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是从六品的芝麻官，还没实权，仰望天阙，真是宦海无涯。
按理说以徐世昌之足智多谋不该混得那么惨才对。要怪就怪他命不好，碰到了气场不合的领导。
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李鸿藻觉得徐世昌虚伪矫情，非常反感。
这个得承认，不然人最后也不可能混到民国总统的位置。
问题是县官不如现管，便是日后能当美国总统，办公室的小领导也能把你掐死在萌芽中。
平心而论，清水衙门翰林院走出过不少人才，却也培养了很多废柴。盖因我国有学问便有学问家，有学问家便有学问，同时则有研究学问家的学问，则有研究学问家的学问家……
用袁世凯的话说就是：
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张佩纶、徐世昌和杨士骧算三个全人，张謇只能算半个。
徐全人被老大压制，什么好处都轮不着。穷翰林们最大的好处就是外放省一级的乡试考官，只要能捞到一任，立刻盆满钵满，咸鱼翻身。
一任都当不上的徐世昌只好靠微薄的俸银生存，每逢三节，给李鸿藻送的“孝敬”不过区区二两，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恶性循环……
深感苦海无边的徐世昌几番活动，谋求外放地方官，都被他堂叔以“京官虽小，机会众多”为由所阻，直到难兄难弟袁世凯敲开了他冷清的家门。
这是一次务虚的谈话，却比戊戌变法更务实。
甲午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日本或欧洲，而徐世昌则独具慧眼地注意到大洋彼岸的美国。
这一年，美利坚的国民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越大清，跃居世界第一。
大清的GDP倒并没有掺太多水，但再高也没用，不过是病怏怏的三高人群罢了。
作为一个当时政以贿成的农业国，大清的GDP就地产生就地消耗，从来不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品质。
美国则不然。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疆域辽阔的工业化民主制大陆国。看看远交近攻、你撕我咬的欧洲列强，再看看比《黄金三镖客》大决战时还紧张的中日俄三国，你就明白只有北美才是世外桃源。
还有比加拿大和墨西哥更友好的睦邻吗？核武器出现前还有比新大陆更安全的净土吗？
远离纷争让美国成为一座平静的试验场，试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稳固的制度——民主共和，最先进的文化——法治文化。
相比之下，君主立宪国仍依赖强人政治。可强人不常有而战争常有，时势造就了俾斯麦和伊藤博文，德国与日本却最终无法摆脱二战惨败的厄运，皆因体制之病，疾在骨髓，非刮骨去毒不能治愈。
于是，徐世昌判断，20世纪能取得全球霸主地位的，只能是美国。
貌似不可思议，实则势所必然。
话题回到袁世凯身上。徐世昌帮他分析了眼前的局势：要想练兵，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受国家任命。而督办军务处五个“常委”里，奕訢深居简出，接触起来有困难；奕劻资历最浅，不是干事的料。剩下三人里，李鸿藻德高望重，门生遍天下（包括张之洞）；翁同龢铁杆主战，帮光绪打造精兵的心愿比谁都强烈；荣禄是慈禧的人，向以知兵著称，后党里的行家里手。
目标已经很明确，但非常棘手。
姑且不论李鸿藻同徐世昌，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的私人恩怨，李、翁二人本身和袁世凯比起来，就像两个世界的物种。
然而，为了亡清大业，别说是脸厚心黑，便是脸黑心厚，亦在所不辞。
接下来的一个月，袁世凯要将亡清之学发挥到极致。
秘不外宣的跑官宝典
徐世昌先找到他在翰林院的同事李盛铎，此人是李鸿藻亲录的榜眼，对付老学究很有一套。
李盛铎早年奔走于徐桐门下，徐桐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一次，他借住在徐家。明知徐桐对鸦片深恶痛绝，却故意在床头放置烟具，并扬言是传家之宝。
老头见了当然生气，把他叫到跟前训斥。李盛铎突然一副劳改犯面对摄像机的表情，叩头认错，又以极其夸张的动作当场将烟具砸烂，以示浪子回头。
这下轮到徐老头慌了：“何必把东西毁坏，不吸就行了。”
李盛铎摇身一变，成了样板戏的主人公：“不如此不足以表示恪守师训，非破釜沉舟不可！”
在小滑头的撮合下，袁世凯终于见到李鸿藻，递上了自己精心措辞的《致军机大臣李鸿藻论甲午清军败因禀》。
此禀将“求官六字诀”里的“捧”“恐”“吹”运用自如，上来便是一句“太夫子大人钧鉴”。
“夫子”是不能乱叫的，但现实中很多人都在乱叫。倒不是因为吃错了药，而是没有安全感，想通过拜师寻找靠山，借机上位。
对这种亵渎师道尊严的卑劣行径，李鸿藻极其反感。于是，知趣的大头叫他“太夫子”——当我老师的老师总行了吧？
这就把李鸿藻捧上了飘飘然的神坛。
实践证明，没有人能对“捧”字免疫。而且正由于比比皆是，太过常见，反倒习焉不察。
乾隆朝才子、《随园诗话》的作者袁枚曾在翰林院当庶吉士，散官考试时吃了不通满语的亏没能留下，外放到江苏做县官。
在向自己的老师、以清正闻名的尹继善辞行时，当过两江总督的尹老师问他下去以后有什么打算。
袁枚故作为难道：“也没什么打算，就是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
尹继善很不高兴，年轻人怎么也搞起这一套来了？（不搞这套你们这些老同志能提携后进吗？）
袁枚开始飙演技，说现在社会上风气不好，都喜欢戴高帽，像老师您这样不浮夸的又有几人呢？
尹继善听了很高兴。袁枚出来后，一朋友问他谈得怎样，他笑道：“很好，帽子已经送出去一顶了。”
所谓“恐”就是恐吓。
当然你会问，下级也敢恫吓上级？
这你就不懂了，恐和捧要互为所用，方见奇效。有的人捧了一辈子，却永远只能给领导提鞋，就是因为少了恐。
善恐者捧中有恐，旁观之人见他阿谀奉承，却不知句句暗击要害，上司早已汗流浃背；善捧者恐中有捧，旁观之人看他傲骨嶙峋，声声责备，其实受之者满心欢喜，骨头都酥了。
袁世凯的恐恰到好处，不温不火。先是点明清军将领骄饱疲懦的现状，再以倭寇即将“北控辽海，南据澎台”，不思变革，数年后“大局之危必有甚于今日者”吓唬李鸿藻，最后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助我还辽的三国其实各有私心，归根结底自强才是王道，刻不容缓。
这就为谈论西法练兵做好了铺垫。
再者便是自吹自擂。
吹，是一门艺术，想达到西门吹雪的境界，还得跟袁世凯学。
论及练兵，他只字不吹，有一说一，却在函末貌似不经意地提起中风偏瘫的生母，自己拟趁公务已毕，请北洋赏假，回乡省亲。
吴大澂当年为他题写的“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大头一直谨记于心，这句话还有一层引申含义——凡清流，必重移孝作忠。
袁世凯提这茬还有一个作用：暗示李鸿藻，自己已是自由之身（待业青年），随时可供朝廷任使（请求上岗）。
吹拉弹唱成功击中了李鸿藻的软肋，他给袁世凯下了“家世将才，娴熟兵略”的评语，将他调到军务处等候差遣。
接着，大头又使出求官六字诀里的“空”——排除一切干扰，四大皆空慢慢磨。
他在嵩云草堂（由袁甲三兴建的河南会馆）住下，召集一帮幕友撰写兵书。
当然，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王修植。人家毕竟是成功案例，所写的条陈助胡燏棻谋得了练兵大臣一职。
而且，李鸿章倒台后，王修植被王文韶延揽至幕中，通过他正好也可以结识新任的直隶总督。
但王修植不这么想。
虽然你袁世凯官衔大，但你不但没文化，还是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我何必要与你同流合污？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苏轼《留侯论》
亡清之志，岂是肉眼凡胎所能破识？
袁世凯专程跑到天津，觍着脸巴结，狂使“钻”字诀，三天一小请五天一大请，侯家后上档次的妓院都逛了个遍，终于赢得王修植的信任，将练兵条陈的初稿交给了大头。
为了扭转世人对他的误解和不良观感，袁世凯还经常好整以暇地到北洋群僚常去的茶馆闲聊。
据李鸿章的笔杆子于式枚回忆，每当袁世凯谈论在朝鲜的往事时，大家全都凑过来仔细聆听，被他神乎其神的经历所折服，目为一世之雄。久而久之，只要袁世凯一来，全都戏言“曹操到了”，他也漫不经心地答应大伙。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世凯终于博得了包括张之洞和晚清重臣刘坤一在内的朝臣的一致好感。
此情可待成追忆，就是心里过不去
但凡了解光绪惨淡童年之人，都知道翁同龢才是攻略的重点。
虎妈慈禧，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铁石心肠，更不消说对光绪了。
这直接造就了皇帝懦弱的性格，也将翁同龢推上了慈父的角色。只需一场戏，尽在不言中：每当雨夜，空旷而孤寂的宫殿里，师徒二人总是抵足相谈。一阵响雷传来，胆小的光绪“噌”地扑到了翁师傅的怀里……
为了拿下翁同龢，袁世凯不惜一切。他找到旧怨张謇，尽弃尊严，求他代为引见。张謇究竟是干大事的，也不计较，当即答应。
第一次会面，大头呈上了练兵条陈，百般游说。可能因为急进，感觉并不好。果然，当晚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
此人开展，而欠诚实。
当领导说你不诚实时，往往指的是你跟他还没有完全交心。袁世凯回去后辗转反思，心想：求官六字诀只剩下“送”字没使了。
是人，都有价码。人心既是肉长的，就逃不脱被收买的命运。所不同者，有人一顿饭可以搞定，有人却必须以重金砸之，抱负越大，心理价位越高。
翁同龢是不收礼的，任你金山银山，他自岿然不动。
然而，滚滚长江，千帆竞渡，终究不过两艘船，一曰“名”，一曰“利”。
名缰利锁，名在利前。即使你能抵挡利的诱惑，也难保不坠入名的樊笼。名与利，实乃铜钱之两面。一面写着“乾隆通宝”，一面写着“吉祥如意”。但见“吉”字朝上，不见“宝”字在下，便不带铜臭了吗？
说到底，名乃形而上之利，利乃形而下之名，如胶似漆，彼此彼此。
如果大头懂书法，送一幅名贵的字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毕竟连“嵩云草堂”四个字都是翁同龢题写的。而以翁的性格，必定会估价后给钱，但很可能就此引为知己。
大头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次拜访，果然仍不见效，只好找徐世昌问计。
问题其实很简单，无非站队。大头是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匪气很重的官场，要转变阵营，没有投名状，想都别想。
徐世昌索性挑明，四个字：打死老虎。
袁世凯心里一惊，旋即明白抉择的时刻到了，要想赢得翁同龢的信任，必须出卖李鸿章，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画面变成了黑白。
十年前，李鸿章上奏慈禧，保举大头。
伴随着镜头中书写的毛笔，画外传来李鸿章的声音：“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转场。
袁世凯捧着信含泪读完，哽咽道：“如此知遇，更有何言。”
然而此刻，他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断：是否要对自己的精神教父下手。
背叛，黑帮电影经久不衰的主题。
夕阳西下，怅然若失的袁世凯漫无目的地游荡，不经意间竟踱到了贤良寺。这是李鸿章出国前下榻之处，门庭冷落。
许久不见，李鸿章苍老了许多。
也难为他了，所有的职务撤得只剩一个内阁大学士的虚衔。玩政治的人一旦没得玩，其凄惶景象，堪比瘾君子无毒可吸。
为打破尴尬的冷场，袁世凯小心道：“中堂是再造国家的元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现在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的空名，上朝请安，形同寄宿于旅舍，未免太不合适。不如暂时告退，养望林下，一俟朝廷有事，闻鼙鼓而思将帅，则不能不倚重老臣。到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
李鸿章厉声打断：“罢！罢！慰庭，你是来给翁叔平（翁同龢号）做说客的吧？他汲汲想得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在清代虽是虚衔，但仍分为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和东阁六级，常年只设四人。另有协办大学士二人，通常由尚书兼任，为晋升大学士的必经之路，竞争激烈。有清一代，保和殿大学士只有傅恒刷出来过，汉臣的最高成就则是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个协办，他即可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武侯说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只要一息尚存，绝不奏请开缺，教他想死！”
袁世凯怕把老头气出脑溢血，赶紧诺诺而退。
能骂人说明精神状态还不错，大头感到很欣慰。
但马上他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从张謇那儿听说，光绪对胡燏棻很不满意，为了迎合尽快雪耻的帝意，翁同龢建议全权委托汉纳根练兵。
问题是汉纳根的方案比较激进，主张聘请德国军官七百多人，下派到各哨。在荣禄看来，这就是让老外控制了连一级的单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光绪叛逆症发作，态度异常强硬，说必须让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得阻拦，还当众点了荣禄的名，叫他不要掣肘。
荣禄一肚子委屈，向好友鹿传霖抱怨：
常熟（翁是江苏常熟人）天生奸险狡猾，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其误国之处，可以同合肥（李鸿章）相提并论。合肥甘心做小人，常熟则是伪君子。与其共事，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争执。
荣禄的偶像是李鸿藻，三十年交情下来，凡是李夫子打招呼的事，没有不鞍前马后的。
因此，这场游戏卡就卡在翁同龢那儿，而且由于光绪的发飙，还进入了倒计时。
别无选择的袁世凯开始整理黑材料，包括李鸿章当年如何压制吴长庆，日军登陆朝鲜时如何贻误战机。既翔实又鲜活，一直熬到深夜。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神不语，见证了世间多少善恶。
袁世凯一脸倦意，来到中庭，仰望夜空，默然不语。
个人的小我情谊，同苍生大义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中堂大人，以你的胸怀，想必能谅解世凯的苦心吧！
意气风发时，高歌猛进，算半个英雄；头破血流后，饮血低吟，更是半个英雄。然而，为了亡清，沧海横流间荣辱不惊、心如死水，才是真正的英雄。
黑材料对李鸿章影响不大，却在翁同龢那儿产生了奇效。第三次把袁世凯送出家门后，翁在日记中写道：
此人不滑，可任也。
在练兵人选上，三个大佬第一次难得地达成了共识。李鸿藻叮嘱荣禄，指定袁世凯编写《练兵要则十三条》。再加上刘坤一的举荐，一十八载亡清梦，总算迎来了曙光。
奉旨练兵
同样看到曙光的还有康有为，1895年的夏天，他以二甲第四十八名考中进士，观政工部。
梁启超却成了炮灰。被康老师洗脑的他没认识到国考的严肃性，继续耍笔杆子谈改良，被主考官徐桐先入为主地误认为是康有为的卷子，当场摒弃不录。倒是副考官李文田慧眼识珠，在卷末惋惜地批了一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康圣人去工部报了个到就再也不想上班。他对盖房修路没有丝毫兴趣，而是像坚持晨练一样坚持上书，且语不惊人死不休，说皇上你要再不改革，则“求布衣而不可得”。
再简单的事，重复做也会发生质变。康有为三个字终于上达天听，光绪对左右道：“这个康某人何以不顾生死，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
他的理解是忠君，并开始对疏中“富国、养民和社会改革”三策发生浓厚的兴趣。
由康有为主演的这幕脑残志坚的励志剧可谓中国版的《阿甘正传》。据他回忆，自己早年时时哭笑无常，唐德刚在请教了心理医生后说这是初期精神病的症状。
两个风云人物在嵩云草堂会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