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汉、浔血案”，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恢复党权运动”，“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
却说，“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列强大为惊愕了。
原来，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国民政府”发动这场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势必会使英国在这一区域中的利益受到冲击；何况，“国民政府”秉承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高举的是“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大旗，而其背后却是有“赤俄”撑腰，“列强”岂能不忧？
特别是，“万县惨案”发生后，“英国政府”更是惶恐不安了；想不到中国军队竟敢扣留英国商船，这是以往从未遇到过的，要不是利用了吴佩孚的关系，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呢？看来，中国人开始觉醒了，“国民政府”不同于软弱可欺的“满清皇朝”和崇洋媚外的“北洋政府”；而今，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已落入“国民政府”之手，“英国政府”想保护其在长江流域的既得利益已不能再靠吴佩孚了，得从新物色代理人。
于是，新上任的“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专程去往武汉，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举行非正式会谈，欲探询“国民政府”对于“中、英”关系的态度。
陈友仁向蓝普森明确表示：“英国若想改善‘中、英’关系，必须承认‘国民政府’并废除不平等条约。”
蓝普森难以应诺，遂以“现时中国尚未统一”为托词而没予答复。
这次会谈虽无结果，但对于“国民政府”来说仍可算是有收获；因为，这是“国民政府”成立来，外国使节的第一次到访；可见，列强已不敢再小觑“国民政府”了。
尔后，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也先后到武汉，以探询“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
蓝普森与陈友仁会谈以后，“英国政府”又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分别《照会》了《华盛顿条约》的参与国，其中明确提出了“各国应改变传统的对华态度，放弃任何强迫控制中国的意图”、“各国须共同声明，一俟中国成立有权力进行谈判的政府，即与中国开始谈判修约问题”。
不过，英国政府的这一提议，只有美国表示了“赞同”，其他各国都反应冷淡。
而英国政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若不与“国民政府”改善关系，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将直接受到冲击，才不得不如此为。
其实，英国政府作此《照会》的同时，一面却在调集军队以保护其租界；因为，“英国政府”也知道，自己在中国作恶太多、积怨过深，中国政府与人民绝不肯轻易放过它；因此，得预先有所防备。
为此，英国还希望美国、日本能与其共同行动，维护所谓的远东国际秩序，且声称“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在华利益”。
然因，美国的在华利益存在形式有别于英国；所以，打算袖手旁观。
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则向国务卿凯洛格建议：“要尽力避免将中国人对‘英、日’的仇恨引到自己身上。”
于是，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即也发表了“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其中有言“美国一向希望中国团结独立和繁荣”、“美国愿意以最宽大的精神对待中国”、“美国政府以同情的兴趣注视中国民族的觉醒”。
同时，强调“美国在中国没有租界，不曾对中国表现任何帝国主义的态度”、“美国政府正准备与列强一起或单独与能代表中国的政府谈判关税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问题”，竭力表现出一副对华友好的态度。
而日本外相币原见“国民政府”已有取代“北洋政府”的可能性，不想与“国民政府”搞僵关系，也就《照会》英国政府，称：“日本对不列颠在中国的处境深表同情，但日本现时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
美国与日本的态度令英国十分失望，不啻是受了一次打击。
而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倒是十分冷静，清楚地认识到“英国之所以采取对华新政策，美、日之所以转变对华态度，是由于武装干涉的政策行不通了，而不意味着他们甘愿放弃武装干涉的政策；而事实上，他们没有一分钟放弃过干涉中国的阴谋”。
但鉴于英国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及“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万县惨案”中欠下的累累血债，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仍采取“单独对英”的策略，以分化列强而孤立英国。
于是，武汉“国民政府”宣布了“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且同时，由外交部长陈友仁出面告知其他各国：“只收英租界，其他国家不必担心；他国只要不与英国结伙祸华，其在华利益‘国民政府’将加以保护。”
如此，各国果然都作壁上观了，英国遂成了一只孤鸟徒叹奈何。
英国驻汉口领事壁约翰闻知武汉“国民政府”要收回汉口与九江的英租界，惊恐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了；赶紧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并虚张声势地威胁道：“‘国民革命军’如闯入英租界，恐与租界兵警发生冲突，酿成国际严重事件。”
陈友仁即以“主权”说加以驳斥，壁约翰无言以对。
而武汉民众闻知后，皆对武汉“国民政府”敢于向英帝国主义叫板、争回国权而表“赞誉”与支持。
但是，英国政府不甘心放弃在华利益，仍欲负隅顽抗。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英国水兵公然向为庆祝“北伐”胜利而举行集会流行的武汉民众开枪，死伤数十人；一月六日，英国又在九江派兵镇压了“太古”、“怡和”两个码头的工人罢工，也死伤数人，此即为“汉、浔血案”。
“汉、浔血案”发生后，国人更被激愤了。
一月五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与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李立三等人领导下，武汉的四百多个团体共三十多万人举行了“‘反英’大会”。
会后，愤怒的民众举行游行并冲入英租界、驱逐了英国巡捕。
九江的工人也忍无可忍了，群起捍卫自身权益，并冲入英租界，租界内的英国人逃避一空。
于是，武汉“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决议由“国民政府”的外交、财政、交通三名部长组成一个“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汉口与九江英租界内的一切事务。
“汉、浔血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英”高潮。
一月十四日，南昌召开了十万人“‘反英’大会”；二天后，长沙也召开了二十万人的“‘反英’大会”；上海虽尚在孙传芳的统治下竭力维护英国人的利益，但“反英”浪潮也日渐高涨。
面对中国民众的“反英”浪潮，英国政府震慑了；不得不派遣英国驻华公使参赞欧马利到武汉再与陈友仁会谈，希望中国军民能退出英租界，恢复到以前状态。
陈友仁即严词拒绝，明确告诉欧马利：“现在双方之交涉只可以现状为先决条件，绝对不可能恢复过去之状态。”
英国政府见武汉“国民政府”态度如此强硬，知道想要再据有汉口与九江两个租界的治权已是不可能；这才不得不分别于二月十九日、二月二十日，由欧马利与陈友仁代表各自政府先后签署了《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和《收回九江英租界协定》。
至此，汉口与九江的英租界正式被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了。
接着，武汉“国民政府”又接管了位于江西庐山牯岭、几十年来专供洋人避暑或度假用的公事房。
就这样，武汉“国民政府”终于做了一件让国人扬眉吐气的事，确实是大快人心了。
且说，武汉“国民政府”收复汉口与九江的英租界之时，光复浙江后的“东路军”又着手进军“沪、宁”了。
而此时，蒋介石将鲁涤平的第二军从“中央军”划归了“”东路军。
二月二十三日，“东路军”在杭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两路。
由白祟禧指挥的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为前敌，沿沪、杭路进军直取上海；由何应钦指挥的第四纵队、第五纵队、第六纵队及刚划归的鲁涤平所部第二军，由浙北进苏南攻取宜兴、溧阳；然后，分一部进取常州、丹阳，再右旋回攻无锡、苏州，以协同白祟禧所率的前敌部队围攻上海；主力则经溧阳、溧水，以协同程潜的“江右军”夹攻南京。
而孙传芳丢失浙江后，溃败的残部则退驻在了松江，欲以此为屏障护卫上海。
同时，因唐生智的“西路军”没有北进湖南牵制“奉军”，张宗昌与褚玉璞得以调“直、鲁联军”南下驰援孙传芳了；于是，孙传芳决意在“沪、苏”再与“北伐军”决一死战。
此时，中＊共＊上海区委为配合“北伐军”攻取上海，再次于二月二十二日领导与发动上海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
此前，中＊共＊上海区委曾与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钮永建合作，并与已背弃孙传芳了的夏超联络，欲联手夺取上海。
为此，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夜，发动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但结果，因夏超战败被杀，该次起义被孙传芳镇压了，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遇害。
而今，“北伐军”已占领浙江并向上海进军了；于是，上海总工会发动工人于二月十九日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多达三十六万。
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骇怕了，赶紧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一起对罢工工人实施镇压，杀害了蔡建勋、史阿荣等三十多名工人。
于是，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将工人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定于二十二日晚在海军“建威”号、“建康”号两舰的配合下行动。但谁知，就在上海工人再次发动起义之时，已进至松江了的“东路军”却驻军不前了。
如此，起义工人失去了“北伐军”的外部支持；且又因起义是仓促而动事先没有周密计划，起义队伍行动时没能协调；结果，上海工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又被李宝章镇压下去了。
对于上海工人不屈不挠地举行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蒋介石心中却并不高兴。
虽然，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及起义的宗旨都是为了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但因是由中＊共＊领导，蒋介石非但不支持且绝不允许。
因为，若是起义成功，岂不让中＊共＊占了地盘？有资本与自己抗衡了，这如何了得？
因此，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就在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扬言：“中国革命必须由国民党领导，中＊共＊只是革命势力中一部分，一切行动均须服从于国民党；我是国民党的领袖，中＊共＊若擅自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与权力。”
此时，蒋介石对于中＊共＊更是担心与害怕了，他不想看到一个有理想、有目标、有纲领、有组织的政党再掌有武装与地盘；否则，就会后患无穷、追悔莫及。
何况，中＊共＊已在四川成功地领导了一次“泸顺起义”；而武汉“国民政府”对于“泸顺起义”却是放纵默认了，以使中＊共＊可堂而皇之地占据地盘。
虽说，“泸顺起义军”已得到武汉“国民政府”的承认并被正名了；但在蒋介石看来，这却仍是不能容忍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想到此，蒋介石这才觉到了问题严重，不可再掉以轻心、不当会事。
于是，蒋介石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密令》原“四川军阀”、现已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境内共党，切勿姑息放纵。”
蒋介石此举，一则是想借刘湘之手镇压中＊共＊及其领导的“泸顺起义”；同时，也想通过此举把刘湘拉拢为己所用，从而将四川控在自己掌中。
而刘湘虽然与起义军暂时相安无事，但“泸顺起义军”总是如同一块磐石一直压在他的心头，令他感到很不舒服。
得了蒋介石的《密令》后，刘湘终于心中有底了；因为，蒋介石的意思已十分明了，就是要他放手镇压中＊共＊领导的“泸顺起义军”，这正是刘湘巴不得已的。
而在刘湘的心目中，四川这块地盘应该是属于他的；有道是“卧榻之旁、岂容睡虎”，他刘湘也怎能让中＊共＊在自己的地盘上驻足？于是，刘湘心领神会地就着手准备、磨刀霍霍、伺机动手了。
蒋介石《密令》刘湘的同时，自己则在江西率先动手了。
此前，蒋介石已《任命》李烈钧为“江西省长”、何应钦为“浙江省长”；从而，将江西与浙江控在了自己手中。
但因，此时的江西随着“北伐”的进展，由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搞得红红火火，蒋介石当然不允许这些所谓的“赤潮”在已属于他了的地盘上泛滥。
于是，三月六日，蒋介石指使驻扎在赣州的第一军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兼赣州警备司令倪公辅派人将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兼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绑架，以逼迫他签字解散赣州总工会；然因，遭到陈赞贤的严辞拒绝，倪公辅即把他杀害了。
从而，拉开了镇压“工、农运动”并屠杀中＊共＊党员的序幕。
蒋介石的举动，令“国民党左派”震惊了。
此前，蒋介石千方百计地对中＊共＊实施排挤打压，已令“国民党左派”甚抱不平；而今，又指使倪公辅杀害陈赞贤，开始镇压“工、农运动”了；并致《函》徐谦要求“解聘鲍罗廷”，以破坏“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间的关系。
蒋介石的这一切所为，分明是与前总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背道而驰了。
而蒋介石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藉的是他掌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无人能奈何他了的缘故。
此前，武汉“国民政府”曾打算《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长”，但却被蒋介石抢先《任命》了“西山派”人士李烈钧；从中，蒋介石目空一切欲凌驾于“国民政”与党中央之上、及欲与“国民党右派”勾结的态势已显见。
对此，徐谦感到了情况严重，急将在宜昌的吴玉章召回商议，并将蒋介石要求“解聘鲍罗廷”的《电函》出示。
吴玉章认为：“这不仅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而是蒋介石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蔑视并欲凌驾于党中央与中央政府之上；再下去就要搞独裁了，绝不可等闲视之。”
徐谦觉得言之有理，遂召集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会议，以研究对策。
会上，时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宛希俨指出：“现在，党已经出现了危机，有抛弃民主集中制而搞独裁的趋势，这种现象不能再让它继续下去了。”
与会者皆有同感，都认为应与蒋介石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能任由他再飞横跋扈、独断专行。只是，汪精卫尚未回国，无人能制约他，这该如何是好？
最后，决定“尽快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利用“国民党左派”在中央机构中占有人数上的优势，重新制订国民党中央的领导体制，以对蒋介石有所约束。而在全会召开前，则须“发动党内同仁营造舆论，对蒋介石以谴责”。
为此，又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等五人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以指导工作。
会后，一片“恢复党权、反对独裁”的声音随即响起。
二月十一日，汉口《民国日报》的《社论》严肃提出：“恢复党权已势在必行，要使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必须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
而孙中山的儿子、时任国民党常务委员兼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孙科更是直言：“‘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这在政治上犹如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犹如是一党的总理；如此职位让蒋介石把持了，终有一天他会要做皇帝的。”
孙科之言可谓锋芒毕露，矛头直指蒋介石。
因孙科有其特殊身份，他这么一说，许多党内同仁随即呼应；于是，一场俗称“恢复党权”的运动在国民党内展开了。
接着，经过一番筹备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一片要求“恢复党权”的呼声中，终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在汉口召开了。
因为，这次会议是在“恢复党权”的强力诉求下召开的，且由“国民党左派”筹办，故令蒋介石很不好受、欲加抵制；于是，蒋介石自己及张静江等一批亲信都没有参加。
然而，时任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谭延闿与何香凝等人与蒋介石发生了分歧，离开南昌去往武汉出席会议了
如此一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更是由“国民党左派”唱主角了。
“国民党左派”为了修复与中＊共＊的关系，还决定在这次全会上恢复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的地位；于是，曾是国民党中执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林伯渠、毛＊泽＊东＊等人也来到武汉与会。
曾任国民政府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因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受到蒋介石的排挤，离开广州后回到湖南。
不久，“国民政府”举兵“北伐”；随着“北伐”的进展，由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也在全国各地迅猛发展。
于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农民协会很快遍布了“粤、湘、鄂、赣”等全国十七个省的二百多个县，共有协会会员近千万人；“农民运动”配合“北伐战争”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已成为一股令人震撼、不可小觑的力量。
在此期间，毛＊泽＊东＊考察了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并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尚没引起大家注重的问题，即“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忽视农民问题”；并以大量考察的证据，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农民各个阶层的现状；从而，论证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可发挥的伟大作用”，并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同时，毛＊泽＊东＊还认定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毛＊泽＊东＊完成这篇《考察报告》后，正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于是，他就带了这部重要著作来参加会议。
然而，陈独秀对于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却不以为然，倒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十分重视。
于是，瞿秋白在其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两章；并亲自作了《序》，言：“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此后，从三月五日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上连载。
后来，连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英文版以及《革命东方》杂志，也都先后将这篇《考察报告》进行了译载，并写了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而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也提到了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报告》，并给予了很好的评介：“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
能在共产国际得到如此的肯定与好评，毛＊泽＊东＊应算是中国的第一人。
如此，毛＊泽＊东＊的《考察报告》这才引起了中＊共＊党内同志的关注，并为后来的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且说，蒋介石见自己的抵制不起作用；“国民党左派”仍坚持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并打算恢复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的职务；这无异于否定了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不由得更气急败坏了。
因此，他在南昌发表演讲，指责：“武汉的‘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如要提高党权，先要取消联席会议。”
并振振有词地说：“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裁，他以没有根据的‘联席会议’自居主席，不接受党的命令，这才是独裁。”
然后，又声嘶力竭道：“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共产党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权力。”话语中已透露了杀机。
蒋介石的这番鼓动性的话果然产生了作用，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准备在武汉发动政变，逮捕与会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但因，邓演达与唐生智防范甚严而未敢动手。
陈铭枢见难以得手，且又恐事情败露后不能脱身；于是，称病辞职潜往南昌去投奔蒋介石了。
陈铭枢走后，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兼《任》了第十一军军长之职。
陈铭枢的未遂政变悄然平息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终于在汉口的南洋大楼内召开了。
因为，会议的宗旨是为“恢复党权，防止独裁”；为此，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与“安徽、直隶、山西、河南”等四省的党部代表联合提出了《请取消主席制度案》；认为“有主席一日，党内就一日不宁，革命前途有很大潜在危险”。
据此，全会通过了《统一领导机关案》；规定：“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都不再设主席，而采用集体审议制。”
虽然，“军事委员会”还有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主席团”，但主席团成员须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不任军职的中央委员两部分人组成；且一切《决议》与《命令》必须经“主席团”七人中的四人签名认可后方能生效；而“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各军的“军长”也须由“军事委员会”提名，报经“中执委”批准后方可任命。
如此一来，蒋介石虽然仍担任“常务委员”、“军事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四项职务，但不再能一人说了算，其权力已被削弱。
此外，为了防止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势力；“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还采纳了时任“中执委员”兼“国民政府海外部部长”彭*泽*民的意见，将各“军事政治学校”原来的“校长制”也改为了“委员会制”，蒋介石同样不能一手遮天了。
同时，“全会”还通过了《统一外交决议案》、《统一财政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二十多个《决议》，对于“外交、财政”诸方面都作了新的规定。
而《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则明确提出了诸如“建立区乡机关、设立土地委员会、减租、没收土豪劣绅财产、禁止高利盘剥”等十项应即实施的政策；并据此发表了《对全国农民宣言》。
毛＊泽＊东＊与徐谦、恽代英、王法勤、邓演达、吴玉章、詹大悲、顾孟余、邓懋修等九人参与了《宣言》的修订，其中许多观点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一致。
此外，为了推动“农民运动”、镇压农村中的反动势力，“全会”还批准了董必武代表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从而，将“农民运动”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的召开，对于蒋介石可谓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然而，蒋介石面对“国民党左派”的进攻却显得还手乏力。因为，在全会上，“国民党左派”在人数上占有优势，蒋介石的势力完全处于了下风。
虽然，若论实力，蒋介石有源于“黄埔军校”的嫡系、即何应钦的第一军；但自从“国民政府”迁都到武汉后，“国民党左派”有了唐生智的第八军撑腰，足能与蒋介石抗衡；何况，留在广东的李济琛与蒋介石有隙，其进驻湖北了的第四军因陈铭枢政变未遂而潜逃，现在也已全掌在了武汉“国民政府”手中，如虎添翼的更难对付了。
再看地盘，“左派”在广东根深蒂固，湖南是唐生智的，湖北也已不必说了，现在的“国民政府”已拥有了“粤、湘、鄂”一大片。而蒋介石虽占据“赣、闽、浙”，但比起“粤、湘、鄂”来则逊色多了。
蒋介石权衡后，只得徒叹奈何、不敢妄动；不过，如此不利的局面，倒是促使蒋介石更迫切要将“沪、宁”攫取，以增加与武汉“国民政府”抗衡的资本。
好在，李宗仁、程潜、朱培德、鲁涤平等军界实力人物眼下的表现却不偏不依，倒是让蒋介石稍觉宽心了些。
而蒋介石毕竟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可以号令各军；而第七军、第六军、第二军已都遵《令》东进了，这倒为蒋介石东取“沪、宁”助了一臂之力。
因此，蒋介石觉得当务之急是办好两件事；一是，继续东进，尽快拿下“沪、宁”；二是，固住江西，绝不让“左派”势力渗透进来；其余诸事，暂时搁置以后再说。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另有一个心病；即处于“赣、鄂、皖”三省交界处的九江，因其市党部要员都是武汉“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党左派”；而九江是位于长江边、有“赣北门户”之称的战略要地，蒋介石朝思暮想着要占有它；现在，却还不能完全算是蒋介石的，他岂能不急？
不过，蒋介石很快就有了办法。
因此前，一些江西籍的国民党员及社会名流段锡朋、罗时实、程天放、熊育钖、王冠英、巫启圣、曾华英、王礼锡、周利生、洪轨、贺扬灵等人，在江西成立了一个旨在“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的“AB反赤团”简称“A*B*团”；因其宗旨是“反俄、反共”，蒋介石觉得倒是可利用；何况，罗时实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岂能不听他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话？
为此，蒋介石在《命令》何应钦率部“尽快攻取上海，进而克复南京”的同时；又授意罗时实“利用‘A*B*团’在九江滋事”，以将九江从“国民党左派”手中夺过来。
于是，三月十七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A*B*团”在九江雇佣了一批地痞流氓，冲击并捣毁了九江市党部和九江市总工会，并杀害了党部与工会的多名干部。
事发后，蒋介石则趁机以“调停”的名义将“九江市党部”控在自己掌中，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