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国民党“党治”与“军治”之争，蒋介石软禁胡汉民……
却说，“国民党军”对中＊共＊“江西苏区”实施的“第一次围剿”被“红军”粉碎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决定“再调兵遣将立即实施‘第二次围剿’”。
只是，此时的蒋介石还另有一事亟需办，那就是“想尽快制定一部《约法》”。
其实，还在两年前，蒋介石已授意“国民政府法制局”拟就过一个《组织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案》，并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
不过，那只是因为当时社会各界有此竭力要求，蒋介石为显示自己“顺应民意”才如此而为，却并非是他自己的刻求。
也正因如此，当胡汉民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制《约》时，蒋介石缄口没置可否；所以，制《约》之事也就被搁置了。
后来，又因接连不断的战争，实是令蒋介石无暇他顾；致使制《约》之事仍被搁置，且一搁就是两年。
而当“中原大战”接近尾声时，阎锡山等人在北京另立了一个“国民政府”；同时，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约法》起草委员会”，欲抢先制订《约法》。
阎锡山败退太原后仍不忘制《约》，并于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赶制完成且正式颁布了《太原扩大会议约法草案》，即史称的《太原约法》。
虽然，《太原约法》尚是《草案》；但是，阎锡山此举，无疑是对蒋介石一个极大的触动，让他觉到了这《约法》或许果真有用；否则，败局已定了的阎锡山为何还要将它当救命稻草似地拾取、作护身符用呢？看来，自己得补上一课，赶紧也制订一部《约法》以显示自己的正统性。
一九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谭延闿病逝，其“行政院长”之职须补缺。
因此前，“国民政府”改组为“五院制”时，谭延闿已知趣地将“国民政府主席”之职让出，以使蒋介石能将“国民政府主席”与“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兼于一身。
而今，谭延闿病逝了，蒋介石干脆将其“行政院长”之职也揽过来由自己兼任。如此，加上蒋介石原任的“中政会主席”，可谓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了。
按说，蒋介石应算是登峰造极该称心如意了；但不知怎的，他却似乎仍有美中不足之感。
原来，胡汉民回国后向蒋介石提的那套治国方略，虽便于他实施“削藩”和“中央集权”，蒋介石确也从中受益不少。
然而，胡汉民设计的政体，因其治国理念的核心是“党治”两字；据此，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国民党代表大会”产生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或“中执会”。
而“中政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乃至“国民政府”的“五院院长”等都须由“中执会”推选。也就是说，“国民党”的“党、政、军”最高领导的人事任免权是在“中执会”而非蒋介石手中，此即胡汉民所谓的“党治”。
按照胡汉民设计的如此“党治”体制，虽是身兼数要职、看似将大权集于一身了的蒋介石却仍须受制于“中执会”；如此，蒋介石无异于被戴上了个“金箍”而仍要受制约。
而能进入“中执会”的多是些“国民党元老”，这些“元老”非但迂腐得很、且总是倚老卖老地不甚听话，常会对政府说三道四地加以掣肘而令蒋介石甚感不自在。
因此，蒋介石亟望能摆脱“中执会”的约束。
何况，按照胡汉民的“党治”体制，“五院院长”也是由“中执会”任免的；自己这个“国民政府主席”却无权对他们制约，这对于欲“大权独揽”的蒋介石来说，未免也是一种缺憾。
所以，这种体制上的不足、亟须改革加以弥补；否则，自己的“国民政府主席”岂不成了虚位？
而当时，蒋介石采纳胡汉民的谏言、实施“五院制”和“党治”，乃是为了“削藩”的需要。而今，各地实力派的“山头”几被削平了，也就不再需要胡汉民所标榜的、且总令自己觉得碍手碍脚的“党治”。
而纵观西方列强诸国，他们的“元首”多是“总统”，其权力是由《宪法》规定并赋予，不受“党规”的制约。那么，中国何不也采取“总统制”呢？若是能将“国民政府主席”的头衔换成由《宪法》赋予权力的“总统”，套在自己头上的“金箍”岂不就可去掉了？
而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有言：“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也就是说，“总统”可拥有对“五院院长”的任免权；如此，一旦当选“总统”，就可拥有不受政党约束的最高权力，这正是蒋介石所梦寐以求的。如此美事，何乐不为？
只是，若施行西方的政治体制，“总统”一般须由“国民”直接或间接“民主”选举产生；蒋介石自知在“国民”中的口碑不怎么好，若想通过“民主”选举当上“总统”恐会不那么顺利。
不过，蒋介石知道，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选举玩意儿无非是为“愚弄民意、争权夺利、欺世盗名”的一种手段罢了，实际上仍是受人操纵；所以，不必太多顾虑。
再说，那些原来较有实力与自己争高下的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眼下都被一个个打趴在地了，连汪精卫也已吓得亡命海外。所以，此时若行选举，已无人可与自己争锋；“总统”之位非自己莫属，形势对自己应是十分有利。
而欲实施“总统”选举，只要制订一部《约法》并在其中作出与“总统”相关的一些规定就可了。
且早在“二届五中全会”上，就已根据“国民”的要求通过了有关“起草并颁布《约法》”的《决议》。虽然，这一《决议》后来在“三中全会”上被胡汉民否定了；但若是要用，仍可执行。
蒋介石如此思定后，遂决定“趁眼下无人能与自己争锋之时，尽快制订一部《约法》并举行选举”，以圆自己当“总统”之梦，并如愿独揽大权。
为此，“中原大战”刚结束，蒋介石就匆匆地班师南返了。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一面调兵遣将欲对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实施“第二次围剿”，一面即着手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并制订《约法》。
一九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将有关“召开‘国民会议’及制订《约法》”的《提案》交付审议。
会上，蒋介石的“心腹”张群等人当然表示“赞同”，并摆出了充分的理由：“北伐以来，仍战乱不断，皆因无《约法》可循之故。无《约法》，军阀不受约束，中央权威难以建立，中国何能求统一？无《约法》，战源不消，人民生命财产难以保障，又何以言建设？三年以来，为求和平统一，致使数十万将士浴血战场；惟有速订一全国人民公守之《约法》，方可一劳永逸消弥战事祈求和平。”
同时，张群等人又以“召开‘国民会议’，可以密切‘国民党’和‘国民’的关系，增进与‘国民’团结”等解释，甚是冠冕堂皇、振振有词。
然而，胡汉民并不卖账，他以“总理的《建国大纲》没有提‘约法’两字，而单讲‘训政’”为由，仍持异议、竭力反对制订《约法》。并重申：“总理的遗教，就是现成的《约法》；若再另行制订《约法》，就是违背总理的遗教，必将误党祸国。”
胡汉民之所以要反对制订《约法》，是有其自己的盘算。
因为，胡汉民两年前匆匆回国，乃是觉得“北伐”结束、中国统一后，深谙“武人打天下，文人治天下”之理的自己可以大显身手了。
所以，胡汉民向蒋介石提的那套“治国方略”完全是按照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设计的，希图将统一后的“中华民国”打造成由国民党********的“党治”之国；在他的“治国”理念中，第一位的应是党，其次是政府，再其次才是军队，也就是所谓的“文主武从”。
虽然，胡汉民赞同、支持并帮助蒋介石实施“削藩”和“中央集权”；但当蒋介石通过战争，真的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各实力派的“山头”削平后；胡汉民也不免开始担心，已高度集权于一身了的蒋介石会不愿再受制于“中执会”，而凭着他那雄厚的军事实力实施个人独裁。
所以，为了对蒋介石仍有所制约，胡汉民更觉得必须坚持“党治”了。
而今，蒋介石刻意要制订《约法》，胡汉民一眼就识破他是想抛开“党治”而为“独裁”铺路。蒋介石此举，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胡汉民岂能不识？
若是让蒋介石的图谋得呈，一旦制订《约法》成功，进而当选总统；那么，蒋介石就不再受“中执会”约束，“中执会”的权力就会被架空而徒有虚名。
那样，胡汉民不遗余力欲打造的“党治”天下也就会成泡影，代之以的必将是蒋介石靠武力主政的“军治”；胡汉民设想中的“文主武从”就得改为“武主文从”了，“国民政府”也就会成为“党治为表、军治为里”的政治实体，这不是他胡汉民所希望的。
且届时，虽有满腹经纶和一整套“治国”理念、但却手中无一兵一卒的他势必会无用武之地；对此，胡汉民当然也难以接受；因此，胡汉民也就要竭力反对制订《约法》了。
好在，胡汉民现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制订《约法》之事正由他管；所以，胡汉民决定“利用手中的权力、阻止制订《约法》”；至少，不能让蒋介石轻易地实现了他的野心。
而蒋介石见胡汉民如此一而再地阻挠，心中当然也不爽。
在蒋介石眼中，胡汉民只是个仅会舞文弄墨、咬文嚼字的迂腐书生；所以，原本并没把他怎么放在心上。可谁知，胡汉民那股“反对制订《约法》”的倔劲，却着实令蒋介石感到十分头疼了。
然因，胡汉民是党内“元老”，若是排资论辈则比他蒋介石还老，也就令蒋介石一时奈何他不得。
再说，胡汉民在国民党内毕竟仍有很大的影响力，蒋介石还要利用他；因此，蒋介石仍寄望于胡汉民能改变态度，支持自己“制订《约法》”以助他圆总统梦。
为此，蒋介石只得派戴季陶、邵元冲、吴稚晖、张静江、于右任等人先后去劝说，要胡汉民“改变初衷，别再与蒋先生唱对台戏”。
然而，胡汉民不听所劝，仍坚持己见、我行我素；如此，确是把蒋介石激怒了。
且此时，陈果夫与陈立夫向蒋介石《报告》了一个令他忧心的讯息，言：“经调查发现，现在国民党各省区代表中，有百分之六十八会支持胡汉民。”
可见，胡汉民非但成了绊脚石，还对蒋介石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这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声警钟。
而此时，“国民党中执会”中的“元老”们也觉到了蒋介石想搞独裁；遂利用“中执会”尚存的一点权力，欲对蒋介石有所制约。
于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中执会”通过《决议》，免去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主席”之职，由曾《任》“国民政府海外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西山会议派”成员林森接任“国民政府主席”。
“中执会”的“元老”们此举，旨在削弱蒋介石手中的权力。
而在蒋介石看来，这岂止是褫夺了他的一个要职，而简直是在向他叫板了，这令蒋介石如何受得了？
但因，对“国民政府主席”的任免是“中执会”的权力，蒋介石虽甚气恼却是无奈、只得让位。只是，如此一来，更促使蒋介石非要“制订《约法》”不可了，以摆脱“中执会”的制约。
且“中执会”的“元老”们多曾是“西山会议派”成员，与胡汉民可谓是一鼻孔出气；因此，蒋介石甚至于怀疑此举是胡汉民在暗中唆使怂恿之故，也就迁怒于胡汉民。甚至于觉得，“今日之胡汉民，即昔日之鲍罗廷”；看来，是留不得了。
再说，胡汉民现《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这无疑也是“制订《约法》”的一大障碍；仅此一点，蒋介石也非得“要胡汉民让位”不可了。
为此，蒋介石愤言：“余对汉民之主张，事事皆可迁就，但对于主义与大政方针有关者，则决不迁就。”从而，发出了“须搬开胡汉民这块绊脚石”的信号。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晚，蒋介石邀请时在南京的政要到其官邸、位于汤山名曰“陶庐”的“温泉别墅”内聚宴，胡汉民当然也在被邀之例。
是夜，众人已齐聚一堂，胡汉民因召开“立法院会议”而来迟。
但当胡汉民赶到蒋介石的官邸时，却被“国民政府主席侍卫室副官”王世和请入了会客室。而会客室内，却没见蒋介石，胡汉民深感诧异、似觉不妙。
果然，正在胡汉民诧异之时，“南京警察厅长”吴思豫与“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却从会客室侧门而入。
吴思豫向胡汉民出示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信》上罗列了胡汉民的数条罪状；邵元冲更是直言相告：“蒋先生想请胡先生辞去‘立法院长’之职。”
而此时，胡汉民的“侍从副官”、“司机”、“卫士”等一行人已被带到警卫室后都缴了械。至此，已不容胡汉民二话。
就这样，胡汉民被蒋介石扣押软禁了，此即史称“汤山事件”。
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后，这才进入宴会厅当众《宣告》：“展堂积劳多疾，难膺繁职重任，已自请辞职。”
众政要闻言，皆相顾失色、噤若寒蝉。
第二天，蒋介石就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再次《宣布》“胡汉民因病辞职”。
蒋介石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元老”的不满；时在广州的“西山会议派”骨干邹鲁直言不讳地指称：“展堂被扣，实乃介石为独揽大权、行君主专制。”
“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王宠惠也指责，“这是目无国法，目无党纪”。
连蒋介石的“心腹”、堪称其“文胆”的陈布雷也忧心“蒋公此举必引起政潮，为党内外人士之口实”。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已目空一切、顾不了那多，仍一意孤行地将胡汉民软禁在了南京汤山。
因为，胡汉民“辞职”了，“立法院长”之位须补缺；于是，蒋介石提议“由林森接任”。
然因，此时的林森为谋求“西方各国对他就位新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支持，正以“慰问侨胞”及“视察国民党海外部党务”的名义赴菲律宾、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诸国访问尚未回回。
于是，蒋介石就让邵元冲代理立法院长。
同时，蒋介石又授意戴季陶、于右任、蔡元培等人提议“召开‘国民会议’”，以制定《约法》；并决定“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推举吴稚晖、王宠惠等十一人为“委员”。
邵元冲等人受《命》后，各司其职地去忙碌了。
就这样，蒋介石搬掉了胡汉民这块绊脚石；从而，可以无所顾忌地放手而为了，以圆他的总统梦。
不过，为免被指斥“专权、独裁”，蒋介石将“行政院长”之职让出，由“铁道部长”兼“考试院副院长”孙科接任，以堵人口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