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汉阳钢铁厂、安源路矿罢工；“中＊共＊二大”召开，西湖会议，马林促国共合作……
却说，马林与孙中山在桂林会晤后，看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希望；且孙中山与香港海员工会的渊源及陈炯明主政下的广州政府给予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极大支持，更引起了马林对中国国民党的好感；觉得中国国民党的高层充满着同情与支持劳工的正义之感，说明了这个政党是可以信赖并有希望的；从而，马林更坚定了其国、共两党应该且也可以合作的观点。
于是，马林在回莫斯科参加远东大会之前，干脆向陈独秀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之中的新建议，以使国、共两党合作依从孙中山所言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
马林的这个新建议，令陈独秀十分诧异；因为，这比其原来的要求来得更为苛刻。
因为，原来拟实施的国、共两党合作打算进行的是党外合作；那样，两党之间是相对独立的。而今，要改为所谓的党内合作，其相对独立性还存在否？再说，要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这岂不等同于被吞并了？对此，陈独秀怎么也想不通而无法接受。
而李大钊等其他党内主要领导人，对于马林的这个建议也都表示了异议；皆觉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独立的政党，有自己的《纲领》、《章程》与奋斗目标；若是加入了国民党，岂不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性？这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务须慎重。”有的更是认为“国民党连《纲领》也没有，无非是一个无信仰的政客集团而已，其政体的基本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与共产党不可同日而语。如此两个本质迥然不同的政党，怎能溶合到一起？”
于是，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局长维金斯基写了一封信，阐述自己及其党内同志的意见，表示反对加入中国国民党，希望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们能聆听一下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后，纠正马林所做的那些令人难以接受的决定。
虽然，陈独秀等人对于马林的建议因难以接受而表示了反对，但并没有影响到已经做出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
就在陈独秀给维金斯基致函后不久，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中＊共＊二大”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在上海成都南路辅德里六百二十五号内召开了。
陈独秀等来自各地的十二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已从苏联回来的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出席远东大会的经过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
“中＊共＊二大”制订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由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等五人组成的名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央执委会的新领导机构；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工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同时，与会者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等九个《决议案》。而《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的通过，则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此，中国共产党则成为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一个支部了。
此外，“中＊共＊二大”还将如何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列入了议程，并就国、共合作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虽然，与会者主张并赞同“中国共产党应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然而，却又都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不合”。因而，关于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议案》也就未能通过；只是，在通过了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提到了“计划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之语。
八月中旬，马林又来到中国。
这次，马林带来了共产国际于七月三十日做出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等文件及维金斯基给陈独秀的信。
维金斯基在信中指示道：“共产党应与国民党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建立统一战线。”
马林抵达上海后，听说“中＊共＊二大”未能通过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议案，心中甚是不悦；于是，建议立即召开一次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会议，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尽快促成国、共两党合作。
因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正式成为共产国际中的一员了，也就只得尊重马林的意见立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考虑到陈独秀曾被法国巡捕拘禁过，其在上海法租界内的居处已遭监视，会议不宜再在上海召开；为安全起见，遂决定将会址定在浙江杭州。
于是，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执委会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因会址在西湖，故史称“西湖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等五名中央执委会委员均到会，马林及翻译张太雷也出席了会议。
“西湖会议”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指出：“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各阶级联合的政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并改造国民党，以推动民主革命。”接着，马林进一步郑重提醒：“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个指示，完全符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精神。”
与会者知道，“西湖会议”是专门为国、共合作问题而召开的；且马林亮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这把尚方宝剑，令众人缄口难言了。
因为，共产国际加入条件中的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所以，自从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接受与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决议则是毋庸置疑的原则。
因此，陈独秀只得勉强说：“对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作为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的我当然服从；然而，我的服从是有条件的。孙中山那套按手印、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入党时的封建仪式令人难以接受，只有孙中山将国民党改造得民主了，我才同意加入；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命令，我也要反对。”
众人听陈独秀如此说，均表示附和；而且一致强调，即使加入了国民党，也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马林见众人虽然异口同声意见一致，但却都没再明确表示反对，而只是所谓的有条件加入而已；于是，马林以和缓的口气道：“陈独秀同志与各位的意见是对的，国民党那套非民主的方式固然得改；不过，我们可以去跟孙先生谈，敦促他改正。而共产党加入其中，正可起到改造国民党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更需要共产党加入进去，促使国民党的改造。而为了能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不妨可采用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如此，党的独立性不会受到妨碍，大家也就不必过虑了。”
马林的这一折中方案，众人听了觉得尚可，这才缄口没有再表异议了。就这样，西湖会议最终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国、共两党合作就此开始了。
“西湖会议”后，回到上海的陈独秀、李大钊约见了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的林伯渠，请他将“西湖会议”的精神转告孙中山，并表示欲晤见孙中山。
此时，孙中山刚抵达上海，正为因“平叛”失利被迫离开广州而烦恼；听说共产党的“西湖会议”做出了“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对于刚遭受过挫折的他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心中大悦。
此时的孙中山因受挫力量有所削弱，正需要有人助他一臂之力；而共产党已靠在了苏俄这棵大树下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孙中山不敢再对其小觑了；因此，当陈独秀与李大钊要求晤见他时，孙中山立即表示了欢迎。
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在张继、林伯渠等人的陪同下会见了孙中山，双方开门见山地谈及了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孙中山兴奋地说：“文为国民革命，奋斗至今屈折无数，深知众擎易举一木难支；欲求革命成功，尚须国人齐心协力。今陈炯明背我之时，贵党却愿与文同舟共济，足见贵党之诚意，此乃文之幸也。诸君加入本党后，仍可继续为共产国际成员；至于所言不必要之仪式，仲甫不必顾虑，吾早已取消。不瞒诸位，此非为一己之私而立，实因本党成员鱼龙混杂，为有约束不得已而为之；此仪虽去，然本党尚有短弊，亦正欲革新；贵我合作后，当请诸君助吾改革，以求新生。”
听了孙中山的这番肺腑之言后，陈独秀、李大钊原有的过虑顿时冰释了；于是，国、共两党合作终于达成。
第二天，因李大钊要回北京，即由张继、林伯渠等人介绍，孙中山亲自主持，李大钊率先加入了国民党。尔后，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一大批共产党的主要领导或骨干均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从此，国、共两党合作即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施了。
国、共两党合作后，共产党的许多党员虽然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而具有了双重身份，但自身的组织机构却仍保持着独立性，并按照党的《纲领》积极开展工作以壮大自己的队伍。
而就在“中＊共＊二大”召开的同时，汉阳钢铁厂又暴发了工人罢工。
原来，面对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各地的执政当局与资产阶级皆惶恐不安了。当时，武汉已有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扬子机器厂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等多个工会组织；武汉当局为扼杀工人运动，下令将这些工会组织封闭了；这下，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反抗。
针对当局的镇压，时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项英决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汉阳钢铁厂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罢工。
汉阳钢铁厂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于一八九○年创办的，此时已有工人七千余。于是，在项英与武汉工团联合会组织部副主任许白昊、武汉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林育南等人的发动下，长期承受资本家剥削与压迫的钢铁工人于七月二十二日举行了罢工。罢工工人不但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要求，并强调了必须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
武汉当局与资方岂愿答应，双方僵持了几天；但很快的，资方就妥协了。因为，汉阳钢铁厂的企业主担心若是罢工持续下去，一旦炉内的铁水冷却则会导致炼钢熔炉报废，可能遭受的损失远比给工人增资要大得多；因此，汉阳钢铁厂的企业主急坏了，不得不屈服；从而，答应了工会提出的全部条件。就这样，只过了五天，汉阳钢铁厂的罢工即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
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之时，位于湘、赣边境的安源路矿工人给予了支持。
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与株萍铁路局合在一起的简称，乃清末邮传大臣盛宣怀为解决汉阳钢铁厂燃料之需而于一八九八年创办的；历经二十余年，至今已拥有矿工与铁路工人共一万三千余，堪称全国最大的一支产业队伍。
早在“中＊共＊一大”结束不久，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就已筹划欲在安源路矿发动罢工。为此，毛＊泽＊东曾与湖南醴陵人李立三等人专程前往进行过考察，并创办了平民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以在路矿工人中发展党员。不久，就建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担任书记。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又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俱乐部主任。此时，从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成回国、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刘少奇，被派往安源路矿协助李立三领导工人运动。
当时，安源路矿的工人已被拖欠工资多时；于是，在李立三与刘少奇的主持下，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名义出面向路矿当局提出了“七日内将被拖欠的工资全部偿清”等三项要求，并限于两日内应予圆满答复，否则举行罢工。
然而，路矿当局却以“公司亏蚀、财政困难”为由没有答应偿清欠资的要求；同时，担心工人发动罢工，也欲将俱乐部封闭。
李立三与刘少奇等人听说当局要封闭俱乐部，感到事急；即在俱乐部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举行罢工；并成立了罢工指挥部，李立三为总指挥；同时，组建了一支工人纠察队，以维持秩序并防当局镇压。
九月十四日子夜，以一声机车汽笛长鸣为信号，安源路矿两个局的一万三千余名工人总罢工开始了。
罢工工人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并向路矿当局提出了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承认工会组织等十七条要求；同时，向社会各界发表《罢工宣言》。
罢工开始后，长沙的《大公报》与《通俗日报》、上海的《申报》与《民国日报》、北京的《晨报》与《时报》等都立即报道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的消息，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纷纷致电给予声援。
而路矿当局眼见工人真的举行罢工了，赶紧请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派兵镇压。当天下午，李鸿程带兵进驻安源实施戒严，自任戒严司令；并派兵占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强迫工人复工。
然而，工人们只听从罢工指挥部的号召，不畏强权拒不复工。
路矿当局见难以迫使工人复工，则用六百大洋雇佣杀手欲行刺李立三，以使罢工队伍群龙无首从而瓦解。
罢工指挥部获知此消息后，立即将李立三秘密转移到别的地方保护起来；俱乐部主任则由刘少奇代理，罢工继续进行。李立三被安全转移后，路矿当局的阴谋未能得逞，顿感黔驴技穷了。
恰此时，时任汉冶萍公司总办杨建章收阅了其同乡挚友刘钟淇的来函。
刘钟淇在信中言：“近数年来因国库空虚，到处穷闻迭出，官员罢业，军人哗变，劳动者罢工在今日已不为怪闻矣。北京陆、海、参、内、财、教六部员且罢业，何况以力售钱为生活之工人乎？此乃国势趋之使然，政府迫之使然也。”并劝告杨建章“早有结束惟愿，大展善后之策”。
因为，杨建章也是贫苦家庭出身，对于劳工阶层的困苦也怀有同情与恻隐之心；今见武力镇压均未能奏效，又经刘钟淇如此劝说，遂决定采取“素孚”即不动武的方式解决罢工问题了。
于是，杨建章请求李鸿程把军队撤回，宣布取消戒严；然后，派遣萍乡总矿副矿长、有中国通之称的英国人舒修泰为代表，去与工人谈判。
罢工指挥部见路矿当局态度软了，则也派遣刘少奇为代表，双方进行谈判。
谈判中，刘少奇唇枪舌剑寸步不让；结果，路矿当局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且将十七条要求归结为十三条，双方达成《十三条协定》。
九月十八日上午，工人代表刘少奇与路矿当局代表舒修泰在《十三条协定》上签字后，罢工指挥部这才宣布于次日早上四时起复工。
就这样，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以工人的全胜而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