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曰：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李筌曰：计者，兵之上也。太一遁甲先以计神加德宫，以断主客成败。故孙子论兵，亦以计为篇首。杜牧曰：计算也。曰计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谓道、天、地、将、法也。于庙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计算优劣，然后定胜负。胜负既定，然后兴师动众。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为篇首耳。王皙曰：计者，谓计主、将、天、地、法令、兵众、士卒、赏罚也。张预曰：管子曰：“计先定于内，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也。或曰：兵贵临敌制宜，曹公谓计于庙堂者何也?曰：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地之远近、兵之众寡，安得不先计之?及乎两军相临，变动相应，则在于将之所裁，非可以蚗度也。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
杜牧曰：《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张预曰：国之安危，在兵。故讲武练兵，实先务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系于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轻行者也。
杜牧曰：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故须审察也。
贾林曰：地犹所也，亦谓陈师振旅战阵之地，得其利则生，失其便则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权机立胜之道，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曰“不可不察也”。书曰：“有存道者，辅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
梅尧臣曰：地有死生之势，战有存亡之道。
王皙曰：兵举则死生存亡系之。
张预曰：民之死生兆于此，则国之存亡见于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胜负之地，而存亡系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审察乎?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曹操曰：谓下五事七计，求彼我之情也。
李筌曰：谓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计远近而求物情以应敌。
杜牧曰：经者，经度也。五者，即下所谓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计者，即篇首计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须经度五事之优劣，次复校量计算之得失，然后始可搜索彼我胜负之情状。
贾林曰：校量彼我之计谋，搜索两军之情实，则长短可知，胜负易见。
梅尧臣曰：经纪五事，校定计利。
王皙曰：经，常也；又经纬也。计者，谓下七计。索，尽也。兵之大经，不出道、天、地、将、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计，然后能尽彼己胜负之情状也。
张预曰：经，经纬也。上先经纬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计彼我之优劣，探索胜负之情状。
一曰道。
张预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张预曰：上顺天时。
三曰地。
张预曰：下知地利。
四曰将。
张预曰：委任贤能。
五曰法。
杜牧曰：此之谓五事也。
王皙曰：此经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与地利则其助也。三者具，然后议举兵。兵举必须将能，将能然后法修，孙子所次，此之谓矣。
张预曰：节制严明。夫将与法在五事之末者，凡举兵伐罪，庙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后度天时之逆顺，次审地形之险易，三者已熟，然后命将征之，兵既出境，则法令一从于将。此其次序也。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
张预曰：以恩信、道义抚众，则三军一心，乐为上用。《易》曰：“悦以犯难，民忘其死。”
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曹操曰：谓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
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众，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
杜牧曰：道者，仁义也。李斯问兵于荀卿，答曰：“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轻为之死。”复对赵孝成王论兵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与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惧于危疑也。
陈?注与杜牧同。
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谓始终无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谓道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故能化服士民，与上下同心也。故用兵之妙，以权术为道。大道废而有法，法废而有权，权废而有势，势废而有术，术废而有数。大道沦替，人情讹伪，非以权数而取之，则不得其欲也。故其权术之道，使民上下同进趋，共爱憎，一利害，故人心归于德，得人之力，无私之至也。故百万之众，其心如一，可与俱同死力动，而不至危亡也。臣之于君，下之于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与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惧于危疑。
贾林曰：将能以道为心，与人同利共患，则士卒服，自然心与上者同也。使士卒怀我如父母，视敌如仇雠者，非道不能也。黄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
杜佑曰：谓导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与处存亡之难，不畏倾危之败。若晋阳之围，沈灶产蛙，人无叛疑心矣。
梅尧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则政教行；人心同，则危戾去。故主安与安，主危与危。
王皙曰：道，谓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济患难也。《易》曰：“悦以犯难，民忘其死。”如是，则安畏危难之事乎?
张预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与上同之，决然无所疑惧。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曹操曰：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故《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
李筌曰：应天顺人，因时制敌。
杜牧曰：阴阳者，五行、刑德、向背之类是也。今五纬行止，最可据验。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灶之徒，皆有著述，咸称秘奥，察其指归，皆本人事。《准星经》曰：“岁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传·昭三十二年》“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注曰：“存亡之数，不过三纪，岁月三周三十六岁，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岁在星纪，星纪其分也，岁星所在，其国有福，吴先用兵，反受其殃。哀公二十二年，越灭吴，至此三十八岁也。李淳风曰：“天下诛秦，岁星聚于东井。秦政暴虐，失岁星仁和之理，违岁星恭肃之道，拒谏信谗，是故胡亥终于灭亡。”复曰：“岁星清明润泽，所在之国分大吉。君令合于时，则岁星光喜，年丰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则岁星色芒角而怒，则兵起。
”由此言之，岁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灾祥，岂不皆本于人事乎?夫吴越之君，德均势敌，阖闾兴师，志在吞灭，非为拯民，故岁星福越而祸吴。秦之残酷，天下诛之，上合天意，故岁星祸秦而祚汉。荧惑，罚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荧惑退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岁为善星，不福无道，火为罚星，不罚有德。举此二者，其他可知。况所临之分，随其政化之善恶，各变其本色芒角大小，随为祸福，各随时而占之。淳风曰：“夫形器著于下，精象系于上。”近取之身，耳目为肝肾之用，鼻口实心腹所资，彼此影响，岂不然欤?《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盖本于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说，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陈，背水陈者为绝纪，向山坂陈者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坂而陈，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之。今可目睹者，国家自元和已至今，三十年间，凡四伐赵寇，昭义军加以数道之众，常号十万，围之临城县。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东不拔，攻其西不拔。
其四度围之，通有十岁，十岁之内，东西南北，岂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岂不曰城坚、池深、粮多、人一哉?复以往事验之，秦累世战胜，竟灭六国，岂天道二百年间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鹑首?岂不曰穆公已还，卑身趋士，务耕战，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子曰：“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夫举贤用能者，不时日而利，明法审令者，不卜筮而吉，贵功养劳者，不祷祠而福。”周武王伐纣，师次于汜水共头山，风雨疾雷，鼓旗毁折，王之骖乘惶惧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顺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贤而任能，举事而得时，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祷祠而福从。”遂命驱之前进。周公曰：“今时逆太岁，龟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为灾，请还师。
”太公怒曰：“今纣剖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龟折蓍，率众先涉，武王从之，遂灭纣。宋高祖围慕容超于广固，将攻城，诸将咸谏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广固。后魏太祖武帝讨后燕慕容麟，甲子晦日进军，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纣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岂不以甲子日胜乎?”崇无以对。遂战，破之。后魏太武帝征夏赫连昌于统万城，师次城下。昌鼓噪而前，会有风雨从贼后来，太史进曰：“天不助人，将士饥渴，愿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胜一日，岂得变易?风道在人，岂有常也。”帝从之。昌军大败。或曰：如此者，阴阳向背，定不足信，孙子叙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为一瑶一马，则必残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谁能制止?故孙子叙之，盖有深旨。寒暑时气，节制其行止也。周瑜为孙权数曹公四败，一曰：“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归于天时，故联以叙之也。
孟氏曰：兵者，法天运也。阴阳者，刚柔盈缩也。用阴则沉虚固静，用阳则轻捷猛厉，后则用阴，先则用阳，阴无蔽也，阳无察也。阴阳之象无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杀，天则应杀而制物，兵则应机而制形。故曰天也。
贾林曰：读时制为时气，谓从其善时，占其气候之利也。
杜佑曰：谓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刚柔之制。
梅尧臣曰：兵必参天道，顺气候，以时制之，所谓制也。《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
王皙曰：谓阴阳，总天道、五行、四时、风云、气象也，善消息之以助军胜。然非异人特授其诀，则未由也。若黄石授书张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岂天机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诸十数家纷纭，抑未足以取审矣。寒暑，若吴起云疾风、大寒、盛夏、炎热之类。时制，因时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时不作，弗为人客”是也。
张预曰：夫阴阳者，非孤虚、向背之谓也。盖兵自有阴阳耳。范蠡曰：“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又云：“设右为牝，益左为牡，早晏以顺天道。”李卫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阴阳，早晏者，天之阴阳，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此皆言兵自有阴阳刚柔之用，非天官日时之阴阳也。今观《尉缭子·天官》之篇，则义最明矣。《太白阴经》亦有《天无阴阳》之篇，皆著为卷首，欲以决世人之惑也。太公曰：“圣人欲止后世之乱，故作为谲书，以寄胜于天道，无益于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无甚于兵。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也?”寒暑者，谓冬夏兴师也。汉征匈奴，士多堕指。马援征蛮，卒多疫死。皆冬夏兴师故也。时制者，谓顺天时而制征讨也。《太白阴经》言：“天时者，乃水旱、蝗雹、荒乱之天时，非孤虚、向背之天时也。”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势不同，因时制利也。论在《九地篇》中。
李筌曰：得形势之地，有死生之势。
梅尧臣曰：知形势之利害。
张预曰：凡用兵，贵先知地形。知远近，则能为迂直之计；知险易，则能审步骑之利，知广狭，则能度众寡之用；知死生，则能识战散之势也。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曹操曰：将宜五德备也。
李筌曰：此五者，为将之德，故师有丈人之称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