靠资料，了解“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更可发现，《入冥记》在洗掉史书对“玄武门之变”的涂饰方面有着极大的帮助。从这一点来讲，《入冥记》已不再是单纯的民间故事，而成为具有很高史学研究价值的重要文献。
二、以敦煌诗歌、变文等探寻归义军政权更迭之谜。唐中央王朝有“玄武门之变”这样残酷的权利斗争，归义军政权内部也有节度使张淮深及其六子为兄弟所杀的类似惨剧，其相关史事可借《张淮深墓志铭》等加以廓清，而一些不引人注目的敦煌诗歌作品，也可为我们提供一点这方面的线索。S.6161、S.3329V、S.6973、P.2762号《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背后抄有十几首七言诗及两首五言诗，作者是经历了从归义军张淮深任节度使至张承奉立金山国这样一段时间的官员，暂时过着隐居的生活。诗集既反映了归义军收复河陇的斗争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反映了归义军政权的内部斗争。如《赠阴端公》下小注为：“子侄逆，遂成分别，因赠此咏。”此处的“逆”字，可释为“迕逆”、“叛逆”之意。结合其后“唯有眦睚唇若噬，义门从此绝仁风”之句，知此子侄共同的迕逆之举是相当严重的，无论是阴端公还是作者本人都怀有绝望之感，一般家庭的纠纷恐不会达到如此程度，唯一可信的，是当时归义军政权内部存在着对立的两派斗争，阴端公之子侄显然站到了阴端公的对立面，被认为是叛逆，这才引出了“遂成分别”的悲剧。从前人的研究可知，张淮深接任归义军节度使之后，二十余年未受唐政府的正式册封，故他曾前后多次遣使中原求授旌节。
而其兄弟张淮鼎，因觊觎其权力，与淮深形成对立一派。其后张淮鼎终于杀死张淮深及其妻、子，自据归义军节度使之职。这表明淮鼎一派势力的强大。阴端公之子侄也许正是张淮鼎一派，使追随张淮深多年征战的阴端公绝望。诗作者显然清楚地知道这种矛盾斗争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一方面隐居荒村以求避祸，另一方面又忍不住借诗咏志，感慨时局的不稳与人心的迕逆。归义军的这段历史原本始终隐晦不清，各家研究做出的多种推测，现在这一诗集作者，虽然用了与张景球《张淮深墓志铭》中的“竖牛作孽”那样的语言，可终究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
与武周时期出现《唐太宗入冥记》这样的小说对太宗行为加以谴责，从而达到巩固自己政权的目的相类似，在敦煌归义军政权从张氏转向曹氏手中时，也出现了以文学作品讥讽政治对手的情况。从敦煌写卷情况看，有关李陵、苏武的故事在敦煌当地流传甚广，但其前后主题并不一致。在《李陵变文》中，人们对李陵抱着极大的同情：他们称赞李陵率五千步卒敌匈奴十万大军的勇气，宣扬其胜利的辉煌，当李陵战败，投降匈奴之时，又处处铺陈，为李陵的所作所为进行辩解。而结合沙州人在吐蕃大军11年的围困下粮械皆尽，最终不得已降蕃的史事可知，《李陵变文》并非只是简单的史事的敷衍传唱，而是沙州人试图通过《李陵变文》，为自己降于吐蕃的行为作辩解。它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内容中深深寄托了沙州人痛苦、哀怨、愤懑、不甘的情感，具有宣传导泄的作用。《李陵苏武执别词》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苏武的问话，引出李陵的自我辩白，这与《李陵变文》之功用完全一致，只不过《李陵变文》是民间创作，而《执别词》却带上了文人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