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唐五代时期，在日本正是奈良时期（710－794年）和平安时期（794－1192年）。这时的日本，经过“大化革新”，完成了从古代律令制向庄园制封建社会体制的过渡，形成以藤原家族等为代表的豪门贵族政治，而文化上却“正是古代日本的权力阶级与知识阶层自觉地渴望获得中国文化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其热情竟历三百余年而不衰”，从而出现了日本汉风文化最为灿烂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唐五代社会上流行的俗讲变文是否也曾为日本人民所知、并对他们的文学发生过某种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唐文宗开成三年入唐的日本高僧圆仁（794－864）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曾先后多次记述他在山东文登县、京城长安亲历过俗讲活动；其后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入唐的另一日本高僧圆珍（814－891）在其《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文句合记》中，也曾说到在唐所见寺院中僧讲与俗讲，并指出了它们的异同，可见当时日本人士对俗讲不但不陌生，甚至还予以记载介绍给本国人民。
此外，日本官方还曾多次派遣入隋、入唐使团，使团成员有大使、副使、押使、判官、录事等官员，还有医师、译语、画师、阴阳师等等专业人员，每次动辄数百人，此外积极赴华的还有学问僧、留学生等等，数量也相当可观。他们纷纷来到仰慕的大唐帝国，居长安、游各地，政治上修好访问，经济上通商贸易，文化上访学问道，返国时，除携走官私文书和大批朝廷馈礼与所购货物外，往往还要带回大批儒道佛的经籍、名家诗文杂著、医书药典，以及像《游仙窟》之类的通俗文学之作（对此，可参看藤原佐世《本朝见在书目》、杨守敬《日本访书记》、严绍璗《日本藏汉籍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等），而当时唐代社会上正有俗讲变文广为流行，据当时人赵璘《因话录》等记载，上自宫廷，下到街衢闹市，远达西北边陲；从皇帝、“士流”，到“愚夫冶妇”，无不“乐闻其说”；每有开讲，就“听着填咽寺舍”，以至“酒坊鱼市尽无人”，其风靡可谓雅俗共赏，无远弗及了。这种盛况，不能不让人想到当时随“唐化运动”之风来到大唐的日本各方人士，完全有机会接触过这种演出。那么，俗讲变文就有可能以口传的或书面的方式传回日本。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日本约编成于11世纪初的《今昔物语集》中就收录了敦煌流传的《孔子项託相问书》等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日本人民阅读或听到过俗讲变文，进而创造出用本国言文统一的“假名”来表现本民族故事的“物语”文学，就是可能的事了。
所谓“物语”，在日文的意思是故事。“物语文学”，狭义上是指由口头说唱发展而成，流行于平安时代到室町时代（1333—1573年）间的一种文学。在体制上，物语文学的基本特点是歌与文完全融为一体，散体文中夹杂韵文（和歌）。五十四卷的《源氏物语》，散文叙事中织入了八百多首和歌，就是很突出的例子。这与唐代散韵组合，说说唱唱，叙述故事，抒发感情，譬喻说理的俗讲变文，体制上大同小异。俗讲变文的流行，目前已发现《降魔变文》传唱于玄宗天宝七至八载（747—748）之间，比日本物语文学的形成，早了二三百年，日本10世纪中期的《竹取物语》、11世纪初至平安时代中期产生的巨著《源氏物语》，追根溯源，不能不说是中日文化交流所造就的一段文学姻缘了。对于这段文学姻缘，我国学者既未曾注意，更无人做过研究，但是日本学者却从许多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日本对包括俗讲变文在内的敦煌俗文学研究，始于狩野直喜于大正五年（1916）三月发表在《艺文》第七年第三号上《中国俗文学研究的材料》一文；此后，青木正儿、仓石武四郎等相继又全面介绍的或单项研究的论文发表。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特点是缜密细致，除了作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探讨外，更从本国历史文化角度来展开俗讲变文在日本流传与影响的探讨。如：
《变文与图解的研究——平安时代世俗画的研究》（秋山光和，1964年）
《近世小说的形式——以变文的影响为中心》（内田道夫，1972年）
《日本所传与变文有关的中国故事》（早川光三郎，1960年）
而川口久雄先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从宏观到微观，都有更广、更深的成就。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唐五代文学与平安时期文学关系的研究，其成果就收在他的六卷本《敦煌来风》等多种著作中。在俗讲变文方面如：
《敦煌变文的特性与日本文学——敦煌变文的概念》（1960年）
《敦煌变文的特性与日本讲唱文学——故事与讲唱的系谱》（1961年）
《敦煌变文的特性与日本文学——图解的世界》（1963年）
《从小说到戏剧——敦煌变文的性质与日本文学》（1965年）
《敦煌资料的素材与日本文学——〈阿弥陀经讲经文与日本净土文学〉》（1969年）
《敦煌资料的素材与日本文学——楚灭汉兴王陵变、苏武李陵执别词与日本战记文学》（1955年）
《敦煌资料的素材与日本文学——孟姜女故事与古事记神话》（1966年）
《八相成道变文与今昔物语集佛传故事——日本故事文学的演变与敦煌资料》（1956年）
《敦煌本舜子变文、董永变文与日本故事文学》（1970年）
《敦煌出土的“俗讲仪式”与略出因缘诸本——日本故事文学及其影响》（1983年）
其实不止日本，与我邻近的韩国、越南，以至法、英、美、俄等国的学者，对俗讲变文的研究，也作出过不少贡献。像韩国的：
《敦煌变文——太子成道经、八相变、破魔变文、降魔变文与佛经比较研究》（金泰宽，1984年）
《韩中目连故事之比较》（丁来东，1966年）
《敦煌写本叶净能诗研究》（权宁爱，1985年）
《敦煌讲唱文学的口头表演特征》（全弘哲，2003年）
《韩国变文的流通样相——以佛教作品为中心》（金镇荣，1992年）
《有关变文乡歌的影响关系》（曹平焕，1992年）再如美国的：
《唐代变文》（梅维恒，1999年）
《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梅维恒，2000年）
这些论著，不但正本清源探讨了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中文学方面的真实情况，而且让我们获得了对俗讲变文的另一种文化解读，这对我们更加准确、全面、深刻认识敦煌俗讲变文重现于世的重大意义，以及它在世界文学范围的价值和贡献，都是很有意义的。遗憾的是，上面所说的这些成果，大多未能引起我国有关学者的关注，更少有将其翻译介绍，以供我国有关学者参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资料的缺乏，对日本古代文学发展不够了解，语言的障碍等等，但不论什么原因，都不应忽视这件重要的交流工作。搞好这样的工作，无疑将会拓展和弥补我们较少研究的一个方面。
上世纪30年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中，就当时方兴未艾的敦煌学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在这里，陈寅恪指出了敦煌学从开始就具有的世界性特点。原因是：形成敦煌学基础的敦煌壁画、彩塑、遗书抄卷等虽是中国的，但其真正作为一门学科研究却肇始于上世纪初一批西方探险家掠走其文献遗存、又以考察报告及某些初步研究等形式披露于世后，这才逐渐为世人所知，进而又出现更广泛的研究，于是一门新兴学科——敦煌学才形成起来。
敦煌研究兴起后，除我国学者积极投入外，同时也引起“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的极大关注，并“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具体到俗讲变文，它遗存于敦煌，但其价值和意义绝不能把它局限于“敦煌”的一隅。像《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虽发现于敦煌藏经洞，郑振铎先生却早就指出：“在中国的一切著作里，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详尽的周历地狱的情况的；其重要有若《奥特赛》（Odyssey）、《阿尼特》（Aeniead）及《神曲》诸史诗。”而他编印《世界文库》时，就将许多俗讲变文收入，与世界各国名著并列，这都是极具“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俗讲变文的做法。敦煌的俗讲变文，完全可以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一席，那么对它的研究，也就不能仅止于国内一隅，目光也应是“世界的”才能有所开拓。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敦煌文学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向来有关心国外研究的传统，上世纪30年代，汪馥泉曾及时地将日本学者狩野直喜、青木正儿、小川琢治、仓石武四郎等人所写的有关敦煌俗文学的文章，编译出一本《中国文学研究译丛》出版；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两位学者杨继东、陈引驰将美国学者梅维恒的《唐代变文》全译出版，这对我们认识、了解国外学者研究俗讲变文的观点方法、分析评价等就有很大的帮助。可惜的是，后继者还不多。（在这方面，史学界比文学界要做得多。）我们真希望有能力而又对中外文化、比较文学有兴趣的识者，能重视这件工作，选择国外学者们的一些好的研究著作，翻译出版，为研究者和读者提供多种视角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对推进中外文化交流与研究，其贡献绝不下于某些个人研究。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的今天，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发展，各国人民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越容易，随之而来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异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大趋势，敦煌俗讲变文研究也不例外，它同样需要改变长期“自说自话”的自我封闭局面，也就是面临一个拓展研究视野的问题。梅维恒的《绘画与表演》，就将俗讲变文与古代印度、中亚、南亚地区及世界各地的看图讲故事联系起来，追索其源与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变文源流的新世界；我国近来也有一些学者，以自己的学力优势和阔大的学术眼光，关注到此。
仅王晓平先生一人，就同时出版了《唐土的种粒——日本衍传的敦煌故事》、《远传的衣钵——日本衍传的敦煌佛教文学》，从日本《类杂集》、《沙石集》等古文献中，找出敦煌文学作品在日本衍传的一些踪迹，为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此外，王昆吾先生也有《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出版，还有一些零星的单篇文章发表，如日本学者金文京的《东亚争奇文学初探》，笔者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予日本平安时代汉文学——以大江朝纲〈男女婚姻赋〉为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2006】，中华书局）、《移植与变异：日本〈酒茶论〉与敦煌〈茶酒论〉的比较研究》（《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都是一些拓展敦煌俗讲变文研究的新成果。尤其可喜的是，在各方努力下，2003年成立“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该会出版了《通讯》，这对加强中外敦煌学研究者的联系，促进敦煌学研究的国际交流合作，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更多的收获，将是指日可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