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国民党一大，第一次国＊共联合；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
却说，蒋介石回国后，适逢其已过世的母亲王采玉六十冥寿；于是，蒋介石没有急于回广州，而是转道浙江宁波奉化溪口老家了。
因为，此次莫斯科之行，蒋介石自感无甚收获，难以向孙中山交待；心中忧郁而羞于见孙中山，遂回家祭母，却懒于回程返粤。只是在溪口期间，蒋介石写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权作交差。
而此时，孙中山却是盼着蒋介石返归，亟待其从莫斯科带回的消息。然而，蒋介石迟迟未归，倒使孙中山有些急了；因未知其何故滞留，遂叫廖仲恺致函催促。
十一月十六日，在廖仲恺的一再催促下，蒋介石才回到广州。
蒋介石回到广州后，即向孙中山详细汇报了此次莫斯科之行的情况，并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的感受和对苏联的看法，其中难免牢骚与怨言。
孙中山闻知苏＊共＊中央领导层没有同意他欲“在外＊蒙古的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以便于快捷进袭北京”的方案，心中也觉不爽；然而，当他考虑到苏联毕竟是自己唯一的朋友时，也就只好逆来顺受，放弃了原定计划。且此时，苏联驻广州政府代表鲍罗廷已抵穗，苏联给予的军事援助物资也已在途中了，孙中山的主要诉求已能满足，也就觉得不该计较于此一事。
孙中山思及此，反而劝导蒋介石“须大处着眼，莫计较一二得失”。
其实，因此前已有苏联军事顾问格尔曼、波利亚克等人抵达广州，孙中山也已有了在广州筹办一所军校的打算，以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培训亟需的军事人才。
孙中山打算将军校拟名为陆军讲武堂，并已于十月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党务会上通过了他的这一提案。所以，孙中山对于苏联不支持其在外蒙古的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也就并不太在意了，遂对蒋介石有此语。
蒋介石听孙中山的话后，也就觉得不宜再言了；但是，蒋介石此次莫斯科之行后，对于苏联已有的成见却一时难以消除。
此后，孙中山加紧了筹建军校的工作；是年底，孙中山又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临时中执委会议，将拟建的陆军讲武堂又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孙中山决定亲自出任校长，具体的筹建工作则交由廖仲恺与鲍罗廷负责。后来，孙中山考虑到蒋介石曾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可谓是科班出身；且有他人难及的谋略，可知是自己身边难得的文武兼备之帅才；因此，蒋介石回粤后，孙中山即打算将筹建军校之事交付于他了。
与此同时，孙中山又欲双管齐下地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以重塑党魂、整肃党纪、振奋党心。
十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又一次主持召开国民党临时中执委会议；会后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以显示其改组国民党的决心与信心。
接着，孙中山决定于翌年初召开一次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付诸实施。
为此，孙中山又将鲍罗廷改聘为了自己的首席顾问，以指导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及帮助筹备召开代表大会；同时，还成立了由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等五人组成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具体负责改组国民党及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与实施。
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决定要依照苏联经验改造国民党了；因此，连国民党的《政纲》及《党章》等重要文件也委托鲍罗廷代为起草与制定。
然而，国民党中毕竟亦有人对国＊共合作持有异议；但因国共合作是孙中山支持与倡导的，往日由于找不到适当理由即使有异议却不敢明言反对；此时，闻知孙中山连《政纲》之类的文件都让鲍罗廷起草了，心中更觉得不是滋味；但是，倒也觉得有了反对的藉口，也就忍不住发声了。
于是，国民党临时中执委员邓泽如等人《上书》孙中山，指称：“鲍罗廷与陈独秀往来甚密，故俄人订定之政纲，实为共产党所议定；此乃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也。”
孙中山明白邓泽如等人的用意所在，但他欲依靠苏联、改组国民党、国＊共合作的决心已定且不容更易；因此，孙中山直截了当地答道：“此次俄人与吾联络，非陈独秀之意，尔等不可妄议。”
邓泽如等人见孙中山的主意已定，自己的谏言已是无用，这才皆知趣地缄口不语了。就这样，孙中山力排非议后，这才确保了攸关国民党命运的改组工作顺利进行。
经过紧张的筹备后，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国民党一大，终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在广州文明路二百十五号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内召开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名国民党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苏联顾问鲍罗廷及已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了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谭平山等二十四名共产党人也出席了大会。
正当国民党一大召开之时，忽然传来了列＊宁逝世的噩耗，与会者无不愕然。孙中山闻讯后也悲痛万分，遂决定休会三天，广州政府各机关下半旗以致哀。
三天后，国民党一大复会；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多次作了重要讲话。
孙中山在《讲话》中回顾了国民党的革命历程及存在问题，阐述了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同时，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以此为基础，重新释述了三民主义，使之成为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对内倡导民族平等，对外谋求民族解放，即包含了要反对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则是在原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基础上，强调了民权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行直接民权，国民具有选举权的同时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以避免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及私有资本操纵国民生计。
如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基本上吻合了，国共合作也就有了政治基础。
随后，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且将新三民主义写入其中，以作为今后指导工作的方针。
同时，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出版及宣传问题案》等议案，并对国民党的中央机构进行了改组。
改组后的国民党，决定在保留总理的前提下实行委员会制，即设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
被保留的总理之职，当然毫无悬念地仍由孙中山胜任，舍其无人可就。
虽然，仅有五人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全由国民党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等人占据了。但是，由四十一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却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等十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委员或候补委员，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这对于当时党员总数仅有数百人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所占比例已是不小了。
且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军事部、青年部等八个机构中，中国共产党则又有谭平山出任组织部长、林伯渠出任农民部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能在国民党的中央机构中占据四分之一的席位，也该算心满意足了。
所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国、共两党的合作显得十分融洽。
因共产党员多是些知识阶层中的精英及有理想与抱负、充满朝气的年青人，非国民党中那些旧军阀、旧官僚阶层中的人可比拟；所以，共产党溶入国民党内后，立即显示并发挥了其他政党或个人难以替代的作用，使国民党的面貌为之一新。
因此，对于国民党而言，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国民党改组，是其党史发展旅程上的一次里程碑；蜕变后的国民党获得了新生，有其深刻而又重大的历史意义。
而共产党在帮助改造国民党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完善自我并继续发展壮大自身的力量；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又给共产党放开手脚活动提供了便利。所以，此后的数年内，可谓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
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孙中山又于四月十二日发表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简称《建国大纲》。
孙中山在《建国大纲》进一步明确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并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建国理论；从此，孙中山的建国理念、特别是三民主义即成了国民党的指导思想，谁也不敢明言将其抛弃。
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又将创办军校的议案提交代表大会审议。
大会通过了孙中山的提案，但将国民军军官学校更名为了陆军军官学校；并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王柏龄、李济琛、沈应时、林振雄、邓演达、俞飞鹏、宋荣昌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恰此时，又有苏联军事顾问杰列沙托夫、契列潘诺夫等人抵达广州；孙中山更是心悦，遂请俩人参与军校的筹建。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一直郁郁寡欢；因为，在如此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却因其资历浅薄未能入选中央执行委员会而被冷落于国民党领导机构之外。
会后，虽然让他担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并委以负责军校的筹建工作；但蒋介石觉得，无论军事委员会还是军校，都不过是国民党中央本部的一个下属机构，无非是受人使唤的工具罢了；这对于胸有抱负希图在政坛上显山露水，且已自认为颇受孙中山器重了的蒋介石来说，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了，他岂愿甘受屈就？
同时，蒋介石觉得此次代表大会及对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太信任苏联顾问鲍罗廷了；甚至连国民党中央机构的人选也听从了鲍罗廷的安排，以至于让共产党人占去了太多的位子；可见，孙中山对于他考察苏联后所作的《报告》已被抛到了脑后不再当会事，这令蒋介石又有一种失落感。
何况，蒋介石因莫斯科之行后对苏联成见尚存，而今要他去与苏联顾问共事，心中也甚感不爽，也就懒得接这份差事。不过，因为筹建军校之事是由孙中山提议而经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同一般，蒋介石这才勉强而就了。
但谁知，蒋介石带着满腹牢骚与委屈就任后不久，即因经费问题而使筹建工作难以进行了。
原来，此时广州政府的财政状况确是艰难困顿；时任财政委员会委员兼内政部次长的杨西岩，没将筹建军校当会事；觉得还有别的比这更急需用钱的地方，权衡轻重缓急后也就拖延了军校开办费的拨付，致使军校的筹建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蒋介石却以为是杨西岩小觑他而故意使绊，本来就怏怏的蒋介石也就更是心中不爽了；不过，蒋介石转而一想，倒是觉得这正可作为一个推诿的藉口；于是，趁机一纸《辞呈》去职离粤，又回浙江宁波溪口老家去了。
蒋介石的突然请辞，虽令孙中山甚感诧异；但却以为，蒋介石定是由于对苏联的成见还未消，不愿与苏联军事顾问共事才辞职的；因此，觉得情有可原，也就没甚介意不究其责。
其实，孙中山自己在与苏联的关系上也是留有余地的。他虽然决意联俄了，但仍不赞成苏联的共产；而对于苏联政府不同意他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心中也甚是不乐。但是，在英、法、美等西方列强都没有看好他、不愿与他打交道的情况下，苏联却是唯一承认他的政府、愿意与他打交道、并出人出资给予援助的国家；如此的友善之举，孙中山当然高兴接受，曾有的一些疙瘩也就冰释了；这可是孙中山深思熟虑之后的政治抉择，事关其党与政府的前途，已是不可更易含混不得。
所以，在孙中山看来；蒋介石此时所为，无非是因为年轻人的一时意气用事，缺少政治上的历练之故；当他知晓何为政治并懂得其中的厉害轻重时，就会明白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之必要了。
不过，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显得幼稚，但军事上却是块有用之材；而眼下，筹办军校是当务之急容不得拖沓迟延，正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虽然，尚有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堪称是谋略勇武兼具的帅才；然而，许崇智这些年来生活上甚不检点，甚至于其手下将士也奢糜成风；致使党内同仁对其颇有微辞，孙中山怎能放心将军校交付予他？当然，孙中山手下还另有如朱培德、李烈钧等一批久经疆场的战将；但他总觉得，这些战将在战场上率军御敌冲锋陷阵攻城掠地果然了得，但却都不是办军校的料。因为，筹办军校与临阵杀敌毕竟不是同一码事；既要有武略又要有文韬，相较之下还是蒋介石胜人一筹较为合适。故而，尽管蒋介石耍脾气了，孙中山还是打算用他。
于是，孙中山一面命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之职，一面派遣邓演达赶赴溪口敦促蒋介石回粤复职；而在蒋介石的《辞呈》上却批道：“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明言拒绝了蒋介石的请辞，且也透出了孙中山对于蒋介石寄予的某种厚望。
其实，回到溪口老家后的蒋介石很快冷静下来，开始觉到自己干了一件蠢事。
因为，蒋介石心中十分明白，筹办军校之事在孙中山心目中是何等重要；自己如此撂挑子甚至于不辞而别，岂不是有点太不负责任而让孙中山寒心了？再说，自己虽然在代表大会上没能捞到什么冠冕堂皇的名分；但孙中山能将如此重任交付于他，足见其对自己仍甚器重。
因为，在而今军阀混战、时局如此动荡不安的年代，政治毕竟是要依重于军事实力方能存在的。而所筹建的军校是要为国民党的军队输送大批军官，可想而知随着军校中输出的学员成为各军队中的中坚力量以后，必将能影响并左右国民党的政治乃至是整个中国的政局。所以，自己若是能把军校筹建好，岂不等同于为国民党立了首功；而若能将军校抓在自己手中，其作用则更不可估量了；至少，往后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地位与话语权必定能增强。
蒋介石想到这儿，不再将军校视作无足轻重、受人使唤的工具了；而已是觉到了这是一块可让自己显示才能的场所，甚至于是一个或能助自己一步登天的架梯。至此，蒋介石开始有点自责自己不该那么目光短浅、轻易地一纸《辞呈》把已经到手了的大好机会舍弃了；甚至于有点担心若是孙中山在自己的《辞呈》上大笔一挥批了“准”字，如此的天赐良机一旦擦肩而过后就与自己再无缘了，岂不要悔恨一生？
因此，蒋介石真想马上返回广州，以免这个他人梦寐以求都难得到的差事真的被误弃了。但忽而又觉得，自己既已辞了，如何改得了口而让人嗤笑？又如何能使孙中山不怪罪自己呢？蒋介石因此似有无颜见孙中山之感，也就犹豫不决而仍迟迟难作回粤的决断。
正在蒋介石感到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之时，邓演达适时赶到给蒋介石铺台阶来了。邓演达抵达溪口后，即向蒋介石晓以大义地开导一番，力劝其早日返粤以免孙总理久盼。
蒋介石见孙中山并没因此怪罪他，心中的忧虑倒是去了一半；邓演达的到来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蒋介石可以没失体面顺水推舟地返粤了。不过，在返粤前，蒋介石先是给孙中山写了一函，将自己请辞离粤的原因全推在了杨西岩身上。这下却是损了杨西岩，孙中山知晓原委后，即把杨西岩免职。
接着，廖仲恺、胡汉民亦函电蒋介石，劝其回粤复职。蒋介石闻知杨西岩去职后，也觉得该下台阶了。但谁知，此时的蒋介石见筹办军校之事已是非他莫属没了顾虑，反而又不想急于回粤了；觉得这剧戏既然已经演到了此，不若再续上一曲后再收场不迟。
于是，蒋介石又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再次表述了自己的委曲及对孙中山的忠诚；然后，笔锋一转指责道：“财政支绌，皆因粤局当政者理事无方所致；若放任不纠，必仍有碍建军？羁绊北伐。故应由干练者，主政粤局；方能固根本，而保大业无虞。”矛头直指现任广东省长杨庶堪。
蒋介石的这封信，看似毫无必要；再说，杨庶堪与他并无过节，蒋介石没有必要对他发难。但蒋介石自有他的盘算，其真实意图并不是要对杨庶堪发难，而是想藉此探试一下自己能对孙中山产生多大的影响？
且果然，孙中山从了蒋介石之言，让杨庶堪专事去当他的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其广东省长由廖仲恺兼任了。孙中山如此言听计从，这令蒋介石不由得心中暗喜；此时，戴季陶也来函敬告“当适可而止”，蒋介石这才见好收场了。于是，四月十四日，蒋介石终于返回广州，孙中山让其复任原职，一场由蒋介石自导自演的所谓辞职风波才得以平息。
蒋介石复职后即兢兢业业地工作，军校的筹建终于又有条不紊地紧张进行中了。二个月后，陆军军官学校终于落成；因校址位于广州黄埔区的长洲岛上，故而又称其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官学校或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建成后，原来打算亲自出任校长的孙中山改了主意；决定自己只兼任总理，而将校长之职位交与蒋介石，廖仲恺则为党代表。
黄埔军校校长之职是实权，孙中山将此给予，也算是对蒋介石的一种补偿与褒奖了。
蒋介石终于得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权职，心中也暗喜；因为，他深知这个位子非同一般，是他日后可赖以与人讨价还价或另谋发展的资本。从此，蒋介石将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掌中绝不易手于人；时间长达二十四年之久，几可谓终其一生。
黄埔军校的校本部设有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等六个部门及一个教导团。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王柏龄、叶剑英、李济深、邓演达、钱大钧、邵力子等人先后在各部任职。
此时，率领了一个由包括陆军、空军、海军、炮兵、工程、装备、侦察等各军种专家组成的苏联军事顾问团也抵达了广州；巴甫洛夫为军事总顾问，成员则有乌格尔、萨赫诺夫斯卡娅、斯密尔诺夫、别斯恰斯诺夫、雅科夫列夫、帕洛等二十余人；于是，黄埔军校即以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军事专家为主开课执教，按苏联红军的军事模式教授学员，为国民党培训所需的军官。
接着，苏联援助的首批二百万元卢布的资金及枪炮等军事物资也相继到达，黄埔军官学校的正式开办也就水到渠成了。
一九二四年六月初，由从一千二百名考生中正式录取了三百五十人，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于是，六月十六日，黄埔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以黄埔军校总理身份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并致词，勉励学员“学先烈之行为，负救国之责任”；同时，对师生作了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后来，孙中山的这个《训词》又成了黄埔军校校歌及国民党党歌。接着，孙中山又手书“亲爱精诚”四字，作为黄埔军校的校训。就这样，黄埔军校正式开张了。
然而，就在黄埔军校开学后不到一个月，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因国民党内部矛盾而辞职了；于是，由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接任。邵元冲曾是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并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成员与蒋介石一起考察过苏联；然而，因邵元冲是旧派文人，只知孔孟之道却不懂得如何做政治工作而难以胜任；因此，不到二个月，即在全校师生的强烈要求下被撤换了。
党代表廖仲恺与校长蒋介石商议后，决定请中＊共＊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政治部主任。于是，刚从法国归来、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赴黄埔军校接任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后，凭着他超凡的工作能力很快建立并健全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顿时将原来从旧军队中带入的鄙俗陋习陈腐污垢涤除，使黄埔军校内的政治风貌大为改观。
且周恩来博学多才、谦虚恭谨、待人挚诚、平易近人又善于交际，其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颇受师生的尊崇与爱戴，令蒋介石也为之叹服而刮目相看。
周恩来主管政治部工作后，重新制订教育计划，加授了《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等政治课程，并请来熊雄、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张秋人等中＊共＊党员担任教官；一时间，军纪严谨的黄埔军校内顿时涌起了一股热衷政治、关注社会、求索真理的学风思潮，呈现了一种明辨是非、畅所欲言、自由活跃的政治氛围。
此时，黄埔军校内已另有特别官佐徐成章与第一期学员中的陈赓、蒋先云、李汉藩、杨其纲、李之龙等一批共产党员；周恩来即以此为基础，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
中＊共＊特别支部成立后，第一期学员中的左权、周逸群、刘志丹、周士第、王尔琢等人又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随着一期又一期的新生入校，中＊共＊党员也增至学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且由于中＊共＊党员的学员无论从政治素养、军事技能、组织纪律诸方面均优于别的学员，遂成了黄埔军校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在后来的北伐战争及其他战役中都成为了中坚力量发挥积极作用，有的还建下了标榜史册的奇勋。
就在黄埔军官学校开办的同时，中＊共＊党员、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彭湃等人倡议，在广州越秀南路的惠州会馆内创办了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来，迁址于中山四路番禺学宫，由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萧楚女任教务长，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彭湃、邓中夏等人常来讲习所授课。
此后，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等人又在武昌黉巷十三号内再创办了个武汉农民运动进习所，韦拔群则在广西东兰县武篆镇的拉甲山上也创办了个广西农民运动进习所。
讲习所讲授有关农民运动的课程，培养了一批从事农民运动的骨干，为开展农民运动作先导。同时，讲习所还组建农民自卫军，为唤起亿万农民投身于中国大革命的洪流做准备。此皆后话，略提不多笔，容后慢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