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国民政府与“新桂系”联合，两广统一；“中山舰”事件，李之龙蒙冤被捕……
却说，“国民党二大”后，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主张再举“北伐”，此议得到了鲍罗庭及党内同仁的“赞同”。
此前，蒋介石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已将其直辖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原来的三个师扩充为了五个师；原第一军独立旅改编为第一军第第十四师，由原独立旅族长冯轶裴任第十四师师长；增编了第一军第二十师，将原第一军第一师参谋长钱大钧改任第二十师师长。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进入国民党高层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则由何应钦接任了。
同时，又增编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由程潜任第六军军长；下设三个师，因涉嫌廖仲恺案而被免职的吴铁城复被起用、任命为第十七师师长，时任惠州警备区司令胡谦调任为第十八师师长，由原湘军第五师师长杨源浚担任第十九师师长。
至此，“国民革命军”则有六个军的编制了。
国民政府统一广东之时，广西也已被“新桂系”统一了；为利于“北伐”，国民政府将“两广统一”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且显得越来越迫切了。
其实，还在“新桂系”统一广西后不久；刚改组成立的“国民政府”就已派遣“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琛与广东省财政厅长冯祝万、西江善后督办署参谋处长李民欣、“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一师副师长邓世增等人前往南宁，与“新桂系”三杰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人就“两广统一”问题进行谈判。
因为，白崇禧与黄绍竑本来就是奉孙中山之命在广西举事的，也就重申了“拥护革命政府初衷不变”。
而李宗仁考虑得更为实际，因广西是位于西南边陲土地贫瘠的穷省，财政状况一直来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有时甚至于连官兵的薪饷都难以发放。所以，陆荣廷主政广西时，竭力想将富庶的广东吞并；杨希闵与刘震寰入粤后，就赖在广东不愿回广西了。
现在，“新桂系”将广西统一了，李宗仁、黄绍竑等人同样遇到了这一难题；所以，当国民政府派人前来谋求“两广统一”时，李宗仁觉得这倒或许是条出路。
因为，“两广统一”后，有了富庶的广东为依托，广西财政支绌的难题或能得到缓解；有此贪图，李宗仁也就随附于黄绍竑、白崇禧也表示了“赞同”。
只因，李济琛到广西后不久，突然发生了“廖仲恺遇刺案”；李济琛等人也就匆匆地返回广东，致使会谈中断而未能达成具体协议。
不过，“粤、桂”双方已原则上求得了一致；李济琛等人的广西之行，为“两广统一”奠定了基础；故而，后来国民政府“南征”邓本殷时，“新桂系”也派兵参战了，为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助了一臂之力。
“国民党二大”召开时，为了尽快促成“两广统一”，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地邀请了“新桂系”驻粤代表陈雄、粟威等俩人出席会议。
而因李宗仁、黄绍竑均已加入了国民党，俩人虽未到会，却都被推选为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接着，又由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推荐，补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如此，李宗仁、黄绍竑都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领导层，“粤、桂”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从而，也为“两广”的最终统一铺平了道路。
“国民党二大”刚结束，汪精卫即在谭延闿、甘乃光等人的陪同下，以慰劳“南征”邓本殷的“桂军”将士名义前往广西梧州。
于是，白崇禧专程赶赴广东西江迎接，李宗仁、黄绍竑也从南宁赶至梧州迎候。
一月二十六日，汪精卫一行数十人在白崇禧陪同下抵达梧州南江口，李宗仁、黄绍竑已率僚属及近万民众在江边欢迎。
此后数日，汪精卫一行受到盛情款待；同时，汪精卫慰劳了参与南征邓本殷的桂军将士，并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仨人在梧州会晤。
晤谈间，自然的又言及“两广统一”，双方均无异议。
汪精卫离桂时，李宗仁、黄绍竑即派白崇禧为全权代表随同赴粤，就“两广统一”问题继续与国民政府作进一步的实质性谈判。
汪精卫广西之行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由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李济琛、宋子文、白崇禧等六人组成的“‘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解决有关“两广统一”的各项问题。
至三月上旬，经数轮谈判，原则上已就“两广统一”达成一致，但在诸如“财政统一、军队编制”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由于此类问题事关重大，白崇禧独自难以拍板；故而，国民政府致电李宗仁、黄绍竑，要两人亲赴广州商谈。
于是，三月十三日，黄绍竑偕同俞作柏、黄剑鸣等人前往广州，就存在的分歧与国民政府进一步磋商。
黄绍竑一行抵达广州后，下榻于广西会馆。
接着，就分别会晤了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李济琛等人。又经过几轮磋商，双方都做出了让步妥协后，终于达成协议。
商定“两广统一”后的广西，作为国民政府辖下的一个行政省，按国民政府组织法改组省政府，由黄绍竑出任广西省政府主席。
同时，组建“国民党广西省党部”。
黄绍竑担心广东方面派人安插，坚持省党部须由新桂系自己主持；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意了这一要求，遂以指定李宗仁、黄绍竑为特派员身份主持国民党广西省党部；而在桂军中，因国民党没有基础，也就没有派驻党代表。
而统一广西时，“新桂系”已将所部“桂军”更名为“定桂讨贼联军”；“两广统一”后，此番号即行取消，统一更名为“国民革命军”；不过，世人仍习惯称其为“桂军”。
黄绍竑原要求将“桂军”改编成两个军，由自己与李宗仁各统领一军。
然而，蒋介石担心，如此会使“桂军”的势力膨胀，日后难以约束；故而，坚持只能成一军，定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由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白崇禧任总参谋长。
不过，因“桂军”的实际兵力已可编两个军；因此，只得允许“国民革命第七军”的编制可不限于三个师，军以下的编制由李宗仁、黄绍竑自行决定。
如此，广西的军、政大权仍掌在“新桂系”手中，没受国民政府操控而自主，李宗仁、黄绍竑也就不再计较了。
而就财政统一问题，双方却仍存在较大分歧。
李宗仁、黄绍竑原希望能通过“两广统一”后，从国民政府的中央财政中获取好处，以解决广西财政支绌的难题。
但谁知，因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认为，若是财政统一也就意味着以富统穷，富庶的广东就会吃亏；因此，主张“广西的财政应自收自支，中央不必过问”。但若如此，岂不使李宗仁、黄绍竑的愿望落空了而心中不快，势必有碍“两广统一”。
为此，蒋介石想了个折中方案；因为，国民政府正准备“北伐”，欲让“桂军”随同出师；于是，答应“参与‘北伐’的‘桂军’可由国民党中央财政拨款发饷，余皆不顾”。
对此，“新桂系”觉得尚可；因为，一旦“北伐”，“桂军”出了广西，就有活水了；于是，李宗仁、黄绍竑接受了这个方案。
就这样，几个症结解开后，国民政府于三月十九日公布《两广合作宣言》，正式宣告“两广统一”了。
且说，就在“两广统一”的同时；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却产生了矛盾，并有趋向不可调和之势。
原来，“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简直可与汪精卫平起平坐了。
而汪精卫虽然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大权都集于一身了；然而，手中无兵无卒的空挂了一个“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衔头，心中很不是滋味，甚至于有一种危机感；为此，朝思暮想欲向军界插一足，以使自己的心中踏实一些。
于是，“国民党二大”后，汪精卫兼任了已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原“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及俗称为“党军”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党代表。
汪精卫此举，无疑是在向蒋介石的领地插足了，蒋介石心中也很不是滋味；但是，汪精卫毕竟是国民党的一把手，蒋介石无法拒绝只得忍了。
而此时，蒋介石的靠山、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庭回国述职去了；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却要蒋介石暂缓“北伐”，建议他“由海路运兵北上，去支援正与张作霖对峙的冯玉祥”。
蒋介石觉得这如同儿戏、断不可行，也就拒绝了。
因此，俩人产生了矛盾。
刚愎自用的季山嘉见蒋介石不依其言，心中很不高兴；为逼迫蒋介石，季山嘉又扬言“顾问应直接出任军职”，意欲也插手对“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及“国民革命军”的直接管理。
季山嘉如此为，蒋介石怎能受得了？在他觉得，这已非“要不要‘北伐’”的问题了，而简直是在拆他的台、给他难堪。
于是，蒋介石向汪精卫要求“将季山嘉辞退”。
汪精卫见季山嘉与蒋介石矛盾，正可藉此制约蒋介石而于己有利；因此，非但没有答应蒋介石“辞退季山嘉”的要求，反而欲将仍由王懋功兼任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拉出来单独成军。
这如同火上浇油，令蒋介石更恼羞成怒了。
王懋功原是许崇智的人，曾任“粤军”第一军第一旅旅长；因其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及“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故而“黄埔军校”创办时，将其调至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总队长及“黄埔军校”潮汕分校行营主任，遂归于了蒋介石麾下。
“黄埔军校”成立“党军”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王懋功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廖仲恺案”发后，国民政府将吴铁城免职，让王懋功兼任广州卫戍司令，但其所部仍归属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而今，汪精卫欲将其单独成军，分明是为削弱第一军，欲向蒋介石夺兵权了；看来，汪精卫与季山嘉是想联手排挤他？
蒋介石本来就权欲很强，好不容易有了显山露水的这一天，岂愿将已到手了的果实轻易让人？
而此时，在“国民党二大”上被击败了的“西山会议派”不甘心失败；他们见蒋介石与汪精卫及苏联顾问季山嘉闹翻了，觉得有隙可乘；于是，四处散布谣传，欲行离间之计。
顿时，广州城内谣言四起；或言“共产党要暴动，要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或言“汪精卫已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等；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又着实令蒋介石满腹狐疑了。
因此，蒋介石赶紧采取措施，将自己的居处从广州城内移到了位于长洲的要塞司令部，以防不测免蹈廖仲恺的覆辙。
同时，蒋介石不肯示弱，决定给予还击。
因汪精卫欲将王斌功所部独立成军，蒋介石怀疑王斌功已背叛了自己；于是，先下手为强地干脆将王斌功扣押起来，将他的广州卫戍司令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等职全都免了，并于第二天就将其解往上海。然后，任命刘峙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让已重新起用为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的吴铁城，复又兼任广州卫戍司令。
同时，又让其亲信、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授部主任，其把兄弟欧阳格为海军学校副校长，另一把兄弟陈肇英为虎门要塞司令。
如此，汪精卫欲插足军界的企图被蒋介石挫败了。
正在蒋介石与汪精卫明争暗斗之时，一个在托洛茨基建议下莫斯科向中国派遣的“苏联政治使团”，于三月十三日抵达了广州。
“苏联政治使团”由联共（布）中央委员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团长，成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渥太华原书记隆格瓦、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远东区委书记库比雅克、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列晋谢德等人；其使命是弄清中国的局势、检查整顿指导派往中国的军事人员工作等。
三月十九日，“苏联政治使团”忽然提出“要参观中山舰”。
“中山舰”即“永丰舰”，因当年“粤军”兵变，孙中山蒙难时，曾避险其中并率舰平叛；后来，就将“永丰舰”更名为了“中山舰”。
因有这层意义所在，故而“苏联政治使团”提出了要参观，国民政府自然得满足要求。然而，此时的“中山舰”却没在广州去了黄埔，令时任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感到了为难。
原来，三月十八日下午四时，有一艘来自上海的定安号商船航至虎门遭劫，商船即向就近的黄埔军校求助。
于是，“黄埔军校”办公厅主任孔庆睿《命令》管理科长赵锦雯派一艘炮艇去救援；赵锦雯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科员黎时雍去执行。
然而，黎时雍见黄埔附近没有可派遣的炮艇；唯恐被责办事不力，也就未经请示便打电话到“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寻求帮助。
办事员王学臣不敢擅作决定，即又电话请示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
然而，如此多次电话转告后，原来要的炮艇即供巡逻用的小型舰只、就被误成了作战用的兵舰，一艘也误听成了两艘；这种谬误，引使事情向出人意料的可怕方向发展。
欧阳钟听说是“黄埔军校”来电，猜想定是教育长邓演达下的指示，也就遵照执行。
但因，兵舰的调度权在海军局。
于是，欧阳钟派人去海军局；为郑重起见，还特地出具了一份《公函》；且觉得单凭教育长的《电话》指示恐怕不够分量，故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之语；《函》曰：“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通知海军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待命。”落款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
海军局作战科长邹毅见此《公函》后，知是蒋校长的《命令》，谁也不敢怠慢。
但当时，在港可调用的只有“中山舰”与“宝璧舰”，而“中山舰”须由李之龙方能调遣。
因李之龙没在局里，邹毅只得先派遣“宝璧舰”驶往黄埔；同时，派人赶往李之龙的家里欲将《公函》当面呈交，并附上一言：“宝璧舰已遣往，中山舰待命。”
然而，又因李之龙也没在家，送《函》人就将《公函》交给了他的夫人。
这一天，李之龙外出回家很晚；至晚上十时许，邹毅还没见李之龙派舰，只得直接给校长办公厅电话回禀：“校长所要两艘兵舰，今晚只能先来一艘宝璧舰，另一艘中山舰明天早晨才能到达。”
接电话的是“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季方，他觉得并非紧要军情，且见已是深夜，不宜打扰蒋校长休息，也就没有立即禀报。
李之龙深夜回到家中，夫人即将《公函》交予。
李之龙见是蒋介石的《命令》，同样不敢怠慢；且此事已被耽搁多时似是延误了，赶紧打电话给“中山舰”代舰长章臣桐，《命令》他率“中山舰”连夜驶往黄埔待命。
就这样，“中山舰”与“宝璧舰”都奉命驶入黄埔；且因是待命，两舰都未敢停机熄火。
自从“中山舰”与“宝璧舰”驶入黄埔后，因其没有熄火，使不远处的“黄埔军校”通夜不宁，谁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于是，“黄埔军校”中“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人趁机鼓惑，言“共产党要暴动，要推翻政府；中山舰到黄埔，是来劫持校长的；幸亏校长不在，才待机等候”，说得有眼、有鼻的令人信以为真。
此消息不胫而走，很快的就传入了广州城。
第二天，整个广州城内就谣传遍布了，更是传为了“汪精卫、季山嘉与共产党串通一气，要利用中山舰劫持蒋介石去海参崴”，捕风捉影、危言耸听。
但是，此时的蒋介石还蒙在鼓中；当季方禀报“海军局调舰至黄埔”之事后，方知昨夜出了如此大的一件事。
令蒋介石深感疑惑的是，自己根本没有叫谁调用过兵舰，哪来“校长所要两艘兵舰”之说？看来，这其中必有蹊跷，得严加查究；无论何种原因，擅调“中山舰”入黄埔，都是罪不容赦的。且有权调动“中山舰”的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是中＊共＊党员，正欲对付共产党的蒋介石觉得，何不就此作为突破口对中＊共＊实施打击。
正在蒋介石如此想时，孙科、伍朝枢、吴铁城匆匆的来见蒋介石。
仨人将所闻的流言蜚语告知，并唆使道：“皆是冲着校长您来的，不可不防；事态严重，情势危急，校长应当机立断，制裁中＊共＊党徒，切不可心慈手软；否则，必受制于人而后悔莫及。”
而陈其美的侄子、刚从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时任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也劝蒋介石“莫错失良机”。
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听他们这么一说，更如被火上浇油了。
同时，蒋介石不由得又想起了，今天汪精卫忽然莫名其妙地给他打了三个电话，问他：“去不去黄埔？”不由得联想，或是汪精卫在打探自己的行踪以便行事？看来，汪精卫与中＊共＊想联手加害于我，并非空穴来风，自己确须小心谨慎了。
其实，汪精卫是想问他：“苏联使团参观中山舰，有无时间陪同？”但是，因俩人已有隙；当时，汪精卫没有明言，蒋介石也就没予答复。现在想来，更使蒋介石疑心生鬼了。
于是，蒋介石心想“好哇，汪精卫、季山嘉与共产党竟敢联手对我发难，那我就把他们一锅端算了”；至此，蒋介石决定跟汪精卫、季山嘉及中＊共＊摊牌了。
而此时，李之龙见“中山舰”与“宝璧舰”驶入黄埔后一直泊在那里，蒋介石并未启用，不知何故心中疑惑；忽又闻“苏联政治使团”要参观“中山舰”，但未经蒋介石允许不敢擅自调回，确使他深感两难了。
延至十九日下午，李之龙不得不直接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苏联使团要参观中山舰，请求将泊于黄埔的中山舰调回广州。”
此时的蒋介石心中已做出了决断，准备动手了；于是，不露声色地同意李之龙的请求“将中山舰调回广州”。
接着，于十九日当晚，将何应钦、吴铁城、欧阳格、刘峙、陈肇英、陈策等人秘密召至位于长洲岛上的要塞司令部内紧急会议。
会上，蒋介石振振有词地道：“我得到密报，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中＊共＊党员、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已派两艘兵舰驶入黄埔，准备劫持本人，足可为证。我个人生死，自不足惜；然党国存亡，已悬于一线，危在旦夕，刻不容缓；我与诸位同仁，皆乃总理忠实信徒，身受党国重托，安能坐视不顾？故欲负起责任，即行平叛，望诸位同心协力。”
同与会者本来就都是“反共”的急先锋，听了蒋介石这一番话后，自然的都大声应和。
接着，蒋介石亲自进行部署，决定“逮捕李之龙及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的中＊共＊党员”，并对汪精卫、季山嘉及中＊共＊的重要人物实施监视；为确保行动成功，蒋介石还下达了“若有反抗，即予镇压”的死命令。
部署定后，蒋介石则移址到位于黄华路的造币厂内坐镇指挥，众人受《命》后即分头行动了。
三月二十日凌晨，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全城戒严”，整个广州城内顿时充满了萧瑟的气氛。
于是，陈肇英派兵占领了刚从黄埔驶回广州的“中山舰”，舰上官兵全被缴械并扣押；欧阳格则率兵直至李之龙家中，二话没说就将还蒙在鼓中的李之龙逮捕了；海军第四舰队司令陈策在第一军第二师第二团团长蒋鼎文配合下，占领了海军局。
陈肇英、欧阳格动手的同时，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也派遣其部将第三团团长惠东升率部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强行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枪械。
刘峙自己则率兵将其所部第一军第二师中的中＊共＊党员身份的各级党代表胡公冕等四十多人拘捕了，关押到造币厂内。
就这样，李之龙及其部下、“黄埔军校”及第一军内的中＊共＊党员不明不白地都成了阶下囚。
与此同时，吴铁城则派遣武装警察以“保护”之名将汪精卫的府第包围了，季山嘉等苏联顾问位于东山的寓所也都被“保护”了。
“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眼见如此突变，揣测必定是蒋介石暗中指使所致；于是，赶到造币厂当面斥责蒋介石，劝他“立即停止如此妄为”。
蒋介石非但不听劝阻，反而派人将邓演达也监视起来了；同时，遭监视的还有黄埔军校军官团团长兼第一军第二师参谋长张治中、“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高语罕等人。
至此，蒋介石利用“‘中山舰’擅入黄埔”为借口，终于嫁祸于人，诬陷中＊共＊谋逆；从而，策划并实施了成心已久的镇压中＊共＊的行动。
只是，各路人马在占领机关以及拘捕人时均未遭遇抵抗，却使蒋介石“若有反抗，即予镇压”的打算落空而没有流血；同时，也使其诬陷“中＊共＊谋逆”的谣言不攻自破，这却是出乎蒋介石意料的。
不过，蒋介石的目的已达到；只少，他已经将一件“由于部属的工作失误导致的意外状况”，用作为了“打击共产党”的借口，使事件的性质骤然改变了。
而由于，引起这一事件的诱因是“中山舰”；故而，史称“中山舰事件”；且事件发生于三月二十日，故又称“三·二○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