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过了多久，双方的政府才发现这里发生的这场血腥事件，于是便开始处理后事，于是便物色新的士兵来这里驻守。不过，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被马镰刀和道伯雷尼亚的这种行为震慑了，双方都没有再提这块争议地区的事，所以，它直至今日，还由中国军队占领着，成为漫长的中苏边界上，一百多块争议地区中，仅为中方所占领的三块中的一块。然而，读者如果细心的话，用苏联地图和中国地图比较一下，一定会发现在这一带，有五十平方公里是重合在一起的。
至于马镰刀他们的尸骸何处，耶利亚始终笑而不答。她是怕我们这些被种种欲望驱使着的现代人，去打搅那已经沉睡的灵魂吗？她是等待天数，等待某一天，也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在栽一棵树的时候，无意中与他们相逢吗？不得而知。
我感慨地望着这位半人半神般的女人。我想象着当时她被这场变故所震惊时的表情。耶利亚被人类的种种丑行和壮举所震慑了，她张开吃惊的眼睛看着世界，那眼睛开始出现人世的悲哀。她缩回窝棚里，从此从大地上消失了。她开始信守贞操，从不与任何男人来往，宛如中国古典女子们一样。对她来说，马镰刀死了，世界上所有的男人也就随之而死了。她没有痛苦，没有欢乐，像一位没有知觉的生物那样活着，尘世上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能使她为之所动。
16有报应吗？
临告别她时，我忽然想起了那条凶悍的狼狗，我希望耶利亚能谈一谈它的最后的结局。我总觉得，这个为马镰刀的形象作补充的动物，一定应当有它自己的结局的。果然，耶利亚说话了。她说，狼狗正像它的母亲一样，养好伤回到边防站后，看到人事全非，便加入到狼群中去了。几年以后，在俄罗斯中部，一位沙俄上校军官受到了狼的袭击。上校是在黄昏的时候，从小镇上返回营房的。他的左边是副官，右边是警卫，可是，这只狼径直扑向路中间的他，两只利爪搭在他的肩膀上，黄瓜嘴咬断了他的脖子。这件事，曾经引起了长时间的喧哗，人们说，这狼一定在此之前，与这位上校有着某种深仇大恨。耶利亚问我，这件事有可能吗？我怎么说呢？我怀疑这是她一个人在地窝子里沉思冥想的产物，或许是草原上人们的一种复仇的渴望。是的，人类在邪恶面前无能为力的时候，往往将目光转向人类以外的自然界，在那里寻求公正和报应。这就是人类至今对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失望的原因所在。
我说，这是真的。我愿耶利亚相信这是真的，也愿意自己相信这是真的，也愿意亲爱的读者和我一样的相信。
按照耶利亚的指引，我回到了边防线上。我让我的目光越过界河，久久地停留在那座金碧辉煌的无头烈士纪念碑上。和这边边防站一样，那边边防站也有一批新兵进站了。我看见一位身穿马裤，光着脑袋的军官模样的人，正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向簇拥着的新兵讲着什么。新兵们个个情绪激动，如果有一架五十倍望远镜的话，我一定能看见他们那挂在腮边的泪花。我有许多感慨，但是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的野苹果，一年比一年长得壮实。现在正是春天，它那伞状的枝丫上，开满了红色、黄色、白色等各色美丽的小花，漠风吹来，洒下阵阵花雨。
我就要向它告别了，我的五年的军旅生活就要结束了，我将要离开马镰刀、道伯雷尼亚、耶利亚以及白房子边防站，重返我那富饶的内地故乡了。落日将它凄凉的余晖照在这块中亚细亚荒原上。我摘下帽子，向这块土地告别，向与这块土地毗邻的那块土地告别。当帽子在天空划着一个又一个圆圈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地球是圆的，圆圆的地球是没有死角的，国界线使地球出现了许多的死角。这是人类的一个错误。我还想，当有一天国家消失，国界线的概念已不为人所知时，那时，一位读者偶尔从尘封的书架上，读到这个叫“野苹果”的故事时，他从上边看到的，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故事和一个复仇的故事，或者换言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17二十三年之后
本文作者在离开白房子，离开现役二十三年之后，公元2000年的七月底八月初，又重返白房子。
我之所以重返白房子，是因为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即：在最近的中国哈萨克斯坦重新勘界中，哈萨克斯坦已经放弃了对五十五点五平方公里白房子争议地区的领土要求，因此，白房子已不再是争议地区，而成为双方公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
2000年的春天，我们家居西安的几个白房子老兵，在一个现在是下岗工人的战友开的烤羊肉串摊前，吃着烤肉，喝着啤酒。我们都已经有些老意了，衰老的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永远的话题是那遥远的白房子。
最后，战友们说要我去看一看。我先去，算是探路，随后，他们也都要去的。这样，我便在二十三年之后，重新踏上了重返白房子的旅途。
二十三年来，在沉沉的黑夜和清醒的白日，我为自己设计过许多种走入白房子的方式。但是，想不到我是这样进入的。
我喝醉了。当年，我骑着马，横着枪，在这块争议地区游弋的时候，在一个兵团村庄的土坯房前，站着一个七岁的小女孩。这一次，我驱车经过这土坯房时，那女孩还站在那里，她已经三十岁了，是一个七岁男孩的妈妈。
我无法拒绝她的邀请。我在这个被称做兵团农十师一八五团团场的地方，喝了很多的酒，然后，在日暮黄昏之际，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苍茫天宇下那一座孤零零的白房子，我的白房子。
也许，这是走入白房子的最好的方式。我这里说的是带着醉意走进。当白房子的蚊子像老朋友一样落满我的肩膀，并叮得我的麻木的神经开始火辣辣的疼痛时，一滴眼泪掉了下来。我这时候确确实实相信，这不是梦境，白房子到了，我的双脚现在正踩在它的土地上。
在那个中亚细亚梦境般的白夜，我长时间地在白房子左近徜徉。陪同我的是现任的白房子边防站的站长。他多年轻呀，站长出生的那一年，也就是我当兵的那一年。就是说，当我趴在白房子冰冷的碉堡里的时候，在遥远的内地，有一个婴儿诞生了。这个人成为白房子的现任站长。
“白房子是一八八三条约线之后建立的边防站。我们的第一任站长叫马镰刀！”牵着这位年轻军人的手，我怅惘地说。
我还说：“现在的这个站址，不是原来的站址。原来的马镰刀的白房子，靠西约有两百米的地方，紧贴着喀拉苏自然沟。我在的那一阵子，站址上，靠北的位置，还有半截短墙立在那里，靠南的方向，是一个地窝子，那地窝子我还钻进去过！”
这样，我们来到了马镰刀的白房子。窝棚已经没有了，那半截白色的矮墙也已经塌陷，眼前只是一片隆起的白土堆，而在它几步远的地方，喀拉苏自然沟在淙淙流淌。
那土堆静静地待在那里，像蒙古人说的那种“敖包”，又像是森林里的野猪，在不经意的时候，拱起的几个土包。土为什么是白色的呢？这是城土，它最初是黑色的，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日晒雨淋之后，黑色褪去，它便成了坚硬的白色。
我面对白房子废墟，跪下来。我点燃三支香烟，将它们整齐地插在地上。我以此来祭奠马镰刀、道伯雷尼亚、耶利亚，祭奠中国白房子边防站二十个死于非命的士兵，以及俄罗斯阿拉克别克边防站二十个死于非命的士兵。我还祭奠这五十五点五平方公里的白房子争议地区，祭奠我的苍白的青春。
“将中哈边界勘界的情况，将白房子现在的归属，讲给你的第一任站长吧，年轻人！”我喃喃地说。
年轻的站长打了个立正，将手举齐帽，开始说话。三根香烟还在袅袅升腾。我长久地跪在那里，老泪纵横。蚊子一批一批地来我的身上吸血，我也浑然不觉。
它们是这样，我目前的诗歌也是这样，一篇奇妙的和永远变幻的诗歌，一种用韵文写成的北极光，照耀一片荒芜而冰寒的土地。当我们知道一切是什么时，我们定会痛哭，但虽然如此我希望对一切事物笑一下。
——拜伦：《唐璜》第七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