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蒋、桂战争”，桂系大溃；“第一次新粤、桂战争”，桂系李、白、黄败走越南……
却说，蒋介石决意讨伐“桂系”并将李济琛扣押后；即又派人秘密分赴上海、北平，欲抓捕时在上海的李宗仁和进驻北平的白崇禧。
寓居上海法租界“融园”内的李宗仁，闻知李济琛在南京被拘禁后，觉到蒋介石已开始对“桂系”下手、且有赶尽杀绝的意图；而上海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自己在此也有危险、得赶紧离开。
于是，在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定璠的帮助下，李宗仁悄然地离开了上海；然后，经香港后、返回广西。
蒋介石扑了个空，则将放走李宗仁的张定璠“撤职”了。
而为捕杀白崇禧，蒋介石欲策反驻军北平的“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
可是，廖磊非但没有听《命》于蒋介石，反而向白崇禧《密告》了；于是，白崇禧离开北平潜往天津。
然而，此时的天津也已有变天之兆。
原来，受《命》游说的刘文岛向唐生智道明蒋介石之意后，唐生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因为，唐生智是被“桂系”整垮的，此恨至今未消；能让他复出、对“桂系”还以眼色，本就是他所愿。何况，蒋介石还许诺“驱走‘桂系’后，将湖南归他”；如此美事，何乐不为？
因此，唐生智即派其旧“幕僚”、曾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龚浩将驻军塘沽的李品仙、何成浚等“湘军”旧部重新招揽了。所以，当白崇禧离开北京潜往天津时，天津实际上已经暗中易手给唐生智了；只是，此时的唐生智还在青岛、没到天津而已。
白崇禧到了天津后，察觉李品仙、何成浚等“湘军”旧部均有可疑的异动，感到情况不妙；于是，“三十六，走为上”，又在廖磊的护送下、乘坐日本轮船由塘沽港离津，也经上海、香港后转道返归广西。
廖磊送走白崇禧后，自己也随即辞去军职，到香港隐居了。
白崇禧逃离后，唐生智即于三月十七日抵达塘沽；于是，“湘军”旧部复归于他的麾下，并恢复了“第八军”的番号。
为讨伐“桂系”，蒋介石派遣邵力子与贺耀祖专程赴河南、去见尚在百泉“养病”的冯玉祥，以让其出《任》“行政院长”为交换条件，要冯玉祥“出兵协助蒋介石讨伐‘桂系’”。
由于“桂系”酿成“鲁案”确是理亏，而让蒋介石有了借口、师出有名；所以，当蒋介石要讨伐“桂系”时，却令冯玉祥为难了。
因为，自己曾与李宗仁有约“共同倒蒋”；若是反而依从蒋介石“讨桂”了，岂不是食言？而自己虽是对蒋介石不满，但这件事让蒋介石占了理，自己却难以反对。如此，既“不愿依蒋‘讨桂’，又不能助桂‘倒蒋’”，着实让冯玉祥左右为难了。
最后，冯玉祥决定对蒋介石虚与委蛇；让他去与“桂系”火拼，自己作壁上观。待其两败俱伤后，自己再伺机而动。
为此，冯玉祥没有公开表态“‘支持’还是‘反对’蒋介石讨伐‘桂系’”，态度显得十分暧昧；但同时，却派遣韩复榘、石友三等人率部南下，进驻到豫南的信阳等地。
冯玉祥此举，表面上看是“对蒋介石要其‘出兵’”的回应；其实，他另有打算。他想“先陈兵于‘鄂、豫’边境，一俟‘蒋、桂’两败俱伤，即可就近进军”，以取“卞庄刺虎”之利。
因此，冯玉祥又《密授》韩复榘、石友三“不可与‘桂军’交锋”。
而对于蒋介石委以的“行政院长”之职，虽如香饽饽的令冯玉祥垂涎；但是，李济琛的前车之鉴尚明摆着，冯玉祥岂敢亲往南京受任而落虎口？
于是，他以“欲出国考察”为由推诿了，交由时在南京的鹿钟麟代理。然因，鹿钟麟不够“代理行政院长”的资格，此事也就搁置了。
虽然，冯玉祥没有明确表态“支持讨伐‘桂系’”且又推诿没来南京，蒋介石倒是没再强求；因为，对于蒋介石来说，目的已经达到。
冯玉祥陈兵于“鄂、豫”边境，不管其用意何在，都已对驻鄂“桂军”构成威慑，无异于在帮蒋介石的忙。
至此，蒋介石没了顾虑，则可放心地对“桂系”用武了。
于是，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正式下达了对“桂系”的《讨伐令》。
接着，组建“讨逆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以何应钦为“总参谋长”，朱培德为“前敌总指挥”。
且因，冯玉祥已陈兵“鄂、豫”边境，遂对原来的军事部署作了调整；《任命》朱培德为“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率“第三军”、“第五军”从九江、南昌西向、攻击长沙至武汉的长武线，以截断“湘、鄂”间联络及驻鄂“桂军”的退路；《任命》刘峙为“讨逆军第二路总指挥”，率“第一军”、“第二军””由“皖、鄂”边界沿长江西进、主攻武汉，以击溃驻鄂“桂军”主力、务必攻取武汉。
同时，不管冯玉祥愿不愿意，蒋介石又以“中央政府”名义，将“第二集团军”驻于河南的韩复榘、石友三、万选才、马鸿逵等部组成“讨逆军第三路军”，《任命》韩复榘为“总指挥”。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招，冯玉祥却是不曾料到；然因，韩复榘、石友三等部的南下是自己派遣的；让蒋介石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利用了，自己无话可说、只得默认。
接着，蒋介石又下《令》将驻于塘沽的“湘军”旧部组成“讨逆军第五路军”，《任命》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军总指挥”；而“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第十军军长”方振武被《任命》为“第六路军总指挥”，也参与“讨桂”；驻于安徽的“第三十七军军长”兼“津浦路警备司令”陈调元则被《任命》为“讨逆军预备队总指挥”，以策应各路。
“讨逆军总司令部”则设于九江，蒋介石亲自坐镇督战，摆出了一副欲一口将“桂系”吞噬的架势；于是，史称“蒋、桂战争”终于爆发了。
“蒋、桂战争”爆发后，“桂系”不得不作出应对。
逃离塘沽后的白崇禧，闻知李济琛被扣，朱培德与东山再起后的唐生智都倒向了蒋介石，连冯玉祥也出兵南下了；如此局势对“桂系”甚是不利，料想驻于湖北的“桂军”必难抵御。
因此，还在归途中的白崇禧赶紧《致电》胡宗铎，建议“驻鄂‘桂军’放弃湖北、退守湖南；必要时，甚至于应撤回广西，以保存实力”。
然而，胡宗铎留恋于鄂境的富庶，却不愿轻易放弃湖北。
他觉得，凭着湖北境内现有三支久经沙场的“桂军”，不必畏惧蒋介石；所以，有恃无恐地欲拒敌于境外。因而，没有听取白崇禧的建议，却打算与蒋介石决一雌雄。
而也尚在归途中的李宗仁，此时也急《电》时在汉口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华辅；《指令》他“将驻于‘湘、鄂’的‘桂军’分为五路，务必拒敌保境”。
同时，《任命》何键为“第一路司令”，叶琪为“第二路司令”，夏威为“第三路司令”，胡宗铎为“第四路司令”，陶钧为“第五路司令”。且因，夏威此时正患病入院治疗、未能到职，其“第三路司令”之职则由“副司令”李明瑞代理。
李宗仁的《指令》，促使胡宗铎等人更欲“固守武汉、保住鄂境”了。
因为，何键时《任》“湖南省主席”，所部驻于湘境；所以，他的“第一路军”旨在防备蒋军犯湘。而其他的四路“桂军”皆驻于湖北，则以“守护武汉、保住鄂境”为要。
于是，驻鄂的四路“桂军”就在黄陂至武穴一线布防，严阵以待；顿时，“湘、鄂”上空战云密布、大战在即了。
然因，“代理第三路司令”李明瑞已被蒋介石策反成功；所以，当“讨逆军”进至刘家庙时，李明瑞即与“第七军第三师副师长”杨腾辉、“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尹承纲等人在孝感、花园一带的驻地倒戈了。
如此，驻鄂“桂军”的防线出现缺口，即被“讨逆军”突破。
而陈兵在豫南信阳的韩复榘等部，虽然没有对“桂军”发动进攻；但随时有突入武胜关的可能，这对驻鄂“桂军”无疑也是一大威胁。
胡宗铎、陶钧俩人见势不妙，只得放弃武汉，向鄂西的沙市、宜昌一线撤退；于是，“讨逆军”没费一枪一弹就轻取了武汉。
“讨逆军”夺取武汉后，蒋介石《任命》鲁涤平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刘文岛为“武汉市长”。李明瑞则被《任命》为“第十五师师长”，杨腾辉为“第五十七师师长”，尹承纲为“新编第九师师长”。
而此时，流落日本的张发奎见“蒋、桂战争”爆发后、唐生智招揽旧部东山再起了，觉得自己也该峰回路转；于是，匆匆回国、欲步后尘。
因为，张发奎的旧部遁入江西后、已被蒋介石收编了；所以，蒋介石对于张发奎的回国并不乐见。
然因，考虑到张发奎对其旧部毕竟尚有一定的号召力，觉得不宜明言相拒，以免引起其旧部的反感；且张发奎是广州“张、黄事变”后被“桂系”逼迫离粤出洋的，对“桂系”结怨甚深，倒是正可用以“反桂”。
想到此，蒋介石也就打算“先利用他来对付‘桂系’；待收拾完‘桂系’后，再来对付他不迟”。
于是，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讨逆军第一路追击司令官”，《命》其“率已被整编为‘第四师’了的原‘粤军第四军’旧部；与时任‘讨逆军第二路追击司令官’朱绍良，兵分两路、追击逃往鄂西的‘桂军’”。
而此时，蒋介石见韩复榘驻军信阳，遂打算对他用心、以备后用；为此，蒋介石特地派人至信阳、将韩复榘邀至武汉相见。
韩复榘到武汉时，蒋介石特意为他安排了超乎规格的欢迎仪式；并盛情款待，令韩复榘受宠若惊。
宋美龄也对随同而至的韩复榘的“二姨太”纪甘青礼待有加，整天陪玩宴乐、讨其欢心；当听说纪甘青未曾到过上海时，宋美龄还陪她专程赴沪玩了几天，并赠予了二十万元银票、供其花销。
这一切，确是令韩复榘感恩戴德、难以忘怀了。
辞行时，韩复榘感慨地对蒋介石道：“复榘一个武夫，承蒙钧座不弃，感佩之致；今后若有用得到之处，榘愿躬率所部，以效驰驱。”
蒋介石闻后心中暗喜，他要的就是韩复榘的这句话；如此，“西北军”的基础开始松动了。
且说，“李济琛被拘禁”的消息传到广州后，众皆愕然了；只是，“第八路军”的几员大将却意见相左。
“第八路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与“第八路军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邓世增等人深感愤懑，《致电》南京质问蒋介石；并主张“联合‘桂系’与蒋介石抗衡”，以设法“解救李济琛”。
然而，“第八路军第四军军长”陈济棠与“第八路军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等人却打算跟蒋介石妥协。
三月三十日，俩人《通电》表示：“‘粤军’为党国所有，不为一派一系之驱使。”并下《令》：“驻粤‘桂军’限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撤离广东。”
这么一来，正如蒋介石所料，“第八路军”顿时如同一盘散沙了，“粤、桂联盟”顿时破裂。
而被“桂系”委以“湖南省政府主席”了的何键，见“蒋、桂战争”爆发，不由得心中忐忑了。
因为，何键原非“桂系”；为主政湘局，才脚踏两只船地靠上了“桂系”；所以，虽是受《命》于“桂系”，却不愿为“桂系”卖命。
而今，何键见朱培德、唐生智、张发奎都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广东的陈济棠与陈铭枢也《通电》“拥护中央”了；驻鄂“桂军”已经溃败，蒋介石似已胜券在握，自己该识途知返、留条退路。
于是，何键派了他的心腹“幕僚”张慕先密往汉口，向蒋介石呈上一封亲笔《信》，就“倒鲁”一事请求“宽谅”的同时，竭力表示：“愿矢至诚，献身党国，拥护中央。”
何键的态度，也正是蒋介石所需的；为促其“叛桂”，蒋介石表现得甚是大度、而既往不咎，并亲笔《手令》，非但保留了何键的“湖南省政府主席”之职，还《任命》其为“讨逆军第四路总指挥”，令其“起兵讨伐‘桂系’”。
于是，四月十一日，何键《通电》“拥护中央”；就这样，脚踏两只船的何键也公开背叛“桂系”而倒向蒋介石了。
何键“叛桂”后，尚在鄂西与张发奎、朱绍良对峙的“桂军”见后路被断，顿时士无斗志、军心大乱了。
且此时，四川的刘湘也被蒋介石《任命》为了“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已派遣其部将“第二十一军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率部“由川东进入鄂西”，也来参与“讨桂”了。
如此，败退鄂西的“桂军”更是两面受敌、如入绝境了。
胡宗铎、陶钧等人自知再困守鄂西已非上策，而退归广西已无可能；遂通过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孔庚，不得不也向蒋介石表示：“愿解甲离鄂，但使数万部属有托，则感佩多矣。”
蒋介石准允，让胡宗铎、陶钧等人“去往香港避居”，所部则均被收编。就这样，驻鄂“桂军”烟消云散了。
蒋介石如此轻松地就击垮了“桂系”，心中真是乐不可言。
然而，正在他高兴之时；谁知，他的“德国顾问”鲍尔却忽于五月六日暴毙了。
有传言，说是“因为鲍尔为蒋介石出谋划策、致使桂系速败，遭同情“桂系”的人记恨后、在一次宴会上被毒毙”。但也另有传言，说“鲍尔是患了天花后不治身亡，并非如异揣所致”。总之，传言颇多，但皆不足信。
只是，不管怎么说，反正鲍尔是确实死了；蒋介石失去了这位被其引为知己的“高参”，确是如丧考妣、痛心不已。
鲍尔死后，蒋介石即由曾参加过“八国联军”侵华的赫尔曼·克里拜尔中校继任“总顾问”。
且说，五月初，李宗仁、白崇禧终于相继返回广西。
此时，“湘、鄂”已归蒋介石所有；然而，此时的广东因“第八路军”内部意见不一，尚无定局。
李宗仁见“桂系”好不容易开拓的一大片地盘都被蒋介石夺去了，心中不甘。“湘、鄂”被夺，一时难以收回；但“两广”是“桂系”的根本，断不可再失。
因此前，汪精卫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王乐平等人已于半年前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以汪精卫为“领袖”、名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组织；提出了要求“改组国民党”的口号，以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后，更是愤而“反蒋”了。
于是，一九二九年五月初，“改组派”四处活动；打起“护党、救国”的旗号，欲以“改组派”为核心、联络各地的“反蒋”势力，成立“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并发表《宣告》，呼吁“恢复党权”、“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
李宗仁与汪精卫虽曾有隙，但此时为了“反蒋”，也就不计前嫌了。
于是，五月五日，李宗仁在梧州也打出了“护党救国”的旗号、予以响应；并成立“护党救国军”，李宗仁自《任》“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
然后，“护党救国军”兵为两路攻粤。
“第一路”由黄绍竑率黄旭初的“第五十一师”，从梧州出发沿西江东进；“第二路”由白崇禧率伍廷飏的“第五十师”、吕焕炎的“第五十二师”，经怀集、四会东进；定于两路在三水汇合后，再合攻广州。
“桂军”进入粤境后，在西江与“粤军”的陈济棠、陈铭枢部遭遇。
因为，交战双方是“桂军”与“粤军”，故称“新粤、桂战争”。且因，李宗仁的“桂军”在“北伐”时曾被誉为“钢军”，“粤军”的“第四军”在“北伐”时也被誉为“铁军”；故而，又有史家戏称其为“钢、铁大战”。
“粤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见“桂系”反蒋并起兵犯粤了，即与“潮梅警备司令”廖鸣欧、“广东海军司令部副司令”兼“‘飞鹰’号舰舰长”舒宗鎏等人在潮州《通电》宣布“独立”、“拥桂反蒋”，并协助“桂军”作战。
如此一来，陈济棠、陈铭枢部两面受敌、情势堪危，急向蒋介石求助。
蒋介石闻报后，急《命》驻军福建的“独立第四师师长”兼“福州卫戍司令”张贞率部“入粤驰援”。并《任命》俞作柏为“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令》其率李明瑞、杨腾辉等部，速从湖北经上海乘船开赴广东，驰援“两陈”及攻取广西。同时，《命令》何键“移师湘南，进袭桂北”。
“桂军”入粤后，黄绍竑的“第一路军”在西江、白崇禧的“第二路军”在粤西的大塘与芦包等地都初战告捷；接着，两军在三水会师后、向广州挺进。
但不久，陈济棠、陈铭枢部得到了张贞、李明瑞、杨腾辉等部的驰援，军力骤增；结果，在花县的赤坭、白坭一战中“桂军”不支，连“第五十师师长”伍廷飏、“第五十一师师长”黄旭初也在阵上受了重伤；因此，“桂军”败退西江。
而此时，移师湘南的何键趁“桂军”倾全力攻打广东、而后方空虚之时，乘虚而入、挥师攻打广西了，并一举攻占了桂北的桂林、贺县、昭平等地。
顿时，“桂军”有腹背受敌之忧；于是，“桂军”又不得不撤退，回师广西、以保境为要。
“桂军”撤返后，与“桂系”联手的徐景唐自知独木难支了，遂弃军、去往香港闲居。
如此，广东即为陈济棠与陈铭枢等人据有。
于是，蒋介石又以“中央”名义《任命》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
同时，蒋介石又《任命》驻于江西的鲁涤平为“讨逆军第九路军总指挥”，《任命》“云南王”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
而“桂军”回师广西后，即从梧州、柳州对“湘军”发起反攻；大败“湘军第三十五军第十九师师长”刘建绪、“独立第七旅旅长”陈光中等部后，将桂林、贺县等地收复。
蒋介石见“湘军”败退，则又《命令》四川的刘湘与云南的龙云率部“讨桂”。
但谁知，五月十九日，曾《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忽又在川东发难；如此，四川军阀复又内讧，迫使刘湘只得先去对付李家钰、而暂缓了对广西的进攻。
不过，龙云派遣的一支“滇军”，却东向进军、迫近了“滇、桂”边境。
不久，李明瑞、杨腾辉也率部沿西江而进突入广西，并占领了位于郁江、黔江交汇处的战略要地桂平，兵峰直迫南宁。
而此时的“桂军”因已元气大损，实难再与“滇军”及李明瑞、杨腾辉部交锋。而李宗仁此时已避往香港，白崇禧与黄绍竑见“桂军”已是四面楚歌、大势已去，也不想再打下去了。
于是，俩人将尚存的“桂军”交予时任“第五十二师师长”吕焕炎；并将吕焕炎所部改称为“广西警备军第一师”，《任命》他为“警备军代理司令”兼“第一师师长”，要他“留守广西”。
且为了不让广西落入龙云之手，俩人给吕焕炎留下话：“可与李明瑞、杨腾辉妥协，以保存实力、待机再起。”
然后，白崇禧与黄绍竑于六月二日也离开广西，去往越南的西贡避居了。
吕焕炎领《命》后，即向李明瑞、杨腾辉妥协。因为，毕竟皆是“桂人”曾为同僚，且李明瑞、杨腾辉与吕焕炎并无仇隙；所以，俩人不想难为吕焕炎，也就停止了对他的进攻。
而龙云见白崇禧与黄绍竑都已离去，吕焕炎向李明瑞、杨腾辉妥协后广西境内已无战事；也就知趣地《命令》尚在“滇、桂”边境的“滇军”停止向广西进军，不久就班师回滇了。
至此，历时三个月的“蒋、桂战争”终于结束。
“蒋、桂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倒是兑诺，《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兼《任》“广西编遣区特派员”。而“桂军”残部则被俞作柏收编为“新编第十六师”，仍由吕焕炎《任》“师长”，这倒为日后“桂系”的东山再起保存了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