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大师潇洒
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在“文革”刚刚结束，全国刚刚恢复高考后第一届的高校教学中，教材短缺，课程设置尚不完善，专业教学体系还不健全。因此，学校之间教学水平的比拼，实际上就是师资力量的较量。对于77摄影班的31位同学来说，大学四年中遇到的一批满腹经纶、师德崇高的引路人，让他们有幸获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接受到了最认真严格的专业训练。
教书育人，后二字更深，更难。能够通过时间的洗礼和坎坷的磨炼，还依然紧紧跟随一个人行走跋涉直至一生的东西，就是师长想要留给学生最好的毕业礼物。
大师们的“太和殿”
矮小身材，圆脸短发，朴素中透露出一点点的严谨，却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威严和智慧以及常人眼中的艺术家风采，这是朱羽君老师——77摄影班同学们心目中永远难忘的大师之一。与北京高等院校许多老师标准的普通话相比，她带有明显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倒成为让人记忆深刻的特点。在学生们眼里，朱羽君老师最大的魅力不仅在于为师者的丰富内涵，更在于她传道授业解惑的艺术。内里学富五车，讲课却平淡乏味，只可谓之学者；自身博学，又善于运用知识并能春风化雨般倾情灌溉的才是好教师。这一点，学生最有发言权。
俞建成：让人震撼的是她那讲课的姿态或者说是传递知识的方式，我至今都可以清晰地回想起那一举手、一投足的身形，她是灵动着自己全身心的语言在向我们传递着她的思想、她的智慧，这是我从未见过的讲课方式，完全不一样的方式。这时，她的矮小和朴素似乎是在演绎着另一类的高大和华丽，课堂俨然就是她的太和殿，她说出的每一个字俨然就是一道道圣旨，作为她的学生，你不得不在内心里喊出两个字：接旨。
程鹤麟在描述朱羽君老师的时候用了“仁慈”二字，有仁慈之心的师长，往往给学生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些随着时光逐渐被淡忘的知识，更多的是一种浓浓的、沉甸甸的，叫做恩情的东西。
程鹤麟：有次上课，朱老师说了句让我铭记至今的话：“讲课的累，听课的更累。”怪不得朱老师上课从不拖堂。朱老师的这句话，是为师者为长者的仁慈，是换位思维。后来我在工作中常想起朱老师这句话，我学会体谅他人，尤其是体谅我的晚辈我的下级，就算他们做了错事害我非常生气，我最坏就是当场发火，发完火就算，啥事没有，绝不记恨更不会秋后算账。有时我也去讲课，更会对听课的朋友们提起朱老师的这句话，请他们如果想休息甚至不想听了都自便。
有一次拍构图作业，钟大年自恃自己看的书多，照书模仿，认为作业做得不错，但评作业时被朱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他拍的东西死板、没有灵气。这毫不留情的批评对一直下苦功读书的钟大年刺激不小，从此他开始懂得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在他心中，有一种潇洒叫做“朱羽君式的潇洒”，那就是一辈子也没想过当领导，但在学者中总是最出色。本本分分做学问，做到极致。
钟大年：我后来常和朱老师同去参加一些研讨会、评奖会，她的演讲发言总是激情澎湃、生动而充满理论的灵性，听她的演讲有时真觉得是一种享受。我常常会暗自感到羞愧，我为什么没有那种激情、那种灵性？除了性格的原因之外，我以为我实在没有朱老师那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气度和淡泊名利的超然吧。
摄影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大量的练习，正如想学游泳的人不论是被人推还是自己跳都必须下水。摄影构图是广院摄影专业的经典课程之一，实践性极强，要求学生进行大量的创作练习，而后再通过老师的点评得以切实地提高。这一来一往的互动，往往能激发学生最大的创作积极性。
王政：在专业课阶段，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朱羽君教授，她给我们讲授摄影构图课程。由于她的文学功底扎实，在讲授时极为生动、栩栩如生，每一节课都能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在每节实践课中，同学们都能根据朱老师的要求，克服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将作业很好地完成。记得我在做朱老师布置的专题图片作业时，采访了北京市较早开办的朝阳区婚姻介绍所。由于学生的稚气，第一天的采访和拍摄无果而返，第二天采访我就先开始与工作人员同做一样的工作，看个人材料，将两人要求相一致或相近的和其相貌差距不大的“拉郎配”。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婚姻介绍所的情况和鲜为人知的事情。最后我抓拍到一位婚介人员给一位男士介绍姑娘时生动、鲜活的场面，这是我当时那一组照片中的点题之笔，朱老师在讲评作业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赞扬。
另一位让77摄影班同学难忘的老师就是系主任矫广礼老师。当年大家实现理想，改变命运的入学之路大都是矫老师安排疏通的。这位老师向来以严厉著称，许多学生都怕他，不过在钟大年眼里，他是那时最敢于放手让学生自由发挥的一位恩师。
钟大年：大学二年级开始见习，我领队去湖北，按规定实习完应该直接回学校，但我却带着同学们顺长江而下去了庐山，又纠集江西组的同学绕道泰山。这在现在看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在“文化大革命”刚完的那时可是严重违规的大事。没用实习时间，没用公家的钱，去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虽知违规，但机会难得，责任由我来担，我已做好了写检查、挨批评、受处分的准备。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回去后学校没有兴师动众地追究这件事。后来听说原本系里要严肃处理，是矫广礼老师以学生的愿望是好的、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为由顶了回去。
人生得一知己之师，足矣！
不过，历史的阴影总是在时间看似吹散一切之后仍旧冥冥地停留在原地一阵，久久不能散去。当时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因为历史原因而有了一些复杂的成分：刚刚经历过“文革”，老师们“臭老九”的帽子摘得还不算太干净，而77摄影班又不乏已经辗转社会、具备一定“江湖阅历”的“老油子”学生，于是在如此这般的师生之间，关系往往“不那么简单”。比如就有一开始根本“不忿儿”老师的马国力。
马国力：那时候的学生有着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和极其伟大的抱负，而且也自认为有丰富的社会知识，现在想起来才觉得有点自负得可笑。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学校里参加的考试——中共党史。说实话，我没有听过几次党史课，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七年党龄，这些东西不用学我也知道得一清二楚。考试的时候，我们班几个“老党员”都很快就交了卷，不无骄傲地告诉别人，至少90分。谁知试卷发下来一看，都是59分，差一点才及格。老师坦率地告诉我们：意思都是对的，但没有按照书上回答。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什么地方都有规矩，学校里的规矩就是书本，尽管有些书本知识已经过时，但若改变它，你必须知道要改变它什么，这就需要你把它读完。我感谢那位党史老师，由衷地感谢他。
还有从陕西电视台调回学校充实教师队伍的教摄影艺术课的刘存志老师，他在给77摄影班上第一节课的时候说：“同学们，我们首先是同志关系，其次才是师生关系。”此时，坐在下面听课的乔保平在心里暗笑了一下。
乔保平：在“文革”时期，师道尊严被打下去了，社会上把老师叫“臭老九”，所以刘存志老师心有余悸，不敢给我们摆老师的威严。还有个原因就是，他认为我们这届同学都是在社会上有过历练之后上的学，已经不是从学校到学校的那种单纯的学生。他觉得和我们首先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同志关系，其次才是师生关系。这第一节课的开场白让我印象特别深。
刘存志老师当时身体不太好，有轻微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偶尔不能持续讲完一节课。大概讲到第40分钟，思维就有点乱，讲课力不从心。这个小秘密被班上的同学了解之后，几个抽烟的同学就在讲课进行到一定时间之后主动向刘老师举手要求休息抽烟。
乔保平：刘老师也抽烟，所以他说好吧，那我们休息一会儿。那时因为我们感觉他有了一些症状了，所以就不能等下课铃响，就赶紧要求休息。他从讲台上下来，我们就互相递烟，在教室的门口一起抽抽烟，大概到下课铃响的时候，我们这烟也抽完了，我们反倒说那就继续讲课吧，他也就调整过来了。别的教室下课了，我们这儿关上门，又开始上课。
刘存志老师曾对学生们有过这样的要求：“你们都是摄影专业的学生，就要学会用自己手中的摄影机，为社会、为自己留下一些值得纪念的东西。”当年的这些话，让仇绍强将创作的热情保持了几十年。即使后来改了行，也没忘记把当年的专业转化成为最值得依赖和享受的兴趣爱好。
重新拿起照相机的感觉恐怕离当年广院专业课上的创作感受颇有些遥远，比如形式风格主题都不再有专业要求，比如可以挖掘的故事以及采风的美景都变得更加让人眼花缭乱，再比如数码照相机的快门按下一千次也不用心疼。但与摄影二字那起始于青春时代的缘分，让一生的旅途多了不少精彩，留下了不少唯美定格。阿仇电脑里的几万张照片，还有常看常新的个人摄影作品集，都暗暗地散发着一阵阵对于当年那句提醒的小小感激。
还有讲授《古代汉语》的北京大学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王力教授。他讲课的时候略带一点口吃，但内容极其深刻并生动，常常使听课的学生们渐渐地忘了下课时间。在上完这门课后，王政改变了写日记的“风格”，学会了把原本一事一议的写作方法变为把一件小事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去认知的路数，在日积月累的思考中学会如何去关心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
无论何时，帮人们改变命运的人总是被深深铭记，比如77摄影班的老师们：系主任矫广礼老师，刚入校时的班主任白禄玄老师，后来的班主任李兴国老师，讲电视摄影艺术的刘存志老师，最早教感光材料的刘恩御老师，教摄影技术课的张宝光老师，讲摄影构图的朱羽君老师，教电视编辑课的朱羽君、任远老师，教现代文学课的田本相老师，讲传播概论的叶家铮老师，教党史课的李长胜老师，讲美术课的贾国士老师，还有在暗房冲印胶卷时被大家认识的胡芳老师，教基础课的黄侯兴老师，教古汉语课的张相如老师，甚至还有在俄罗斯文学课上大声朗读普希金诗歌的马老师，教外国文学的赵凤翔老师，教新闻写作的黄炜老师，教写作的孔德明老师，教音乐音响课的高廷智老师，教广播语言的施旗老师，教英语课的鲁津老师，教篮球的、个子很高，年纪比班上很多同学都小的王大中老师等等。如今念出来，是长长的一串名字，但这些名字一旦连起来，就连出了属于77摄影班的美好的完整的大学时光。
一生情缘
在乔保平毕业分配的时候，刘存志老师曾多次动员他留校任教，不过乔保平还是选择了回甘肃电视台做一名一线记者。那时年轻力壮的他，觉得学了电视新闻，还是先要到业界历练一番，还不想从教室到教室，从讲台下到讲台上。在毕业前临走的最后一个晚上，乔保平已经将所有的行李都托运回家，包括四年来的书籍、生活用品甚至铺盖卷。当他跑去和刘存志老师告别的时候，刘老师邀请他住在自己家中，于是在广院的最后一晚，小乔就跟刘老师睡在了老师家的双人床上。这一晚，即将毕业的乔保平兴奋地和老师絮絮叨叨地聊了大半夜，直到刘老师困意暴袭，说：“保平，咱们睡觉吧。”
十几年后，有次朱羽君老师到甘肃去，又问起陪她参观游览的学生乔保平，你还想不想回学校？时任省台副台长的乔保平说，挑着担子卸不下来，无法回去。过了七八年后，在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最终还是调回了广院，正应了老师们最初对学生的设定。
站在时间的下一个点上往前看的时候，仿佛人人都看得到这一份冥冥中的缘分和安排。无论走了多远，兜了多大一个圈子，哪怕经历了再多的曲曲折折、弯弯绕绕，最终都要回到命运设定好的目的地。
乔保平：在我毕业不久之后有一次回北京出差，我去刘存志老师家里看望他，晚上末班车没有了，也没有地铁，就又住在了刘老师家里。第二天早晨刘老师摆出了他的早餐给我吃：一袋牛奶、一个荷包蛋，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好的早餐了。那时的牛奶还是凭票供应的，我就一个劲儿拒绝，说我年轻力壮的，我不吃。刘老师就命令我吃，说这一顿早餐你必须代我吃了，你不吃我不高兴，这是老师的要求。当时我很受感动，他对学生的爱护和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在77摄影班毕业后，任金州、钟大年、温化平和高燕文留校任教，从此和大学期间的各位老师成为同事。毕业两年后的那个4月，朱羽君老师要外出采风，任金州成了唯一的同行者。转变了角色的相处十分有趣，师生加同事的关系为任金州向朱老师取经讨教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毕竟，这种一对一的“豪华小班”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的。
任金州：朱老师说没人去，我说我去，好，那就一块去呗。我们俩从广院坐车坐到门头沟，从门头沟坐长途车到妙峰山脚下。非常难爬的山，要爬一整天的。幸好赶上一个手扶拖拉机，于是我跟朱老师坐着手扶拖拉机在下午的时候上山了，早上六点出发一直到晚上五六点才到达山顶。
在山上，师生二人分别住在了两个老乡家里，那时的“农家乐”很淳朴，只给一点点吃饭钱就包吃包住。第二天，师生二人去赶热闹的小庙会活动，这天的活动中，任金州拍下了一张珍贵而生动的照片——照片上的朱老师正在非常投入地拍摄认真看戏的老乡们。这创作中的创作，就像画中画，有种同时收纳了风土人情和创作灵感的饱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