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张之洞估计是对买卖文凭（大头的功名是捐的）的社会风气深恶痛绝，偏要倚老卖老，在袁世凯刚当上直隶总督，途经江宁（南京）时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作为署理两江总督，在为大头饯行时，张之洞喝着喝着居然假寐了，旁人也不敢叫，袁世凯实在等不及便先走了。
谁知张大人酒“醒”之后，急命属下去追，要请他回来。
大头本想作罢，却耐不住众人劝，只好折了回来，不尴不尬地演完这场“把酒言欢”的送别戏。
还有一次，已是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路过保定，会晤袁世凯。
席间，袁世凯的亲信、直隶布政使（直隶省省长）杨士骧作陪。
对翰林出身的杨士骧，张之洞眼前一亮，热聊起来，所谈全是翰林院的旧事，把袁世凯晾在一边，旁若无人。
大头枯坐在侧，一句话都插不上。
事后，张之洞对人说：“不意袁慰庭作总督，藩司（布政使）仍有杨莲府（杨士骧）！”
袁世凯听说后，打趣道：“你既受香帅知遇，何不请其奏调湖北？”
杨士骧笑道：“纵使香帅有此意，我也不愿伺候这种上司！”
香帅传奇
少年得志的张之洞16岁中解元（头名举人），在时任河南巡抚的大哥张之万幕中当文案。
才识不凡的小文案看不惯迂阔守旧的官场陋习，经常激扬文字、针砭时弊。张之万看了奏稿，心想“这要交上去自己就该回家卖红薯了”，便开玩笑道：“写得很好，但留待老弟当封疆时再入奏也不晚。”
会试时，张之洞依旧放言无忌、指陈时政，引起了阅卷大臣的争议。最后是慈禧力排众议，将之定为探花。故终其一生，张之洞对西太后都抱有深深的感恩之情。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同治驾崩时，慈禧为了继续垂帘听政，强立四岁的光绪，遭到群臣激烈反对，吏部主事吴可读甚至服毒死谏。眼看局势即将失控，张之洞站了出来，大义凛然道：“本乎圣意，合乎家法”，用一封气势磅礴、论证严谨的奏疏挽狂澜于既倒。
外放山西巡抚任后，他大搞禁烟；而在两广总督任上，为了筹措军饷，又大力发展博彩业（开赌），引来种种非议。
1903年，刚当上领班的奕劻邀请张之洞赴京商讨特科考试之事。
在乾清门外军机处值房的台阶下，张之洞止步不前。任凭谁招呼，就是不踏上去。军机大臣瞿鸿禨（ji，1850—1918）猛然醒悟：雍正曾御笔批示，军机重地，擅入者斩。
二百年过去，祖制早已被淡忘，张之洞却自律甚严，谨小慎微。
奕劻无奈，只好让瞿鸿禨等陪张之洞在门外开露天会议。
1880年的“庚辰午门案”更是立体展现了张大人的宦术之精。
案发当日，慈禧派太监李三顺给她妹妹（奕譞的老婆）送中秋节食品。按规定，太监出宫不能走午门，当事人李三顺不知受了什么刺激，执意要走，同午门护军发生争执。
李三顺强行闯关，却因生理缺陷，不敌护军。一气之下，他扔了食盒，泪奔而归，向慈禧告状。
慈禧大怒，非要严惩这几个打狗不看主人的护军，“首犯”还要办成死罪。
朝野不服，群情激愤。多方协调下，终于改判为流放或监禁，而肇事者李三顺却全身而退。
清流党愤然于胸，纷纷上疏抗争。被尊为清流领袖的张之洞却岿然不动，坐看云起云落。
两个月后，戏剧性的事发生了。
这天中午，慈禧坐在西暖阁，正准备吃饭，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咳嗽声，忙问是谁，回答说“内监”。放眼一看，却是个平民老汉，一边手持烟杆，吐着烟圈，一边吐痰不止。
慈禧震惊了，命人捉拿审讯后得知，原来老头认识宫里一个太监，请他带自己到宫里开开眼界。
两人从神武门进宫。护军因前车之鉴，不敢阻拦。随后，太监有事离开，老头转来转去迷了路，便走进了深宫。
慈禧又大怒。老头被处死，太监和护军或革职或充军，上谕则颇为讽刺地写道：“门禁松弛已极，实堪痛恨。”
张之洞发现火候已到，立刻出马，上疏痛斥太监种种令人发指的猥琐行径，描述门禁形同虚设的可怕后果，并请下旨让内务府对太监严加约束。
疏中只字不提午门护军的冤屈，却旁敲侧击地使慈禧“自悟”，暗中减轻了对护军的处罚，薄惩了李三顺。
恭亲王奕訢（xin）拿着章疏对一干御史道：“你们上的折子真是笑话，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奏疏呢！”
要是还看不懂张香帅的辗转腾挪，同李鸿章比较一下便明朗了。
如果说李鸿章是勇于任事，张之洞就是善于任事。勇于任事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棱角，甚至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而善于任事者则凡事趋利避害，见风使舵。
对张之洞而言，废科举可谓晚年最华丽的一次转身。
此事由袁世凯牵头（直隶总督），张之洞出面（士林楷模），四个省部级高官联衔，声势浩大。
无论过渡如何平滑婉转，终结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取材标准，还是对世道人心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冲击。
山西籍举人刘大鹏，在一富商家担任塾师近二十年。废科举的噩耗传来后，世界观崩塌了。
在日记中他哀号道：
早上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垂之永久；
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
同人之失馆（失业）者纷如。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其实，刘大鹏所幻灭的，正是袁世凯所希冀的。
“发展现代教育，培养新式人才”云云只是表象，对大头而言，废科举的意图只有一个——粉碎中国式成功学。
由于中国不出产萨特，没人告诉草民“他人即地狱”，因此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评价体系里。
事实上赌场里哪有什么“成功”可言？我们被蛮横地剥夺了“不想成功”的权利，还被嘲笑为废物——人们默认凡是“成功”的就是值得追求的，这种逻辑还真是天下无敌。
更可怕的是，你因社会而变态，社会因你更变态。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年轻时蕙质兰心，渴望自由，追求真爱。可惜因家境贫寒，父母将其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嫁给了先天残疾的姜家二少爷。
结果，上一页你还对她抱以同情，下一页她就变成了刻薄的怨妇，将自己的爱情悲剧又施加给女儿长安。
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是凶手，齐心协力地造就了这出不知伊于胡底的共业。
亚当·斯密早就说过：“正义和道德是两回事。正义是支撑一座大厦的柱子，道德则是这座大厦的装饰。”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正义其实很简单，是谁的归谁。因此，偷民权、贪民膏可谓世间最不义之事。而不以为耻，反倒津津乐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血流千里”，就更令人作呕了。
没有人甘于下贱，只有人不得不下贱。所谓的劣根性，绝非人性之必然。尊严，是被谁剥夺的？
好的社会能祛除黑暗，激发纯善，反之则只能带来绝望和堕落。久之，真理被嘲笑为迂腐，良知被讥讽为无用，只有金钱才能令人感觉安稳，衡量成功与否。
于是你幻灭了。
袁世凯终于明白，只有从价值观上彻底告别中国式成功学，人人自谋出路，自食其力，万恶的体制才有坍塌的可能。
历史的走向是最好的证明。
清廷之亡，非亡于革命党的暴动。以神州之大，热兵器时代的地方骚乱无非是群体性事件；清廷之亡，非亡于梁启超的启蒙。芸芸草根，自有其趋利避害的行事逻辑，《少年中国说》不过是一场美好的臆想。
清廷之亡，实亡于袁世凯的釜底抽薪。
废科举的催命符一祭，优秀人才各奔东西，再不必为了求稳坐在机关里看报喝茶混日子顺便祭奠一下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体制内外的天平顷刻失衡。
绝版财神
政治上的分分合合极为频繁，昨天还携手打击顽固势力，今天便对掐起来。
一日，当着德国公使的面，袁世凯直言不讳道：“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
话传到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耳中，他以外交部发言人的气势当场予以反驳：“不错，但要看所办何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固然用不着学问。而除了倒马桶，我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事是没有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张之洞的反击更凌厉。
某次军机会议上，一帮大清高级智囊讨论一件紧急军务，须立即拟稿。张之洞袖子一甩，当众推给不善作文的袁世凯。
众目睽睽下，大头无法诿卸，只好硬着头皮提起了笔。
结果越紧张越没灵感，良久未出一词。
张之洞笑道：“大作何时杀青？”
袁世凯觉得老头儿就差指着自己鼻子说：“作为失败的典型，你实在是太成功了。”
刺激之下，总算勉力完稿。
接稿在手的张之洞扫了一眼，盯着大头道：“如今竟连半个通人都不见。”（袁世凯曾放言“天下真正通达的翰林只有三个半”）
其实，通人不如达人。
所谓达人，不是“达人秀”上卖笑耍贱的人物，而是“己欲达而达人”。
终张之洞一生，举荐提拔的人才最多不过至道台（厅局级）。爱惜羽毛的结果便是热衷功名的士人并不依附于他。
有登门求见者，七八次不得一入；或虽见面，略为询问即打哈欠唤人端茶送客，估计只有辜鸿铭那样动不动就甩辫子的“名士”能对其胃口。
再加上待人求全责备，幕僚禀告公事时，稍有失误，苛责之声便传至院外。
反观袁世凯，信奉“表扬一个人要用公文，批评一个人要用电话”的他对人才的挖掘和利用可谓不择手段。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凡有一技之长，均不惜金钱权位，必先网罗而后快。
道德，反而不是其考虑的重点。因为大头清楚，道德往往是拿来表演的。
因此，当德才不能兼备时，宁可要损友的管仲、盗嫂的陈平，也绝不养一团和气无所事事的老好人，毕竟北洋集团不是废柴联盟。
如此公正公开的用人机制，百年后大改履历的体制内“神童”们肯定是混不下去的。
窗外又是一阵喧闹——袁世凯的两大财神梁士诒（1869—1933）和周学熙（1866—1947）到了。
广东人梁士诒小时候就放过狠话。
一次，塾师让学生们谈谈理想，大家的回答都很积极健康，可到了梁同学这气氛就不对了：
大丈夫生天地间，不为英雄，便当为流寇。
老师咋舌良久，退而告其父：“贵公子将来取得的名位，将不在萧、曹（萧何、曹参）之下。公宜适时抑之，使不入邪途。”
1894年，梁士诒高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时，曾劝梁启超道：“中国今日非变法不可。但若轻举妄动，一击不中，必生他变，转成痼疾。”
梁启超无言以对。
1903年，清政府举办第一届经济特科考试。梁士诒在策论中对历代币制如数家珍，论据则多援引各朝祖训，以塞顽固派之口，可谓用心良苦，终于赢得阅卷大臣一致首肯，拟录头名。
可惜，顽固派还是跑到慈禧那告了一状：“中榜者大多是革命党。尤其那个广东的梁士诒，‘梁头康尾’（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其人可知。”
慈禧平生最恨康梁，梁士诒要怪也只能怪爹妈取错了名字。
不过，有储才大户袁世凯在，落榜只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经此一劫，梁士诒声名远扬，大头特意让广东同乡唐绍仪出面，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幕府，梁欣然应允。
自此，从北洋编书局总办到邮传部（总管铁路、电报、电话和邮政）铁路局局长再到创立交通银行，梁士诒辗转腾挪，长袖善舞。每月从铁路局收入中提取80万元交给袁世凯，成为不折不扣的北洋钱袋子。
然而，袁世凯更器重的还是故交周馥之子、实业家周学熙。
周学熙之于袁世凯好比盛宣怀之于李鸿章，同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的他30岁就当上了开平煤矿的总办。结果督办（比总办高一级）张翼昏聩，导致煤矿在庚子国变中被年轻的胡佛（后任美国总统）用一纸合约趁乱骗走，又转卖给了英商。
周学熙得知后愤然辞职，投奔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并暗中谋篇布局，打算夺回开平。
周学熙认为，能源是一切工业的基础。他向大头提出“以滦制开”的策略，在开平煤矿附近开一个比它大十倍的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的矿脉团团围住，再通过竞争压垮开平，使其就范。
1907年，滦州煤矿公司成立。袁世凯为表支持，申明“该矿是北洋官矿，为军需服务，方圆三百里内严禁他人开采”。
周学熙土洋并用，既有新式的采煤机械，又以人力挖了许多小煤窑。一时间开平矿区四周星罗棋布，十面埋伏，场面异常恐怖。
产量攀升后，周学熙狂打价格战，迅速抢占了京津市场。开平煤矿不胜其扰，只好跟着降价，英商叫苦不迭。
打完西洋打东洋。当年唯一一家大型国产水泥工厂启新洋灰公司趁势发展起来。
周学熙利用官商的优势，包揽了黄河大桥、交通银行等几乎所有重大政府工程。为降低成本，还让滦州煤矿以七折价格向启新供煤，硬是将日本水泥挤出了中国市场。
除此之外，周学熙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把二十万米长的自来水管铺遍了北京城。同时，他还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等各类企业，成为袁世凯最为倚重的理财家。
黑暗中的亡清之舞
赤手擎天星拱北，黑头参政日方中。
听到有人念这副寿联，袁世凯就知道他的首席笔杆子阮忠枢（1867—1917）到了。
一同前来的还有于式枚、夏寿田和张一麐等重要幕僚。
袁世凯特别留意的是资历最浅的张一麐，因为这是他从张之洞那抢来的人才。
1903年的经济特科，举人出身的张一麐因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证周详，被主考官张之洞列为第二，拟分发湖北任职。
结果被职业猎头袁世凯盯上，在其力争下，张一麐改发直隶，任总督署文案。
张一麐12岁中秀才，16岁参加乡试，答卷极为老练。
考官怀疑有枪手作弊，在调集所有试卷检查后，发现确系张一麐手笔，乃录为第二。
监考的两江总督左宗棠不禁赞道：“此子将来当有出息。”
在大头印象中，这是一个忠厚勤勉型的才子，同放荡不羁的阮忠枢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早到晚，你都能看见他忙碌的身影。其为文既工且敏，别人数百言不能尽意者，他几十个字就表达清楚了。
更让领导感动的是，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幕僚们皆已下班回家。袁世凯遇急事索文案不得，唯见张一麐危坐己室，仍在办公，便召与之谈，嘱令起草。
几次下来，张一麐倚马可待的效率和文不加点的质量深深地打动了袁世凯。在他的保奏下，张获封同知衔。
同知要兼理民事案件，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张大人把官府办成了慈善机构。
一次，衙役送来一个小偷，自称为饥寒所迫，不得已而行窃。张一麐动了恻隐之心，不仅没判罪，还拿出几块银元，让他去做些小本买卖。
结果没过多久，小偷又因盗窃被抓了起来。张一麐很生气，问他为什么不去做生意。
小偷说自己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借贷无门，只好重操旧业。张一麐信以为真，薄责后仍予银元数块，助他翻身。
可惜几天后，小偷再次犯案被拘，俯首无言。张一麐命衙役将其送狱。
小偷突然大哭起来。张一麐问他何故，小偷道：“小人死不足惜，唯家有老母，年逾七十，行动不便。一日不在家，则母亲必挨饿，是以哭耳。”
张一麐的母亲在后堂听见，颇为所动，呼儿子进，命加倍资助，将其释放。
小偷深受感染，终于改邪归正，自力更生，传为一段佳话……
一长列黄色肩舆抬着太后赏赐的礼物，在鼓乐队的开道下来到袁府。
正门前，大头跪迎御礼，将之小心安放于正厅尽头事先铺好黄绫子的台桌上。
在两列侍立官员的注视下，袁世凯对着台桌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恍惚间，他仿佛觉得时光凝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