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真是另辟蹊径。
慈禧当即着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吴大澂以钦差的身份，赴朝查明真相。
同一时刻，袁世凯关于政变始末的详细报告也送到了北洋。览毕，李鸿章不禁击节赞赏。
他立刻发电报给行至山海关的吴大澂，提醒他袁世凯有一份报告，抵朝后勿忘索取一阅。
按理说，宗主国钦差驾临如皇上亲临，朝鲜国王必须亲来看望。李熙不知道哪根筋又搭错了，在吴大澂抵达的当天跑去会见新任日本公使井上馨。
要不是袁世凯出面协调，制止李熙，吴大澂肯定下不来台。
第二天答拜国王，袁世凯又为吴大澂准备了一场好戏。
在通往王宫的大路上，一路所见，尽是立于道旁的木牌，上书袁世凯在朝的功德事迹。
吴大澂疑窦丛生地望着袁世凯，世凯则佯装大怒，令人悉数拔去。
返回时，又见如此功德碑，且有朝鲜人跪护于牌旁。袁世凯遂指使手下策鞭驱之，然而驱之复来，势不能当。见此情景，翰林出身、读书读傻了的吴大澂不由得感叹万分。
吴大澂不是瑞澂，比较有血性。都察院又是愤青的乐园，一天到晚就愁中国不多造几艘航母，一有风吹草动便跳出来喊中国不高兴。所以，看完袁世凯的报告，铁杆主战派吴大澂已有心维护。
袁世凯的出色反衬了吴兆有和张光前的懦弱，对二人的态度，吴大澂不经意间有些轻视。
这更引起了两人的不满。见吴钦差对袁世凯“骄矜用兵”的罪名不以为意，两人便猛揭其挪用军饷一事。
大头素非贪财之人，钱多害志，只要手头有闲钱就拿去做感情投资。徐世昌、阮忠枢早年贫困时，都曾接受过大头不菲的资助。
此番也不例外。
攻打王宫时，朝鲜新军死了不少人，留下一批孤儿寡母，情景凄凉。再加上大乱之后要收拢人心，增强朝人对华的向心力，袁世凯便不经批准，用军饷赈济了烈士遗孀。
动机虽好，但究属违纪。李鸿章即使内心认同，也不得不照顾庆军老人的情绪。
当初吴大澂抵达汉城时，吴兆有等人迎候于江边，而袁世凯则单骑迎于南门之外，可见嫌隙之深。
好友金允植回忆说：“外国人都以流言诋毁慰庭，清军诸将也嫉妒其功劳而中伤他，慰庭因此愤懑不已。”
堂叔袁保龄写信安慰大头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怨天尤人，有何益处？”
是到了退一步的时候了。《庄子》有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谋万世者又岂在乎一时之得失？于是，袁世凯以养母身体不适为由，提出回乡省亲。
袁保龄得知后，拍腿叫好：“此子狡狯，胜过老叔！”但还是写信提醒道：“你到了天津，千万不要谈吴兆有一字短处。切记，此事关乎你的前程。”
回国时，吴大澂欣赏袁世凯的才干，让他上了自己的座船。
一路上，两人促膝长谈，吴大澂愈发赏识。工于篆书的他欣然为大头题写了一联：
凡秀才，当以天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到达山东港口时，丁汝昌亲自驾小船来迎，并对袁世凯不吝溢美之词：“功成身退，舍得开，走得出，君真伟人也！”
吴大澂后来也对李鸿章说：“公一向以张幼樵（张佩纶）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
身为张爱玲的爷爷，张佩纶的文才不用怀疑。作为清流派领袖，没被他骂过的封疆大吏也就只有一个李鸿章——当然，岳丈大人是不能随便骂的。
被张佩纶弹劾过的，光三品以上大员就有二十一人，三品以下不胜枚举。见张大人弹个人比弹棉花还轻松，一帮愤青便推他为盟主，替他们出头。
再加上张佩纶“仪容俊伟”，上个街粉丝都要围观尖叫。于是，连他爱穿竹布长衫的习惯也被人竞相模仿。
二十三岁中进士的张佩纶成名不可谓不早。慈禧利用清流打击疆臣的平衡术更使其声望如日中天。
结果却是，摔得很惨。
1884年，奕訢被赶出总理衙门，代之以更听话的奕譞。慈禧已无需清流党替她看家护院，正好张佩纶又义愤填膺地骂法国，便把他派到福建去指挥海战。
张佩纶不是王守仁，握笔的手提不动枪。到了福建水师的军港马尾，看见法国海军威武的战舰，当场不吭声了。
水师官兵见他一副双眉紧锁的冷峻表情，以为能拿出什么鬼斧神工的作战计划，结果当晚就被告知要收缴弹药，严禁开衅。
其实张佩纶的运气已然很好，因为他的对手法军统帅是海军中将孤拔。
孤拔比较孤傲，死要面子。开战前宋襄公附体，无视“春秋无义战”的现实，不肯搞突然袭击，而是颇有骑士风范地提前将宣战布告和开战时间送到了张佩纶的行辕。
此时是上午八点，海岸涨潮，势态不利于法舰，但凡有一丁点儿韦小宝的气质，立即开打，孤拔就只有滚回法兰西了。
没想到张佩纶是宋襄公加强版，竟派人联系孤拔，说时间太紧，您再延一天，让我们准备好了再打……
孤拔脑袋又不是方的，自然不会接受这么荒谬的要求。
结果，福建水师惨败，十一艘军舰被击沉。张佩纶因临阵脱逃遭撤职充军，从此一蹶不振。
境随心转的勇士和心随境转的凡夫
北洋衙门，李鸿章第一次见到袁世凯。
在问及同庆军将领的矛盾时，大头坦荡以对，绝口不提吴兆有。李鸿章故意论及吴兆有告他黑状的事，大头道：“我若有错，谁都可以说。若没有错，错就在说我的人，与我有何相干？”
李鸿章“咨嗟叹服”。其后再遇吴兆有诬告袁世凯，不唯不听，且在查明真相后将吴撤职。
人至贱则无敌。1885年，让中国觉得最贱的两个国家无疑是法国和日本。一脸欠揍的表情不远万里跑过来招惹你，一拳被放倒，爬起来捂着脸让你赔医药费。
井上馨就是个中典型，带着陆军两个营，三艘兵船，气势汹汹来到朝鲜，准备敲竹杠。
而且人明确说，这是日本和朝鲜的双边谈判，不是三方会谈，更不是六方会谈。见到李熙后，井上馨咆哮着给他算账：你看，日馆被焚了！你看，日本人被害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家祖坟被人刨了。
李鸿章的指示很不给力，让李熙委曲求全，哪怕牺牲利益，万勿与日本相抗。
这彻底粉碎了朝鲜王室托庇清廷的幻想。
对李鸿章的行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喜欢卖国，毕竟，没有慈禧的授意，他在谈判桌上周旋的余地很小。
当然，慈禧也不喜欢卖国，卖国又不是卖身，要承担历史骂名。那句广为传颂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在有生命之虞的特殊情境下被迫说出的，非其本意。
慈禧身上的弱点带有鲜明的妇人色彩，爱作意气之争，尤其当权位受到威胁时，军国大事亦可全然不顾。
而奕訢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辛酉政变时帮慈禧上位。此恨绵绵无绝期，以至于临死时还不忘预测一番：
我大清江山必亡于方家园（慈禧娘家）！
历史走向表明“我大清江山”其实亡于洹上村。
慈禧的后半生，只有奕訢敢跟她对着干。今天让她杀安德海，明天反对重修圆明园，可谓积怨已久。
中法战争打响后，慈禧躲在暗处，把军机首揆、总理衙门总理奕訢推到前台，是战是和，自己从不表态。
宋朝以降，主战派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绥靖总是让人联想到秦桧。其实，该战该和，要审时度势，不能意气用事。
办了那么多年洋务，深知差距；打了无数次交道，怕了洋人。因此，战争一开始，奕訢就想和。慈禧看准时机，暗中鼓动清流党弹劾奕訢的“和局”。
众口嚣嚣，难展拳脚，奕訢在中法冲突问题上时战时和，始终没有定见。
结果，广西巡抚徐延旭贻误战机，导致清军节节败退。言官上疏说，奕訢坐镇中枢，对用人负有失察之责，请求治罪。
慈禧这才以主战派的面目登场，给奕訢安了个“徘徊不定，因循日甚”的罪名，投闲置散，将军机处大换血。
时维制约慈禧的最后一道屏障慈安去世三年后，史称“甲申易枢事件”。
奕譞作为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
作为道光第七子，奕譞（1840—1891）的能力远不如他两个哥哥。然而，这正是慈禧所需要的。
同治驾崩时，皇后已怀有身孕，两宫皇太后（慈禧、慈安）召集王公大臣议立嗣君。
奕訢首先抗言，说皇后诞生之期不久，应暂秘不发丧。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新帝不迟。
慈禧反驳说现在南方乱事未定，国不可一日无主，皇位久悬恐动摇国本。
慈安显然想引奕訢为奥援牵制慈禧，表态说：“恭王之子可以承袭大统。”
奕訢叩头，连道不敢，自己则推荐了溥伦。溥伦是道光长子的长孙，溥字辈中排第一，接载淳（同治）之位，合情合理，也是舆论的主流。
慈禧转谓慈安道：“据我之意，似当立奕譞之子载恬（光绪），宜即决定，不可耽延时候。”
奕訢闻言，怒谓其弟道：“立长一层，可以全然弃置不顾吗？”
事实上，一向谦抑谨慎的奕譞根本没料到慈禧会来这么一出，以至于当天一回到家肝病就犯了，不省人事。
奕譞论才论志都不如奕訢，人就想过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即使他的福晋是慈禧的妹妹，也没有助长其一丝一毫的气焰，反而愈发小心。
慈禧曾赐给他夫妻俩一顶杏黄轿，奕譞一次也没敢坐进去。
他把家里的正厅命名为“思谦堂”，书房取名为“退省斋”。斋里的条几上摆着一件周代铜器，盛水半满则稳定不动，全满必倾覆倒下，上面刻着奕譞的手书“满招损，谦受益”。
看一眼挂在墙上用魏碑体工整抄写的治家格言，奕譞其人，一目了然：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此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光绪年满十六岁时，按祖制当亲政。为表恭顺，奕譞又两次上疏，请慈禧再训政数年……
这样一个职业“打酱油”的角色，清楚自己搞外交办洋务都不如哥哥，上位后便大搞排外运动，具体到战术更是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放弃炮台，坚壁清野。彼之火药有尽，我之刀矛无穷。
总之一句话，让洋鬼子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
晚死几年，铁定是义和团团长。
旭日东升，牝鸡司晨
对于“农民阶级吼一吼，地球都要抖三抖”，慈禧显然是认可的。因此，她同意了奕譞的备战方案。
但谁也没有双线作战的勇气，跟法国人死磕，跟日本人就要谈判。而且在慈禧的观念里，东洋毕竟和中国同属一个文化圈，不像西洋那么可恨。
事实上，甲午战争前，对日本的野心觉察最早、洞见最深的只有三人：薛福成、李鸿章和袁世凯。
李鸿章一直致力于在和平的环境中促成朝鲜独立而不可得，防着日本吧现在上头又不准同日本人交恶。
抓住了清廷妥协退让的软肋，日方让井上馨跟李熙签了个《汉城条约》，敲诈一笔后便匆匆召回，派出了重量级的官员到中国跟李鸿章谈。
伊藤博文（1841—1909）。
1881年，明治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先后死去，伊藤博文联合皇室发动政变，挤走了强硬对手大隈重信，成为政界头号人物。
当时的日本虽已在明治天皇的主导下进行了种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一直没有触及到根本——政治体制改革。伊藤考察欧洲各国后，决定仿效德国进行实君立宪的制度改革。
1885年12月，转型成功。伊藤自任内阁总理，组织人员起草宪法。日本从此由君主专制国脱胎换骨为君主立宪国，走上了加速发展的道路。
距1853年，被日本称为“黑船”的美国军舰叩开国门，仅仅过去了三十二年。
1858年，继《日美神奈川条约》签订后不久，德川幕府又与美、俄、英、荷、法签订了《安政五国条约》——再加把油就是天朝第二。
不过菊与刀的特点是知耻而后勇，大量诸如《清英近世谈》等介绍鸦片战争始末的书开始在图书市场上走俏。
此时的日本，锁国已逾两百年，所谓“万世一系，人人信奉”的天皇其实可怜得跟周天子似的，有空名而无实权。
孝明天皇穷得连买酒的钱都没有，偶尔喝一回还得用水勾兑。一个大名（诸侯）听说后心下不忍，给进贡了一些腌制的鲑鱼。天皇吃了一口惊叹道：“世间竟有如此美味！”啃完后连鱼骨头都舍不得扔，吩咐臣下说：“留着，明天我要拿来跟开水泡饭吃。”
德川家康当了一辈子“忍者神龟”，果然将缩头的基因代代相传。德川幕府的将军虽然事实上控制着日本，但地方大名在各自的藩内还是拥有高度自治的权力。
幕府一味姑息的对外政策激怒了武士阶层（类似于中国的“士”）中的有识之士，他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要求江户（东京旧称，德川政府首都）方面还政于已丧失实权千年之久的天皇。
1868年，鸟羽、伏见之战爆发，幕府军大败，德川庆喜退隐。
于是，历史再一次显现了其吊诡之处：“尊攘派”的行为原属逆潮流而动（复古、排外），结果却推动了历史的潮流（倒幕）。
王政复古后，封建领地仍各自为政。威名显赫的明治天皇为了在全国范围顺利推行改革，下令各藩将土地和军队归还给政府，并废藩置县，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
很快，西方的生活方式席卷了整个日本，在和服外面罩上西服成为时髦的穿着。
1872年，当一场大火烧毁了东京繁华的商业区银座后，取而代之的是超过一百栋带有阳台、门廊的西式红砖建筑，街道则铺有下水道和煤气路灯。
不远处，政府兴建了豪华的“鹿鸣馆”。名字源于《诗经》中的《鹿鸣之什》，表示对远方来的嘉宾由衷的欢迎和款待。
芥川龙之介在《舞会》中生动地描写了上流精英的社交中心、意大利风格的双层建筑鹿鸣馆的盛况：
燕尾服和裸露的粉肩不停地来来去去，摆满银器和玻璃器皿的台子上，有堆积成山的肉食和松露，耸立似塔的三明治和冰淇淋，筑成金字塔似的石榴和无花果……
1885年2月，伊藤博文来华。
途经上海，伊藤故意与法国公使会面，刻意制造日法欲联手对付中国的假象，并于3月底到达天津。
清廷以李鸿章为正使，吴大澂为副使，开始谈判。
伊藤上来就抛出三条不平等条约，让人不禁感慨：还没当上列强，帝国主义的嘴脸就模仿得惟妙惟肖：
1.惩处参与事变的清军将领（示威）；
2.抚恤事变中遭受损失的日本商民（要钱）；
3.清军撤出朝鲜。
很显然，实质内容在第三条。前面都是铺垫，好比你在街上找美女搭讪，先问个路，再聊聊天气，酝酿好了最终目的是要手机号。
在李鸿章的折冲樽俎下，最终达成共识：双方都不驻军，俟朝鲜遇有变乱，中日两国如需派兵，要先知会彼此。事平之后，仍即撤回，不准留防。
至于第二条，无非是赔钱。在这一点上，大清一直都挺大方的，反正是剥削来的，不心疼。
第一条李鸿章耍了个滑头。真要惩处，袁世凯的仕途就毁了。他把“惩处”二字改为“戒饬”，大事化小，说这件事好比“家里的小孩和邻居发生了口角，其父兄出面替他们转圜，也是情理之常”。
百炼钢就这么化为了绕指柔。
为了回护大头，在向总理衙门报告谈判进展时，李鸿章故意略去袁世凯的名字不提。
袁保龄得知后，给袁世凯去信说：“伊藤此次极力想扳倒你，尚赖合肥相国（李鸿章是合肥人）持正，颇费口舌，此节甚是可感。”
可感却也可悲。明明是竹添惹的祸，伊藤却一口咬定责任在袁世凯。只是当《天津条约》都签字画押了，方在宴会里私下表态，说自己也认为竹添不对，回国后将另择妥当人选担任驻朝公使。
李鸿章评曰：貌似平和，内甚狡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