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北京政变，曹锟下台；逊帝溥仪被迫出宫……
却说，冯玉祥起兵之时，直、奉两军已在山海关与热河相继接战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奉军定的主攻方向是山海关；但由于直军在热河的防守相对薄弱，辅攻热河的镇威军第二军副军长张宗昌却率先向朝阳发起了进攻。
驻守朝阳的是热河都统米振标所率的毅军，即所谓的外八营。
因为，毅军是清末编制的军队，一直来由满清旧臣姜桂题统领；虽然改朝换代江山几易了，但毅军却不知怎的一成不变；姜桂题死后由米振标接任，仍是老面孔一张连番号也没更改一字；如此一支满清旧部，可想而知能有多少战力？所以，当张宗昌率部攻打时，米振标的毅军一战即溃，张宗昌轻取朝阳立了首功。
而此时，讨逆军第二路总司令王怀庆却因怯战也进军迟缓，虽已起兵多日却尚未出喜峰口长城。
于是，张宗昌乘胜追击又攻取了凌源、平泉等地。接着，张宗昌改道去攻打冷口关了。
冷口关是位于迁安县建昌营古镇长城的一座关隘，经此同样能通达北京；且由此入关后进而还能切断京奉铁路，以对驻守山海关的直军构成威胁。
但谁知，张宗昌率部行至距离冷口关二百余里的玉麟山时，却遇到了直军第九师师长董政国的阻截。
于是，直、奉两军在玉麟山一带激战七昼夜难分胜负，这可是张宗昌进军以来所遭遇到的最激烈一仗。
但不久，张宗昌意外地获得了一份直军在玉麟山一带的《军事部署图》，顿时如获至宝欣喜万分；于是，张宗昌派遣一支精兵渡过防守较弱的青龙河，欲从董政国的背后实施包抄。
这一下，董政国慌了手脚；唯恐后路被截，赶紧后撤退守冷口关。
而此时，冯玉祥与王怀庆却仍进军迟缓；吴佩孚甚是担心俩人若再如此拖沓，必将贻误战机而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吴佩孚急命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赶赴承德督军，以督促冯玉祥与王怀庆从速进军立即参战。
但因，王承斌不久前刚被吴佩孚褫夺了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之职，心中的怨气还未消；所以，吴佩孚派他去督战，非但无益却是适得其反。
王承斌为出怨气，竟然与冯玉祥串通一气算计吴佩孚了，而吴佩孚却是毫不察觉。
其实，吴佩孚的主意力全集中在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是主战场，其得失攸关全局的成败，吴佩孚岂敢掉以轻心？
不过，山海关有已升任直军第十五师师长彭寿莘驻守，并又增派了杨清臣的直军第二十四师、葛树屏的直军第十二混成旅协防；可谓已是投入了重兵，与来犯的奉军应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
且山海关易守难攻，直军置重兵于此后，奉军是断难破关的；所以，吴佩孚虽甚关注，却并无太多忧虑。
果然，当奉军的姜登选与张学良合力来攻关时，直军据关坚守有恃无恐。于是，两军在山海关激战多日，双方皆死伤惨重；但是，不管奉军如何猛攻，却终是难以克关。
张学良见山海关急切难破，如此强攻死伤惨重代价太大，遂打算改变策略另谋进途。
忽然，探得直军在西北方向距山海关仅有三十里路的长城九门口关隘只布防了一个旅的兵力，易于攻取。
于是，张学良与姜登选商议，决定由张学良率部去攻打九门口；待攻取九门口后再夹击山海关，届时山海关必破无疑。
主意定后，张学良即率本部兵马去攻打九门口了。
驻守九门口的直军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见奉军来攻，即率部浴血奋战据关坚守；然而，激战数天后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守石门寨，九门口即被奉军攻取。
彭寿莘闻报九门口丢失悖然大怒，严令冯玉荣必须夺回；冯玉荣自知实难收复，料想失关之罪难逃其咎遂吞食鸦片自尽了。
九门口失守却是吴佩孚始料不及的，闻报后不由得惊愕万分。
虽然，九门口一带山势巍峨沟谷深邃山道险峻极难进取；但是，九门口的失守，毕竟是在长城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而且，九门口距山海关近在咫尺；此地失守，山海关的侧翼就会受到威胁，情势万分危急了。
于是，吴佩孚赶紧再向山海关增兵，并将总司令部移至秦皇岛，自己亲临山海关前线督战指挥，以振士气而免再失。
吴佩孚抵达山海关后，立即在石门寨等地重新布防；并将自己带来作为预备队的直军第三师与直军第二十六混成旅都压了上去；这才将已从九门口突入的奉军阻截，从而稳定了军心。
但是，九门口的丢失，直军的长城防线毕竟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山海关守军须承受奉军两面夹击的压力了。
为了减轻山海关守军的正面压力，吴佩孚下令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率舰队攻击葫芦岛，欲以直军的海军优势对奉军后方施压。
但是，奉军已有防备；张作相的镇威军第四军与吴俊升的镇威军第五军已在锦州、兴城、绥中一带布防严阵以待；所以，直军对葫芦岛的进攻未能奏效。
吴佩孚眼见温树德攻击葫芦岛无果，遂又从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处抽调了两个旅的后备军，由温树德用军舰运至营口抢滩登陆，以对奉军的后方辽阳、奉天等地发起进攻；从而，逼迫奉军从前线撤军回救，以减轻直军在山海关受到的正面压力。
然而，因奉军的空军力量较强，弥补了其海军力量不足的弱点；因而，直军欲在营口的抢滩登陆，很快就被奉军较强的空中火力阻截在了滩头阵地，且伤亡惨重而被迫放弃。
直军在营口的抢滩登陆不成，吴佩孚的围魏救赵之计也就落空了，直军在山海关的军情依然吃紧。
此时，留在北京的讨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方严眼见山海关前线军情吃紧，则自作主张地给尚迟缓在古北口的冯玉祥发了份电报，催促他从速进兵的同时且又言“此间形势危急，无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
张方严的本意是想催促冯玉祥“利用至今尚无损耗过的实力，赶快开辟第二战场并务必取胜，以化解奉军对山海关的压力，使直军扭转颓势”。
然而，张方严哪能知道自己是在痴人说梦；冯玉祥巴不得给吴佩孚当胸一击，岂愿为他解围？
其实，冯玉祥自从起兵以来，一直在关注山海关方面的军情，以选择最佳的时机举事。张方严的来电恰是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冯玉祥从中获知，直军在山海关的军情万分危急，吴佩孚已无回天之力了。
因此，冯玉祥觉得这正是大好时机；于是，通知胡景翼，决定立即举事。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八日，冯玉祥命令其部将陆军第十一师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星夜回师北京，正式举事了。
鹿钟麟领命后，即率本部人马轻装潜行，以日行二百里的速度奔袭北京。
胡景翼闻知冯玉祥举事后，也立即下令南撤去接应冯玉祥；同时，派遣其部将陆军暂编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岳维峻阻截王怀庆部，以防王怀庆回救北京。
而作为内应的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早已做好了接应的准备；所以，当鹿钟麟兵临北京城下时，孙岳即下令大开城门放其入城。
鹿钟麟率部进城后即与孙岳部汇合一起，立即将北京城内各要害部门及交通要道全都控制起来；同时，鹿钟麟又率部包围了总统府。
总统府卫队猝不及防，还未回过神来就全被缴械束手就擒了。因此，鹿钟麟没费一枪一弹就拿下了总统府。
大总统曹锟来不及搞清是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地成了阶下囚；然后，被软禁在中南海的延庆楼内了。
就这样，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因筹划缜密择机得时行动迅捷而一举成功。这场“北京政变”干得神不知鬼不觉的且毫不扰民，简直是一宗奇迹令人叫绝。
次日清晨，北京市民不知不觉中发现街上贴满了《安民告示》，方才明白昨夜北京城内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北京政府一夜之间已易主了。
众人见贿选总统曹锟被推翻并软禁了，皆额手称庆奔走相告；冯玉祥因此而名声大振，且标榜青史了。
第二天，冯玉祥的大队兵马也回师北京，与胡景翼、孙岳会师。
然后，仨人在北苑会议，决定将三人所部联合组建成“国民军”；冯玉祥所部为国民一军，胡景翼所部为国民二军，孙岳所部为国民三军；由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仨人分别自兼各军军长。
国民一军编列四个师，第一师师长鹿钟麟、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第三师师长郑金声、第四师师长宋哲元。国民二军也编列三个师，胡景翼自兼第一师师长、岳维峻任第二师师长、田玉洁任第三师师长。国民三军则编列四个师，第一师师长孙岳自兼、第二师师长叶荃、第三师师长陈文钊、第四师师长王为蔚，另有三个混成旅、一个补充旅及一个混成支队。
接着，冯玉祥派内阁总理颜惠庆与内务部次长薛笃弼去见曹锟，要曹锟下《停战令》并将吴佩孚免职。
曹锟被软禁后余悸未尽，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竟然会在一夜之间从大总统的宝座上掉下成为阶下囚；打击来得如此快捷而迅猛，简直令人头晕目眩了。
曹锟感到诧愕、惊恐而木然，但又不得不正视与面对。
所以，颜惠庆与薛笃弼来见他时，本来还想摆弄一下大总统架子的曹锟不得不放聪明了，知趣地对颜惠庆说：“而今是责任内阁，有权处理国事，尔等看着办吧。”
其实，即使曹锟没认可，冯玉祥也要如此办了。
于是，冯玉祥即以大总统曹锟的名义，下达了《停战令》并罢免了吴佩孚的一切职务。
接着，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联名《通电》，邀请远在广州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正在前线指挥御敌的吴佩孚大惊失色了。
吴佩孚唯恐因此而军心被撼，赶紧《通电》斥责以曹锟名义下达的《停战令》等是伪诏。同时，宣称自己已奉大总统密使传谕，可便宜行事平叛戡乱。
于是，吴佩孚立即召集军事会议重新部署。
会上，吴佩孚决定自己亲往天津，主持讨伐冯玉祥；山海关的战事则交由张福来与彭寿莘俩人负责，并任命张福来为代理总司令，彭寿莘为副总司令。
会后，吴佩孚即率部回天津了。
吴佩孚到达天津后，即针锋相对地也以曹锟的名义号召讨伐冯玉祥；并分别致电湖北督办的萧耀南、江苏督办齐燮元、浙江督办孙传芳及驻防河南的直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等人，要他们从速派兵北上“勤王”。
但因，原属皖系的山东督办郑士琦，眼见得“北京政变”后，曹锟被软禁直系大势已去；于是，复又倒戈脱离直系了；因此，没让齐燮元与孙传芳过境。
而因“江浙战争”才结束不久，齐燮元与孙传芳虽然赢得了战争，但耗损也甚重元气尚未恢复；因此，只想休养生息不愿再投入战争，也就以此为借口而没有出兵。
而山西督办阎锡山更是见风使舵的高手，他见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已得手，知道直系此次是输定了；于是，趁火打劫地立即派兵进驻石家庄；因此，河南的靳云鹗也被晋军挡了道。
而由吴佩孚一手扶植起来的萧耀南也想置身事外，他见河南的靳云鹗被挡了道，即以“北路受阻”为由也没有派兵。
如此一来，吴佩孚顿时感到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了；但他不甘认输，也就亲自率部沿津京铁路而上进袭北京。
但是，直军行至杨村一带，却被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及已改编入国民一军了的察哈尔都统张之江击溃，直军第九路援军司令潘鸿钧被俘。
至此，吴佩孚方知危局已难扭转彻底绝望了，只得怏怏地退回天津。
且说，吴佩孚离开山海关后，张福来虽挂了个代理总司令之名，却难以统领并节制全军；因此，驻守山海关的直军顿时有群龙无首之感，各自为战军心涣散难以抵敌了。
不久，对峙在冷口关的奉军张宗昌击败了直军的董政国，奉军终于破关而入了。
张宗昌入关后，即又率部攻占了滦州，并把滦州境内的京奉铁路毁损。
如此，京奉铁路被拦腰截断，驻守山海关的直军也就没了退路；直军处于奉军包围之中，如同瓮中之鳖必败无疑了。
张福来一看情况不妙，赶紧率本部兵马在秦皇岛登舰逃往天津，退守芦台与军粮城了。
张福来走后，直军更是军心大乱，将士无心再战各觅逃路。
彭寿莘见败局已定，未待奉军来攻，也赶紧乔扮成老翁后单身逃离战场；从此，退出军界解甲归田；先在天津隐居，后回山东平度终老乡里。
至此，山海关的直军已乱成一团；时任直军第一路军参谋长李藻麟见已无退路，只得率部向奉军缴械投降了。
于是，山海关陷落，驻于山海关的直军数万人全被奉军的姜登选、张学良、张宗昌等部所收编。
奉军攻取山海关后，则又分头进击，张宗昌即掉头攻击尚徘徊在喜峰口的讨逆军第二路司令王怀庆部。
此时，镇威军第二军李景林也赶至；于是，张宗昌与李景林对王怀庆进行夹攻。
王怀庆本来就畏战怯阵，此时见直军一败涂地不可收拾；自己已被奉军李景林、张宗昌前后围堵进退不得，自知必败无疑；于是，也向奉军缴械投降以求自保。
李景林、张宗昌将王怀庆所部收编后，俩人就放了王怀庆，让他回天津赋闲去了。
而姜登选与张学良则乘胜向天津进军了，在天津的芦台与军粮城又与张福来部激战；张福来奋力抵抗，但终因孤军无援渐显不支。
已折返天津了的吴佩孚见情势如此危急，打算走海路脱身。
但谁知，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见奉军来攻芦台；因芦台与塘沽近在咫尺，温树德担心泊于塘沽的舰队受损，则抛下吴佩孚不管顾自带着舰队撤离塘沽去往青岛了。
温树德的渤海舰队一走，对于直军更是雪上加霜了；非但撼动军心加速了直军的溃败，更是使本可以从海上撤退的路都绝了。
吴佩孚的幕僚不由得焦虑万分不知如何是好了，遂劝说吴佩孚逃入天津租界以保命。
然而，此时的吴佩孚倒是显得铮铮铁骨，傲然言道：“堂堂中国人，托庇于外族；如此苟生，有损国体；吾宁为玉碎，不图瓦全，虽死不入租界。”
众幕僚见其意已决，皆面面相觑未有良策；正在此危急之时，忽有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建言道：“尚有一艘华甲号运输舰未出港，大帅可登舰南下。”如此，吴佩孚绝处逢生觅得一线生机。
于是，十一月二日，吴佩孚与张福来带着一班幕僚及残部，匆匆地登上华甲号舰，从塘沽出海南逃了。
吴佩孚离去后，天津随即陷落；至此，第二次“直奉战争”终于以直军的彻底溃败而告终。
奉军击溃直军，吴佩孚落荒而逃，张作霖终于雪耻泄愤了。同时，奉军各部因都多少不等地收编了溃散的直军，故皆有斩获。
而其中，要数张宗昌收获最大；因其冲锋在前，直军溃散后多数被他俘获或收编；至战争结束时，张宗昌所部已骤增至了十万，令奉军其他将领更是眼红与嫉妒了。
然而，张作霖见张宗昌战功卓著倒是给予了青睐；将他擢升为奉军第一军军长，其手下将官也皆晋升一级。从此，张宗昌被张作霖所依重，终于在奉军中站稳脚跟不必顾虑了。
而第一军与第三军联手突破山海关攻下秦皇岛后，张学收编了直军降军有五万余，收获也不小；于是，张学良将所部扩编成了六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及两个炮兵旅；同时，张作霖特意在滦州设置了京榆驻军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为司令，郭松龄为副司令。
就在吴佩孚南逃之日，冯玉祥见胜局已定，即又派遣王承斌去劝说曹锟辞职。
曹锟见当年逼迫黎元洪交出印绶、帮他登上大总统之位的王承斌，此时却来对他劝退了，方知自己已是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而难有逆转之望了；于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曹锟在绝望中宣布辞职。
就这样，曹锟绞尽脑汁、顶着贿选总统的骂名，好不容易登上大总统宝座；才一年时间，屁股还没坐热就这么完蛋了。
而因为，内阁总理颜惠庆两天前也辞职了，其内阁总理之职已由教育总长黄郛代理；所以，曹锟辞职后，即由代理内阁总理黄郛摄行总统职权。
冯玉祥把曹锟赶下台后，又与胡景翼等人商议，决定将还居于紫禁城内的末代皇帝驱逐出宫。
其实，冯玉祥有此念头由来已久；因为，冯玉祥出身贫寒，虽然现在已居高位，但他并没忘记百姓疾苦，看不惯当政为官者作威作福；而辛亥革命成功已多年了，被推翻了的满清皇朝遗老遗少竟然仍能居住在紫禁城内享受皇室的优待，继续在用百姓的血汗钱挥霍享乐，心里很不是滋味。
后来，发生了“张勋复辟”，冯玉祥觉得皆因末代皇帝还在宫中称尊之故；因此，“张勋复辟”平定后，冯玉祥就主张将清逊帝驱逐出宫。但因，当时执政的段祺瑞不准；冯玉祥位卑言轻，此议也就无人理会与响应。
而今，北京城已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冯玉祥遂又将此议提及；胡景翼也表赞同，冯玉祥立即付诸实施。
于是，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其中有废除“皇帝尊号、移出宫禁”等语。
十一月五日，国民一军第一师师长鹿钟麟又带兵进入紫禁城，与摄政内阁总理黄郛派遣的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张壁，一起面见逊帝溥仪并限令其即日出宫。
溥仪无奈，即于当日下午，带着妻、妾及少数太监、宫女，移居到其生身父亲载沣位于什刹海的醇亲王府；从此，没了皇帝尊号，不再享受皇室优待了。
冯玉祥驱逐清逊帝出宫之举，立即受到了孙中山《通电》赞赏。
然而，各国驻华公使却均表示抗议，认为这是违背已有的承诺，无视国际规则。
而段祺瑞、张作霖则也认为此举毫无必要，有自毁诺言、毫无诚信、践踏法律之嫌。
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则更是直言：“优待清室，既成条约，岂可轻言废止；堂堂民国，行欺弱之举，实乃极不名誉之事。”
但是，国人却多认为，冯玉祥敢为他人而不敢为之举应予肯定；至少，铲除了封建帝制在北京的根基，使那些还在做复辟帝制梦的人绝了希望。
冯玉祥此举虽褒贬不一，但不愧为是中国历史上引人瞩目且值得记述的一件大事，冯玉祥的人生也因此多了一道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