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来，已经历了一百年的历程。就中国敦煌学研究发展而言，敦煌文学研究是较早开始的，相较于其它敦煌的研究领域而言，敦煌文学研究成果也最为突出。一方面，由于早期留心敦煌文献的学者多数为中国文学研究者；后期，在台湾地区极力倡导敦煌学的潘重规先生系中国文学系教授，以致研究主力集中在中国文学系所；另一方面，又由于文学相对于其它学科而言，他和民族的心理与情感关系最为密切，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优势，相较于其它国家的学者，自有独特的条件。因此，敦煌文学不管是文人的雅文学或民间的俗文学，在研究的质与量上都有卓著的成果。
近年尤其许多重要的门类，如敦煌变文、敦煌曲子词、敦煌诗歌、敦煌赋、王梵志诗等方面，不但陆续有几种校理的本子出版，同时也有系统深入的论著产生。
由于我个人是中国文学系、所出身，且始终在中国文学领域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接触敦煌文献也超过三十年了，对于敦煌文献中的文学文献多所留意。尤其在研究所开课，讲授的课程一直是离不开“敦煌文学”的领域。近些年来常有同学甚至同事们问到：“敦煌文献发现已逾百年，这些年来敦煌学快速发展，已蔚为一门国际显学，如果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立场来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面对这样的提问，我曾整理思绪，希望能对上一阶段的敦煌学研究进行总结，找出经验借鉴，而后对现状进行评析，进而为往后研究的方向、方法提出展望。
二、敦煌文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拓展
敦煌莫高窟是佛教的石窟寺院，藏经洞发现的文献固然以佛教经典文献为主，约占全部的百分之九十；敦煌文学文献虽然占整个敦煌文献的极小部分，然而它不但是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位居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关键地位。不论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立场，或敦煌学的产生与发展来看，敦煌文学研究都是较早受到中国学者重视的。早在1920年王国维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便拉开了敦煌学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序幕，对而后八十多年来敦煌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台湾，极力倡导敦煌学的都是以中国文学系所为主力。然则敦煌文学的研究重心究竟何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什么意义？对中国文学研究又有何拓展？
1．变文是敦煌文学的瑰宝，中国讲唱文学的源头
以中国文学的立场来看，敦煌文献的发现，最重要的当推讲唱变文。由于敦煌变文确实是在此之前传世文献所未见，它的发现自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事。因此，一旦公诸世，便立即引起中外学者的注目，纷纷根据写本撰写序跋、转写校录，所以变文的整理与研究是敦煌文学研究中起步最早、成果最为丰硕的研究重心。近百年来，变文除了校勘与辑录等文献学的基础工作外，学者更投入讲唱文学名义、起源、体制及其与佛教关系等课题的探究。
总的来说，敦煌变文在中国文学研究的拓展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文学文献来说：丰富了唐五代讲唱文学的文本；二、从文学史来说：为中国俗文学史，特别讲唱文学，找到了宋、元话本、明清弹词、鼓词、宝卷等俗文学的源头；三、从小说史来说：敦煌变文的发现，拓展白话小说的研究园地，廓清白话小说的发展脉络，订正了六朝志怪、唐人传奇与宋元话本、明清通俗小说传承关系的偏差；四、从文体来说：敦煌变文韵散夹杂的叙事体制拓展了中国文学，特别是讲唱文学体制发展。五、从内容题材来说：敦煌变文的分类与个别作品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另一面向，尤其是讲史性变文，从咏史、讲史到历史演义的发展；《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等故事题材的综合与扩大，为跨文类的故事研究与叙事研究开阔了更为广大的空间。详情可参考之言《七十年来的敦煌变文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4期）、杜晓勤《敦煌变文的整理与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14章第2节，北京出版社，2001年）、谢海平、朱文光《近百年来敦煌讲史变文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六朝隋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等。
2．敦煌曲子词提供民间词过渡文人词发展历程的实证
除变文外，敦煌文学文献中，另一重要的材料便是“曲子词”。它的发现，既丰富了唐五代的大量词作，更使我们得以在千载之后一窥词的早期风貌，同时对于词学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借此材料而得以一一澄清。如《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的重见天日，使得过去大家公认五代时赵崇祚编的《花间集》为现存最早的一部“词的总集”的说法，得改写为《云谣集》了。
又如词史上十分重要且聚讼纷纭有关词的起源与形成等问题，由于敦煌文献发现有唐代各体的词作，为此一争议提供了极为可靠的实证材料。而有关慢词发展的成说，因敦煌琵琶谱，列有“慢曲子”七首及“长沙女引”一调，使长期以来以慢词始于北宋柳永的说法也需要修正。敦煌曲子词的发现，除证实短调、中调、长调同时盛行外，有关词调题目，过去学界一直主张东坡以前，犹未曾有。敦煌写本《凤归云》“闺怨”等大量词调下有题目的实际存在，有必要重新论述。又以衬字有无来作为词曲区别的争论，也因敦煌曲子词存在使用衬字的情形，而得以迎刃而解。
此外，敦煌曲子词的作品内容广泛，文辞质朴，情意真率，深富民间文学清新动人之气息，就文学价值而言，也是难得的瑰宝。
有关前贤研究的成果与面向，刘尊明《二十世纪敦煌曲子词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朱凤玉《敦煌曲子词研究述评与研究方法之考察》（《文学新钥》2006年第4期）有较全面而详细的论述，可资参考。
3．王梵志诗与学郎诗抄是唐五代白话诗的奇葩
唐诗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中，始终居于主要的地位。敦煌文献中诗歌研究自然也是重要的一环。敦煌诗歌的研究分量随着研究发展而增加，渐有与变文、曲子词鼎足而三的趋势。主要围绕在补全唐诗、王梵志诗、韦庄《秦妇吟》、陷蕃诗等课题。若纯就诗歌的观点来论，敦煌诗歌的艺术成就显然远不如传世的唐人诗歌，尤其是名家的诗篇，但如果从其它方向来看，敦煌诗歌自有其特色及一定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其中尤以通俗白话诗最为耀眼，是唐代诗歌的奇葩。
一般说来，诗歌主要以典雅为正格，鄙俗粗浅为诗家所忌，但是敦煌写本王梵志诗却是以通俗浅近见称，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俗得有特色，他的诗不仅语言通俗、口语俚词皆可入诗，诗句简练，明白如话。在白话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今所知见400首左右的王梵志诗提供了研究白话文学的珍贵资料。项楚《王梵志诗校注》成果卓越，最为代表。而近年王梵志及其诗篇的研究，更成为敦煌诗歌研究最为热门的课题。详情可参考徐俊波《王梵志研究的百年回顾》（《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陈庆浩、朱凤玉《王梵志诗之整理与研究》（《新世纪敦煌学论集》，四川巴蜀书社，2003年）等。
在这股白话诗歌的研究风潮中，还扩及敦煌文献中的其它白话诗篇，同时也陆续注意到佛教偈颂影响下，表现在中国文学上而形成特殊风格的白话诗。如项楚在继王梵志诗研究之后，大力倡导以敦煌文献为基础的唐代白话诗研究而迭有佳绩。他与张子开、谭伟、何剑平等著《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一书，便是这一研究成果的呈现。
同样具有白话诗歌特色的，还有一些保存在学童的课本、习字、杂写本子中所抄写的诗篇。这些是当时学生不经意随手抄写的诗篇，虽非呕心沥血之作，却是真实自然的学堂之声，是最能反映当时学郎心境的。这些诗歌多半口耳相传，随手书写，字体多不工整，又多别字俗体。正因如此，更能流露出古代学童们纯真可爱的心灵。这些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既能丰富我们研究古代儿童诗歌的宝贵材料，又可印证唐诗发达普及盛况空前的历史事实，同时又提供唐代白话诗歌研究的另一课题。朱凤玉《敦煌学郎诗抄析论》（《东海大学文学院学报》第48卷，2007年7月）一文，有详细论述，可供参考。
4．口语、叙事、通俗的敦煌赋为敦煌文学的另一特色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保存的赋体作品，总计有112件34篇。潘重规先生《敦煌赋校录》是正视敦煌赋的特色与系统校理的开始，同时阐明敦煌赋文辞好采口语、内容多写实事等特色，使敦煌赋全貌与鲜明的风华渐受重视。之后张锡厚、伏俊琏等承继此理念与成果，开展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另一风潮。至今为止，发为论著的篇章已不下200篇之多；近代编撰的中国文学史、赋史等，多在唐代文学中立有“敦煌俗赋”、“敦煌赋”等专章、专节加以介绍，足见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所不可忽视的特色。
这些赋作，从形式来分，可大别为“辞赋”、“骈赋”、“歌行赋”及“俗赋”等四类。其中以叙事体为主，形式上与“杂赋”相类的俗赋，尤具特色。这类作品，内容具故事性、语言通俗，押韵自由，擅用比喻，深富俗文学特色，且具民间娱乐功能。它是赋作的变体，于赋体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所以成为近年敦煌赋研究的核心。
整体而言，从赋史的角度来看，这种俗赋的发展，自两汉、魏晋而隋唐五代，其传统可说源远流长。只是传世文献中，甚少保存，以至罕为人所关注；因敦煌写本俗赋的发现与研究，才激起学界对俗赋关注，特别是近年尹湾汉简《神乌赋》的发现，更引发了学界对俗赋在中国赋史与文学史上探源与溯流的风潮。至于前贤研究的详情，伏俊琏《百年敦煌赋研究》（《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朱凤玉《敦煌赋的范畴与研究发展》（《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2007年）有全面详细的析论，可资参考。
三、敦煌文学研究的展望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新材料、新方法与新观点。敦煌学是一门以资料为核心的综合性学科，它的存在主要取决于资料的发现；又由于敦煌数据的属性与传世典籍的属性不尽相同，因此研究方法也有其独自的特色；加上敦煌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在研究的观点上，又每每有别于传世文献研究的观点。
我们从《1907－1997敦煌研究论著目录》（汉学研究中心，2000年）、《1998－2005敦煌研究论著目录》（乐学书局，2006年）的著录中，可清楚地获知百年来敦煌文学研究的成果与课题；透过前贤研究方法的考察中，也可获知敦煌文学研究特有的视角、面向与方法。在汲取前贤宝贵的经验中，启发了我们对敦煌文学未来研究发展的展望。
1．敦煌文学研究范畴的界定
敦煌文学的研究，取决于材料的有无。若是期盼着能再有新藏经洞的发现，好提供崭新的材料，这是可遇不可求，甚至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实际上应该则是对“敦煌文学”的观念进行厘清，以求范畴的扩大。
敦煌文学概念与范畴历来宽窄不一，范畴宽窄直接影响研究材料的多寡，放宽概念，范畴的半径便随之扩大，材料面积更是以倍数增加。过去曾不被列入敦煌文学的材料，现已逐渐划入敦煌文学范围中。例如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全书收入162首，以传统词的观念辑录，而不收佛曲歌赞。然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戴密微、饶宗颐《敦煌曲》则采广义概念，作品材料便遽增。如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扩大范畴，将佛曲歌赞纳入，计收取545首，材料遽增三倍多。《敦煌歌辞总编》收录的数量更多。可见观念开放，必能扩大范畴，增加材料；而范畴的界定，研究的对象将更明确。如此一来，则有关宗教仪式使用的文学作品，赞、呗、愿文等，将可大大丰富敦煌文学的材料与内涵。
2．扩大敦煌文学研究的相关材料
除了研究范畴的重加界定，以期研究材料的扩充外，同时相关研究材料也需拓展，如此才能有助于研究发展。过去从事敦煌文学研究者，每每谨守着敦煌文献来立论。如此，容易使敦煌文学研究走入死胡同。若能记取“以敦证唐，以唐考敦”的原则，当能以敦煌的材料结合传世文献，不仅能深化研究论题，更能彰显敦煌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以敦煌诗歌为例，如蒙书中以诗歌体编撰的《古贤集》，全篇以八十句七言诗成篇，性质与胡曾、周昙的大型咏史组诗相似，此一材料可结合咏史、蒙书、诗歌等，使研究材料扩大，研究课题更为开阔。
又如敦煌佛教文献中有“九想观诗”四种，通篇以诗歌来描写观想人死后尸体九种变化的全部过程。我们除了可结合晋唐以来高僧与文士的诗篇来进行研究外，若能进一步扩大材料，结合日本正仓院藏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中真观法师《奉王居士请题九想即事依经总篇》、入唐求法高僧空海《性灵集》中的《九想诗》，以及日本汉文文献中署名“东坡居士”的《九相诗并序》、《九相诗绘卷》等加以汇整，一并考察，当更能显现佛教九想观的发展脉络及对僧俗文学的影响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