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孙中山回粤；谭延闿征湘，陆荣廷返桂，沈鸿英背叛；唐生智、李宗仁崛起……
却说，正准备回粤的孙中山闻知京汉铁路发生“二·七惨案”后，对于直系军阀竟敢如此赤裸裸地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感到十分愤怒，遂决定立即回粤再举北伐且觉得不该再迟滞了。一直来，孙中山对于北伐耿耿于怀；“二·七惨案”发生后，使孙中山觉得北伐更是必要了。
于是，二月十五日，孙中山在谭延闿、杨庶堪、徐绍桢等人陪同下，从上海启程回粤了。行前，孙中山特地派遣时任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专程赴天津去与段祺瑞晤面，以再商联合反直事宜。
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回到广州。
因此前，北洋政府搞了个所谓的“法统重光”，黎元洪又被抬出来如木偶似地捧上了总统之位；虽然，黎元洪的总统仍是个傀儡，但毕竟是由旧国会选举产生的，似是合法也就迷惑了许多人。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为首的旧国会议员们则拼命地为北洋政府摇旗呐喊，有的干脆呼吁广州政府应该取消护法，甚至于要孙中山像徐世昌一样辞去非常大总统之职。
虽然，京汉铁路上的“二·七惨案”已使吴佩孚等人的伪善嘴脸暴露无遗，但那班旧国会议员却执迷不悟，聒噪声仍不绝于耳。
鉴于此，孙中山回粤后，不再称“总统”了，而仍称为“陆海军大元帅”。且因位于观音山的总统府在粤军兵变中遭炮击受损有待修复，现又被沈鸿英占据着；故而，孙中山也就不入居总统府，而将陆海军大元帅府置在位于长堤的农林试验场内。
同时，孙中山也觉到，在而今的形势下若是再以护法之名举行北伐，似是失了依据而恐应者寥寥难以成事；所以，孙中山决定不再提“护法”两字了。但是，孙中山不肯就此罢休；在他觉得，“护法”可不提，北伐却不可休。
因为，所谓“法统重光”了的北洋政府仍被有英、美等列强支持的直系军阀把持着，并没有真正恢复“法统”，无非是变了种手法糊弄人；况且，直系军阀因其政治经济利益与英、美等列强瓜葛在一起，早已成了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压迫与奴役国人的工具；而眼下，以直系为主的各大小军阀仍在为各自的利益无休止地混战，致使华夏民族长期动荡不安，百姓累年遭殃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若是再不推翻北洋政府、消灭割据于各地的军阀，彻底除掉祸害中国的根源；华夏民族就断无富民之望、难有强国之日，黎民百姓遭受没完没了的苦难何时得了？因此，孙中山决意不放弃北伐。
只是，鉴于现实、并为了避免给北洋政府及那班旧议员们口实，孙中山决定将北伐军改称为“讨贼军”；因为，“贼”字可泛指为祸害国家与民众、盘踞于全国各地的一切大小军阀。这些军阀祸国殃民已是尽人皆知，与盗贼无异，称其为“贼”决不会过；而在“二·七惨案”中欠下斑斑血债的直系军阀更为国人所共愤，其魁首曹锟、吴佩孚之流已等同“****”；如此的贼类岂能再容其逍遥为非作歹而不加剪除？所以，“讨贼”乃是为国为民除害，再举北伐则又师出有名了。
就这样，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府后，遂将北伐军改称为了“讨贼军”；然后，对一应人士重新任命，为“讨贼”而再举北伐做准备。
正在孙中山准备北伐之时，湖南境内却起变乱了。
原来，谭延闿离开湖南后，湖南督办兼省长赵恒惕虽将湖南的军、政大权集于了一身；但是，湘西镇守使蔡钜猷辖下的辰溪、沅陵、靖县、绥宁、黔阳、芷江等十一个县中，赵恒惕的政令却难以通达大有失控之虞。
于是，赵恒惕决定把湘西镇守使裁撤，将蔡钜猷调任湖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并打算将其辖下的两个旅，分别划归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与湘军第二师师长鲁涤平节制。
赵恒惕如此褫夺，蔡钜猷怎受得了；于是，与时任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联络，以保境息民之名宣布湘西独立了。
赵恒惕裁撤湘西镇守使，本来就因政令不通之故；而今，蔡钜猷更欲分庭抗礼了，赵恒惕岂能容忍？因此，赵恒惕打算发兵问罪。
蔡钜猷自知难敌赵恒惕，赶紧向孙中山救援。
然而，赵恒惕的部将宋鹤庚与鲁涤平等人，对于赵恒惕欲征讨蔡钜猷之为，皆表反对而主张和解。赵恒惕不听所劝，仍欲一意孤行。
为此，宋鹤庚也背弃赵恒惕而赴粤投奔孙中山去了；鲁涤平虽然没有反叛，却宣告中立而不愿听调。赵恒惕失了俩人支持，唯恐再有人背弃，这才将讨伐蔡钜猷之事搁置不提了。
对于赵恒惕，孙中山正因其不愿借道而使自己欲经湖南北伐受阻而记恨；现在，湘西的蔡钜猷求援，正中孙中山的下怀。于是，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军湘军总司令，宋鹤庚为北伐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令俩人率部援湘，以驱除赵恒惕这只拦路虎。同时，又任命蔡钜猷为北伐讨贼军湘西第一军军长，陈渠珍为北伐讨贼军湘西第二军军长，协同驱除赵恒惕。
谭延闿受命后，即率一支讨贼军从韶关入湘征讨。
谭延闿与宋鹤庚受命后克日启程，不久即进入湘南；时有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也与赵恒惕有隙，见谭延闿返湘了，即予归附。于是，谭延闿将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部置于衡阳；然后，再召集旧部，欲与赵恒惕争夺湖湘了。
此时的谭延闿已经放弃了由他自己首倡的联省自治概念，指责赵恒惕的制省宪不合法，称自己是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入湘北伐讨贼。
谭延闿是前任湖南督军，此次返湘分明是来夺权，令赵恒惕十分忌惮。
好在，谭延闿所带兵马不多；且提出的是反对与指责省宪、自治，这倒让赵恒惕觉得有了反击的理由；于是，《通电》驳斥：“吾湘之省宪，于国宪未竟之时而立，已为湘人共识，国人皆喻；纵然省宪有未尽完善之处，当可修正；岂容一纸电文即破弃？而言出于首倡制宪者，诚为吾湘之大不幸。”
赵恒惕的反唇相讥，确是使谭延闿有点难以应对似是理亏。
于是，赵恒惕祭起了护宪的利剑，反制谭延闿；并将所部湘军更名为了护宪军，自任护宪军总司令；同时，以湘军第一师师长贺耀祖为护宪军第一路司令，湘军第三师师长刘铏为护宪军第二路司令，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为护宪军第三路司令兼前敌指挥；然后，以“破坏省宪”的罪名，兵分三路向衡阳进军讨伐谭延闿。
于是，谭延闿扬言“讨贼”，赵恒惕声称“护宪”，两军在衡阳交锋了。而此时，湘军第二师师长鲁涤平等人又宣告保持中立，袖手旁观任由俩人去厮杀。
赵恒惕攻打衡阳甚是气势汹汹，宋鹤庚欲化解其攻势，遂派人策反其旧部；然而，却遭到护宪军第一路司令贺耀祖、护宪军第三路司令唐生智等人的拒绝而策反未成。
于是，两军在衡阳激战，相持多日难分胜负。
谭延闿见难以从正面突破，遂派遣讨贼军湘西第九师师长张辉瓒绕道奔袭长沙。而此时，蔡钜猷与陈渠珍也已率部夺占了位于湘西北的桃源，并欲进取长沙。
如此一来，长沙危急，赵恒惕顿时乱了方寸，赶紧撤军回救。谭延闿见赵恒惕撤军了，则尾随不舍一路追击。
而此时，驻守湘潭、原来也表示中立的朱耀华却倒向了谭延闿；赵恒惕往长沙的退路被截，只得退守醴陵；于是，长沙被张辉瓒袭取。
赵恒惕退守醴陵后，见长沙丢失，自己无力夺回却甚不甘心；于是，就求助于吴佩孚。
吴佩孚自从得了湖北后，正欲更图湘、蜀；赵恒惕向吴佩孚求援，正中其下怀；于是，派遣两湖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马济率部入湘驰援。
马济原是陆荣廷的部将，陆荣廷下野后，马济投奔了吴佩孚；因护国战争时，马济所部名曰武卫军；故而，马济入湘驰援时，又将所部复命名为武卫军。
赵恒惕见援军到来心中大悦，遂对张辉瓒进行反击；张辉瓒抵不住赵恒惕与马济的夹击，被迫退出长沙。
赵恒惕击溃张辉瓒后，乘胜追击又夺回了湘潭，谭延闿率部退守衡阳。
此时，唐生智绕过衡阳欲取郴州以断谭延闿的后路；谭延闿见情况不妙，只得放弃衡阳撤至湘、粤边界，为免被赵恒惕与唐生智包抄后全军覆灭，则辗转返回广东了。
赵恒惕击退谭延闿后，任命唐生智为湘南善后督办留驻湘南，自己则回师长沙。
赵恒惕回到长沙后，即向湘西的蔡钜猷发起攻击；蔡钜猷见谭延闿败走，虽自知孤军难守但不愿向赵恒惕屈服；已进驻到桃源了的陈渠珍更是勉力抵住了赵恒惕的进攻。
驻于湘南的唐生智见赵恒惕与陈渠珍在常德与桃源一线对峙难分难解，遂率部北上渡过湘江，将陈渠珍围困在桃源。尚在沅陵的蔡钜猷见陈渠珍被围，赶紧率部往救，却被唐生智阻截击溃；蔡钜猷见大势已去，自知湘西已难固守，遂离开湘西辗转去往广东投奔孙中山了。
如此，被困于桃源的陈渠珍更是成了孤军一支，无奈之下就投于了唐生智麾下。至此，赵恒惕终于将湘西收复了；然而，这一仗下来，赵恒惕实际上是失多得少。
因为，自从吴佩孚派兵入湘后，赵恒惕在湖南的一统天下即被打破了；马济的武卫军帮助赵恒惕收复长沙后，就赖着不走了，且要赵恒惕每月供给饷粮；因此时，湘军第二师师长鲁涤平也背弃赵恒惕去投孙中山了；已是实力大损了的赵恒惕，更难以与吴佩孚抗衡了；何况，此时的赵恒惕已经得靠吴佩孚的庇护才能存活；因此，只得忍气吞声地依从吴佩孚。
就这样，北洋政府的势力终于渗入了湖南；赵恒惕坚持多年、自我标榜的湖南自治，也就被他自己抛弃而不复再提了。
这场争战结果，谭延闿没能得利，赵恒惕吃了大亏，只有吴佩孚是赢家。
而原来默默无闻的唐生智倒是也捡了大便宜，非但据有了湘南；且因陈渠珍的归附，名义上在赵恒惕辖下的湘西，实际上却也处于了唐生智的控制中；自此，湖南的军、政界中，唐生智已是颇具实力不可小觑而崭露头角了。
且说，谭延闿败北后，蒋介石即向孙中山谏言：“大元帅欲举北伐，当自练精兵，断不可再依赖他人。吾愚见，若能在新疆的乌鲁木齐或外蒙古的库伦屯兵驻军建立基地，以备来时；一俟直隶有变，即可遣精兵就近奔袭北京，岂不比由南粤越万重关山而北伐胜百倍？且从地理便捷论，外蒙古的库伦自然优于新疆的乌鲁木齐；遗憾的是，库伦现为苏俄所控，未知能否允准？若能，此当为上上之策，大元帅不妨一试；届时，必能不费吹灰之力而一举取天下定乾坤。”
孙中山闻后觉得言之有理，不由得心中大悦；因为，自己已经与苏联修好，想必这个谋划定能得到苏联的支持；看来，确是一步可行的妙着。因此，孙中山决定采纳蒋介石的谏言，并组织一个代表团赴莫斯科去与苏联政府商洽此事；于是，原来打算从广东起兵北伐之事，也就暂时搁置缓议了。
孙中山想不到蒋介石能有如此谋略，也就对他更是刮目相看了；且觉得蒋介石果然是个难得的帅才，决定委以重任，并打算将带团赴莫斯科之事交予他。
且说，自从粤军从广西撤离后，广西的各股势力趁机而起，纷纷打出自治军的旗号各自割据一方，广西成了一片乱局。
广州兵变、粤军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离粤去沪后，书生气十足、被孙中山任命的广西省省长马君武因失去了后盾，更是对付不了那班如狼似虎的草头王。
马君武为保自身，将广西田南道警备司令马晓军从百色调至南宁，以守护省署。但结果，马晓军在与旧桂系刘日福的自治军交锋中败北，其所部多被缴械；马晓军得其部将白崇禧援救才脱离险境，俩人遂去往广州投奔孙中山。
马君武死里逃生也离开了广西，但他那一直随侍于身边的妻子却丢了性命；马君武悲痛欲绝，从此心灰意冷弃政从文了。
刘日福将马君武赶走夺取南宁后，就自称为广西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
与此同时，曾被陈炯明任命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驻于六万大山中的李宗仁，也趁机抢占了玉林、贵县等地；他那曾是广西陆军小学同窗的广西容县人黄绍竑率部由百色来投，李宗仁的队伍也就更是壮大了。
于是，李宗仁也在玉林自称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
接着，各地大小军阀纷纷冒起，桂林有梁华堂，柳州有韩彩凤，梧州有陆云高，百色有陆福样；然而，因这些割据于广西各地的军阀多为陆荣廷旧部；曾经的同僚，而今却互不买账谁也不服谁；一时间，广西呈现了诸侯割据、各自称王称霸的纷乱局面，无人能主政桂局。
直系军阀吴佩孚眼见得广西陷于一片乱局之中，也就趁机插足。于是，吴佩孚以北京政府的名义委任原桂系首领陆荣廷为广西督办，欲将陆荣廷重新扶植起来后拉入自己的阵营。
此时，陆荣廷尚躲在上海租界内，得此任命而能东山再起自然心悦；于是，一九二二年九月，陆荣廷从上海启程返桂任职。到了广西后，陆荣廷将督办署设于龙州；然后，即对其旧部陆云高、韩彩凤、陆福样等人作了任命。
因为，陆荣廷毕竟是旧桂系首领，众人也才无甚异议欣然受命了；于是，广西名义上又成了陆荣廷的天下。
然而，占据玉林一带的李宗仁，本不是陆荣廷辖下；且其手中已有一万多兵马足以与陆荣廷分庭抗礼，也就不愿听命于他而独树一帜。
陆荣廷重返广西后，对于广州政府又构成了威吓，令孙中山难免顾虑。
而沈鸿英这个狐狸般的家伙仍在广州，也令孙中山甚是不放心；因此，孙中山思忖着如何将他打发走，以免再生事端。
于是，孙中山想了个法子，先是任命沈鸿英为桂军总司令；接着，又下了一道《训令》：“令桂军总司令沈鸿英驻守肇庆，非奉命令，不得擅自移防。”
如此，既可将沈鸿英打发走，让他远离广州；又可以桂制桂，让沈鸿英驻于粤西，以防犯陆荣廷。孙中山的这步棋可谓是一箭双雕，倒也能算是一步妙着。
然而，沈鸿英得到《训令》后，揣知孙中山的意图无非是要将他从广州赶走；这对于一心想当陈炯明第二的沈鸿英来说，简直如被当头棒喝了，深感不爽岂愿甘受？但是，大元帅的《训令》又不得不遵照执行；无奈之下，沈鸿英只得将所部从观音山撤离。
孙中山将沈鸿英从广州支开后，这才回转头来准备收拾仍盘踞在惠州的陈炯明残部了。
于是，孙中山又将杨希闵与刘震寰所部组成滇、桂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司令，刘震寰为联军副司令；然后，命令两人率联军攻打惠州，务必将陈炯明这颗眼中钉拔除。
杨希闵与刘震寰受命后，即率滇、桂联军起兵沿东江而进，先攻取了博罗；接着，继续挺进兵锋直指惠州。不日，滇、桂联军前锋抵达惠州，驻军于惠州城外的飞鹅岭。
同时，杨希闵电告孙中山并夸下海口，言“三天内可拿下惠州”。
而此时的陈炯明因已去职下野，不再是往日的粤军总司令了，难再对粤军发号施令调兵遣将来护卫惠州；因此，盘踞于东江一带的粤军各部几乎是各自为战。如此，迎战御敌守护惠州的重任也就落在了从韶关退回的粤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杨坤如的肩上。
杨坤如仅有一个师，军力远不如来犯的滇、桂联军，情势危急前景堪忧。然而，杨坤如却不肯示弱；滇、桂联军刚抵惠州，杨坤如趁其立足未稳，即向其驻地飞鹅岭一阵炮轰，给了滇、桂军一个下马威。
滇、桂联军被这阵没头没脑的炮轰打懵了，一气之下当夜就对惠州城发起攻击。滇、桂联军分兵三路从西湖苏堤、黄塘堤、甘公堤攻城，但却遭到了粤军的奋力抵抗。激战一夜后，滇、桂联军竟然死伤了数百人，却未能破城。
此后，滇、桂联军又连攻数日，却都被惠州百姓与守城粤军协力抵抗下击退。滇、桂联军连攻未克，不免气馁了，攻势也就渐渐减弱；于是，两军相持在惠州城下近月，杨希闵夸下的海口落空了。
孙中山见滇、桂联军未能攻克惠州城，遂又派遣了在粤的赣、鄂、豫诸军向惠州增兵。
几天后，各军咸集惠州，大有泰山压顶无坚不摧之势。
不久，杨坤如的部将、驻守惠州东门的第三旅第五团团长黄振熙与驻守惠州南门的第三旅第六团团长黄世华相继阵亡，局势甚是危急了。
而滇、桂联军增兵后，攻势又加剧了，惠州城已是危在旦夕。
恰在此时，不知怎的，滇、桂联军忽然停止了攻城；尔后，又撤军返回广州去了，惠州城之危自行解除。忽然，杨坤如从危境中解脱出来，倒是有点莫明其妙甚是诧异。
滇、桂联军之所以撤军回穗，是因为广州城内又发生了事变。
原来，沈鸿英受孙中山的《训令》，从观音山撤离后，并没有移防到肇庆；而是阳奉阴违地移驻到了位于广州北部的花县新街，并在那儿设立了桂军总司令行营。
此时，沈鸿英见孙中山已对他有成见，难再在孙中山这儿混下去了；于是，心中已萌生了背离孙中山而再投靠北洋政府的念头。于是，沈鸿英移驻到新街以后，就暗中派人与吴佩孚联系；希望通过投靠北京政府后，能利于他达到称霸广东之目的。
吴佩孚见沈鸿英又主动投靠，正求之不得；即投其所好地以北京政府名义委任沈鸿英为广东督办；并要沈鸿英在广州举事，对孙中山发难。
为助沈鸿英成功，吴佩孚派遣赣北镇守使邓如琢、赣南镇守使方本仁及驻于赣南的豫东第五混成旅旅长樊钟秀等人，率部开赴广东以作驰援。
在拉拢沈鸿英的同时，吴佩孚也以北京政府名义授予叶举惠威将军衔，任命洪兆麟为汕头防务督办、杨坤如为惠州护军使、林虎为潮梅护军使，欲以此拉拢粤军诸将为其所用。
果然，沈鸿英得到北京政府的任命后遂了心愿，以为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定广东而圆陈炯明第二之梦了；且想，孙中山刚遭遇粤军兵变狼狈离粤；而今虽挽回颓势复归广州了，但靠的是滇、桂军之力，这其中就有他的一份功劳；而今，自己若是反水了，孙中山还能有多少能耐，岂不又得乖乖地离开广州回上海去了？况且，现在自己还在广州，近在咫尺伸手可取；而杨希闵与刘震寰的滇、桂军均被派往惠州征讨陈炯明去了，广州城内空虚正可趁机夺取；如此良机若是错过定会追悔莫及，此时不为更待何时？沈鸿英如此思后，就忘乎所以地决定对孙中山发难了。
于是，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沈鸿英在花县新街宣布就职广东督办，并《通电》要“孙中山离粤”；从而，公开背叛孙中山了。
接着，没待吴佩孚派遣的援军到来，沈鸿英就迫不及待地在新街起兵对孙中山发难；于是，才熄灭不久的战火又在广州城内引燃了。
沈鸿英突然发难，令孙中山猝不及防。因此时，杨希闵与刘震寰的滇、桂军均在惠州与粤军对峙；许崇智的建国粤军远在闽粤边境，远水救不了近火。
因此，孙中山只得一面命拱卫军司令朱培德勉力抵抗，一面急令滇、桂联军从惠州撤军回救广州；所以，正在鏖战中、行将告捷的滇、桂联军突然中止战斗，主动撤离战场而让守护惠州城的粤军转危为安死里逃生了。
孙中山在调兵回救的同时，立即免去了沈鸿英的桂军总司令之职，并下令对沈鸿英实施讨伐。
沈鸿英发难后，即向位于长堤的陆海军大元帅府迫进。但是，行至半途就遭到了朱培德所部拱卫军的阻截。
沈鸿英手下虽已有了五个师的兵力，但因分驻于梧州、肇庆等地；随其在广州发难并攻击陆海军大元帅府的仅有粤军降将李易标的一支，也就显得力量不足；且沈鸿英是叛逆，所部将士有许多不愿因此为其卖命，战斗力也就更是锐减。
而朱培德所部拱卫军，肩负讨逆重任士气高昂；所以，拱卫军兵力虽比沈鸿英的叛军少；但是，拱卫军将士却有着一股以一当十的气势，硬是将沈鸿英的叛军阻截了；双方在广州城内展开巷战，相持数天难分难解。
而杨希闵与刘震寰接到孙中山的命令后，急忙从惠州撤军，率滇、桂联军星夜兼程马不停蹄地返回广州。
沈鸿英眼见前进受阻，而被孙中山召回的滇、桂联军离广州城已不远了；唯恐遭到拱卫军与滇、桂军的两面夹击，赶紧撤离广州退往清远。
不日，杨希闵与震寰率滇、桂联军回到广州；此时，沈鸿英已率部退去，广州之危已解。然而，朱培德、杨希闵、刘震寰岂愿罢休？遂率部追击直至清远。
四月中旬，双方又在清远的银盏坳、琶江口一带激战；沈鸿英与李易标不敌，再退往韶关。
此时，吴佩孚派遣的赣南镇守使方本仁与豫东第五混成旅旅长樊钟秀均已由赣南入粤北，在韶关与沈鸿英会合。
沈鸿英见北洋政府的援军到来，遂又来了精神欲行反扑；于是，仨人联手，在英德一带又跟滇、桂军与拱卫军展开了激战。
但谁知，开战不久，樊钟秀忽然反水，宣布“脱离直系””，投向孙中山了。如此一来，沈鸿英、李易标、方本仁所部顿时乱了阵脚，又均被滇、桂军与拱卫军所败。
方本仁率败军退守赣南，李易标则抛弃沈鸿英去往惠州复投陈炯明了。沈鸿英见状，知自己独木难支，也不得不弃韶关而退守始兴、南雄。
滇、桂军与拱卫军得了韶关后，又穷追不舍。
此时的沈鸿英见惨败至此，开始懊悔不该自不量力地对孙中山发难以至如此；而今，非但欲称霸广东成了黄粱南柯，却几成了丧家之犬走投无路。沈鸿英自知南雄也必定难守，眼下还是保命要紧；这才又弃南雄而走，绕道湘南逃回广西梧州老巢去了。
沈鸿英逃往梧州后，孙中山仍没放过他，下令《通缉》。
于是，滇、桂军沿西江而进，袭取肇庆后又欲越境攻打梧州；孙中山亲至西江督军，必欲缉拿沈鸿英。
沈鸿英见势不妙，赶紧致函孙中山求饶，言：“鸿背孙大元帅，罪该万死；然实乃受人蛊惑，一时糊涂，追悔莫及，祈求宽谅；今愿复随大元帅，北伐讨贼，效忠执鞭，将功赎罪。”
沈鸿英出尔反尔，孙中山岂会再信他？所以，仍必欲将他缉获治罪。
然而，就在孙中山定要缉拿沈鸿英之时，忽报广州城又告急了。
原来，沈鸿英对孙中山发难后，朱培德、杨希闵、刘震寰与沈鸿英激战于粤北；沈鸿英败逃桂东梧州后，孙中山又命滇、桂军沿西江追击而去，广州城内兵力又显空虚了。盘踞于东江的叶举，觉得这是个难得的可乘之机；于是，与驻于汕头的洪兆麟、惠州的杨坤如、潮梅的林虎等人联络后，决定趁机起兵袭取广州。
于是，四人合力进取，不日就攻占了距广州仅有百余里的增城；接着，就攻打广州。
留守广州的滇军第一师师长王秉钧、滇军第三师师长范石生与刚投诚的豫东第五混成旅旅长樊钟秀，仨人一面率部奋力抵抗，一面向孙中山告急。
孙中山获报广州危急后，只得放弃了追缉沈鸿英的打算。于是，孙中山任命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琛兼西江善后督办，留驻西江扼守肇庆；然后，回师去解广州之危了。
此时，驻在闽南的许崇智闻知广州危急，即与参谋长蒋介石商议，决定率部驰援解救。
叶举等人攻打广州多日不下，忽闻报滇、桂军已沿西江东返回师，许崇智也准备回粤驰援；叶举等人唯恐遭两面夹击而受损，也就知趣地从广州撤离各自返回原驻地了，广州之危随即解除。
叶举等人攻打广州，自己虽然毫无收获白忙碌了一场；但是，却帮了沈鸿英一个大忙，让他逃过一劫，在桂东的梧州一带稳驻了。
孙中山回到广州后，虽见粤军已经退去；却总觉得粤军如此猖獗竟敢来犯广州，看来还得发兵征讨。
于是，孙中山又组织了一支联军，再次进军惠州实施征讨。
这次的联军，孙中山没有派建国滇军参与，而是由建国桂军、建国豫军、建国湘军等组成；其中，刘震寰的建国桂军、樊钟秀建国豫军与粤军已经打过仗外，而宋鹤庚的建国湘军第一军、陈嘉佑的建国湘军第五军未与粤军有过正面接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陈炯明去了香港已不在惠州；所以，孙中山组织实施的这次征讨，仅是为了压一压粤军的嚣张气焰而已；具有某种象征性，却并没打算非要夺取惠州不可。
而此时，离开沈鸿英后复投陈炯明了的粤军第一军军长李易标进驻在了惠州东面的平潭；已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惠威将军了的叶举，也从东江移师到了紧挨平潭的平山；如此，即成犄角之势，以利护卫惠州；因此，驻守惠州的杨坤如不再是孤军了。
且杨坤如已擢升为粤军第六军军长，所部兵力也有增加，士兵也较前更旺；因此，联军来攻惠州时，杨坤如全无惧色。
而没有战力较强的建国滇军参与的联军，已不再显示强势了；且孙中山的意图，刘震寰等人也已揣测到了；因而，联军到了惠州后，并没有对惠州城发动强攻。
只有樊钟秀急于建功，率所部豫军攻打惠州城东门；非但受到杨坤如的奋力抵抗，还遭到了来自平潭的李易标所部粤军第一军的夹击。
结果，豫军损失五百多人后溃退；自此后，樊钟秀及联军其他各部均不敢再轻进。
于是，联军只得将惠州城的西、南两门堵住，算是对惠州城的围困了。
对此，驻守惠州城的杨坤如毫不在意；一则，杨坤如早在城中囤积了大量粮草，不怕长期对峙；二则，因有东、北两门仍畅通，联军的态势根本无所谓围困，杨坤如何必畏惧？不过，杨坤如见联军不再攻城了，自己却也懒得出击；就这样，两军在惠州城下相持，时间竟长达近年。期间，无恐无惧了的杨坤如竟然突发奇想，在惠州城内举行了数场龙舟比赛；这倒是战争史上少有的奇闻，被后世传为趣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