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陈绍禹赴莫斯科避险，博古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国联”敦促日本撤军；张
海鹏攻打齐齐哈尔……
却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因内外交困而被迫搁置了对“中＊共＊苏区”的“围剿”。
鉴于形势的变化，已主持中＊共＊中央了的王明则于九月二十日，由他亲自执笔起草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简称《紧急任务决议》，并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
《紧急任务决议》中认为“江西‘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主力击溃了‘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些胜利充分证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中国革命的《指示》与《决议》完全正确，同时也就又一次给予那些对中国革命悲观失望、对于‘工农红军’污蔑的反革命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罗章龙‘右派’、邓演达‘第三党’以及党内动摇悲观、失望消极的‘立三主义’残余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致命的打击。”
王明在《紧急任务决议》中，也忘乎所以地提出了“当前的任务”是“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首先是武汉、南昌、九江、宜昌、沙市、南浔路、平汉路、武长路、株萍路等地”。
同时，指示：“‘中央苏区’必须在‘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政府’，各‘苏区’也必须于‘十月革命节’前成立当地‘苏维埃政府’。”
且指出“目前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主要表现在“不相信‘苏维埃运动’与‘红军’在目前能够取得胜利”，党必须对他们作思想上与组织上的斗争。
王明的《紧急任务决议》听上去是那么的铿锵有力对革命充满信心，但实质上却与李立三曾主张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出一辙，也是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然而，王明在竭力鼓噪“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要全党“对革命充满信心”之时，他自己却胆怯地想离开上海、溜了。
原来，蒋介石虽是搁置了对中＊共＊“苏区”的“围剿”；但在“沪、宁”等地，对中＊共＊的搜捕却仍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且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各地的“学潮”经久不断、难以平息；蒋介石怀疑，“学潮”的掀起必是受“共党”驱使所致，也就更仇视中＊共＊了；因此，对中＊共＊的搜捕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更是变本加厉了。
蒋介石希图通过“对中＊共＊的绞杀”，以达到“抑制‘学潮’”的目的，上海、南京等地也就更是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了。
而顾顺章躲过了“红队”的追杀后，仍在卖力地为蒋介石效命，这对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组织及领导人的安危仍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虽说，自从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变节后，“中＊共＊中央特科”已采取措施，对中＊共＊中央机关、特别是王明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倍加小心、增强了安全措施；但由于，国民党特务加强了搜捕力度，中＊共＊中央机关及领导人欲在上海立足与生存确是更艰难了。
因而，王明甚是担心自己“若是继续留在如此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嘴上虽是不说，心中却胆怯得很，总是想着“得设法尽快离开上海这处险境”；只是，苦无一个适当的托词。
正在王明为自身处境担忧之时，“共产国际”忽来《指示》：“要中＊共＊中央派一名负责人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赴莫斯科参与‘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正迫切想溜的王明即抓住这个机会，决定“由他自己亲自前往莫斯科”。王明的打算，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于是，他刻不容缓地准备离去了。
王明虽是打算“离开中国、去往莫斯科”，但却不想放弃手中的权力，仍欲能对中＊共＊实施遥控指挥。
为此，王明在离沪前，经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量后，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央临时政治局’”简称“中＊共＊临时中央”，并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六人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其中，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常委”。
而接《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才六个月的博古，因其对王明言听计从，更是被指定为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总负责”。
博古本来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但经王明如此一手拔擢后，竟然一跃成了中＊共＊中央的临时“舵手”，真可谓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咄咄怪事；可是，王明独断专行地就是这么做了。
从而，这位年仅二十四岁初出茅庐的“少共书记”博古被扶上了马，成了陈绍禹在国内的传声筒和代言人。
王明安排好一切后，这才于十月十八日，携同“妻子”孟庆树、“翻译”卢竟如等人，在“中＊共＊中央特科三科交通员”吴克坚等人保护下，乘坐日本“大和丸”号客轮启程离开上海，经海参威后秘密奔赴莫斯科了。
王明抵达莫斯科后不久，当选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事务；从而，更是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莫斯科、不必再涉足中国国内的险境了；且又能通过博古这个传声筒与代理人仍对中＊共＊中央发号使令、遥控指挥，可谓是称心如意了。
因而，王明虽是远在莫斯科了，但被史家称之为的“王明路线”仍在中＊共＊党内肆行无忌。
而此时，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已被迫返回南京；致使“国民党军”纷纷撤退到了“苏区”外围，“红军”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如此，眼见形势对中＊共＊及其“红军”大利了；所以，王明自己虽因胆怯、去往莫斯科了，但却要“临时中央”敦促“中央苏区”的“红军”趁有利形势“攻打中心城市”，以在江西省内取得政权。
刚被扶上台的博古对于王明的话，当然是唯命是从。
于是，即以“中＊共＊临时中央”的名义给“江西苏区中央局”下达《指示》：“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在政治军事有利于我的条件下，取得一两个中心城市。不要在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退却，以致能很快的重整他们的旗鼓，再来进攻‘苏区’。”
然而，时《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兼“总政委”的毛＊泽＊东＊却表异议，觉得“‘国民党军’的‘围剿’虽又被粉碎了，但这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介石才被迫作出的退却；而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一俟局势对他有利，必会卷土重来。且眼下的‘苏区’内部，‘国民党军’的大部虽是撤退了，却尚有一些被反动武装占领的土围白点亟待消灭；否则，则会成为对苏区安危的隐患。而红一方面军刚粉碎敌人的‘围剿’，将士们都已十分疲惫；因此，不宜去攻打中心城市，而应先巩固和稳定‘苏区’内部，且应抓紧时机休整；以便做好‘第四次反围剿’的准备，迎战敌军的再犯。”
毛＊泽＊东＊的见解有理有据，但博古听了甚不入耳，却认为这是对“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不遵；于是，十月二十二日，博古再次以“中＊共＊临时中央”的名义致《电》“苏区中央局”，并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指令》：“接‘共产国际’来《电》，要中央‘红军’乘势向外发展，正与中央前次给你们的《指示》相符合，请你们立刻把执行这一《指示》的具体布置及所取得成绩告诉中央。”
欲以“共产国际”的高压，将毛＊泽＊东＊镇服。
然而，毛＊泽＊东＊并未被所慑，却仍坚持己见；并复《电》“中＊共＊临时中央”直言表白：“无法执行‘向外发展’的《指示》。”
如此，毛＊泽＊东＊与“****临时中央”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竟敢如此抗《命》不遵，着实令博古恼火极了。然因，“中央‘苏区’”的几次反“围剿”胜利毕竟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的；有此功勋，倒使博古对于毛＊泽＊东＊甚是无奈。
而博古毕竟是初出茅庐、根基浅薄，不敢太摆架子、过于放肆；因此，也就只得“打住”而没再催促了。
且说，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着手组建了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于是，只注重于作“外交努力”向“国联”申诉，寄希望于“别的列强能对日本的侵华行径有所遏制并敦促‘日军’从被占领土上撤退”。
如此一来，“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军’入侵中国‘东三省’”，更是不打算作武力抵抗了。
九月三十日，在施肇基的努力下，“国联”终于作出了“日军应从现占领地撤退”的《决议》。
“国联”的《决议》确是令日本政府感到了一定的压力，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赶紧《声明》：“‘日军’将相机撤军，归还奉天。”
如此，“南京国民政府”似乎给打了剂强心针，对“国联”更是寄予了信任与希望；且以为“政府的决策正确”，收复沈阳等失地、不必付诸武力。
于是，十月一日，“南京国民政府”即作出《决议》：“在日本未撤兵以前，中国对于日本之侵略与压迫，惟有信任‘国联’，始终主持公道，以维持世界之和平。”
并《电》告张学良，要他“派定‘东三省’统率各地军队之长官”准备“接收‘日军’撤退后之各地”，并“切实负责恢复‘日军’所破坏之各地治安”，以免“日方籍口延宕”。
然而，中＊共＊却清醒地意识到，要想“‘日军’撤出‘东三省’”，不是依靠所谓的“外交努力”能实现的；只有“唤起民众、用武力抵抗，方能迫使日本侵略者缩回它的魔爪”。而“国联”的《决议》无非是一纸空文，且如隔靴搔痒、不会对日本政府有任何触动，也就抑制不了它的野心。
所以，要想“拯救中国，还得依靠中华民族自己，特别是要唤起正在遭受‘日军’蹂躏的‘东北军民’团结一致、抗敌御侮”。
于是，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抗日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
中＊共＊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则在《红旗周报》第二十期上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的文章，指出：“现在组织‘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即作出了“在东北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
如此，在国民党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日军”的侵略不作抵抗、只是一味的“要‘国人’忍辱负重”的情况下；中＊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义不容辞地振臂高呼，号召“‘国民’奋起抗日”了。
在中＊共＊的号召下，各地的“抗日”浪潮更是高涨了；一些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官兵顾不得有违上司的“不抵抗”之《令》，纷纷揭竿而起、自发地准备“抗战”了。
九月二十四日，驻在依兰的“东北军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通电》呼吁辖地军民“团结抗日”。
第二天，移驻榆树的原“东北军第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也《宣布》“抗日”。
而“东北军第三十四旅旅长”冯占海则在新驻地舒兰举行了“抗日誓师大会”，决意“抗战”。
九月二十九日，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曾成立过“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等组织并领导了一系列“反日”斗争的阎宝航，与高崇民等人在北平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
与此同时，中＊共＊党员王北成奉《命》以“黑山励家车站站长”的公开身份，联络了黑山县大兴庄、广盛屯的李庆年、阎海峰、刘凤梧等五十多人组织了一支“抗日义勇军”。
而中＊共＊党员、时《任》“东北齐克路局秘书”刘澜波也联络了活动于黑山县英城子一带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高鹏振等人，组建了“东北国民救国军”。
如此，“东北军民”的爱国热忱被激发而纷纷奋起“抗日”了。
而“国联”作出的《决议》，果如中＊共＊所料，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对日本政府毫无制约作用。
原来，“国联”作出《决议》后不久，日本“关东军”于十月十一日发布《公告》向日本“国民”《宣布》了“九·一八事变”的战果，在轻易地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的同时，还缴获了炮二百三十五门、枪十七万支及其他计八千万元的战利品。
战争能带来如此大的收获，对于正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日本无疑如注入了活力，日本为之举国欢腾了；因此，日本“天皇”及政府也转而支持“关东军”扩大战果了。
如此，希望“日军”执行“国联”的《决议》“主动撤军、奉还中国的被占领土”，实是不可能了。
由于，得到了“天皇”的支持，“关东军”的腰板更觉得硬了。
因此，“日军”非但对于“国联”的《决议》置若罔闻；却在占领辽宁、吉林两省后，更是加紧了对中国“东三省”扩大侵略的步伐；且觉得“此刻正是夺取‘北满’的绝好机会”，并准备进而再谋取黑龙江省。
只因，黑龙江省内有“苏俄”的“中东铁路”及其他的利益所在；“日军”若是进入这一地区，必会影响到“苏俄”的权益，恐会引起“日、苏”间的冲突；因有此顾忌，日本这才不敢贸然直接用兵。然而，日本不甘就此罢休。
且此时，张海鹏因与张学良有隙，已在洮南《宣布》“独立”。
日本知道张海鹏背叛张学良，缘于欲求“‘黑龙江省省长’之职未能如愿”之故；于是，决定利用张海鹏的这一欲望，唆使他去攻取黑龙江省。
如此，日本则可暂不直接用兵，而最终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且若，因此触及“苏俄”权益而产生矛盾；由于“日军”没有直接用兵，也就可避免“日、苏”间的冲突。
日本打了这通如意算盘后，即派人去见张海鹏；以给予三百万元及大批枪弹作诱饵，要他“起兵去攻取黑龙江”；同时，许诺“事成后，即由其担《任》‘黑龙江省省长’”。
。果然，日本人的这一招灵念了；特别是，“黑龙江省省长”是张海鹏梦寐以求；因此，一拍即合，张海鹏就心甘情愿地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了。
于是，张海鹏用日本人给的钱与枪、扩充队伍又装备了两个团；然后，即遵照日本人的意图，起兵欲“夺取黑龙江”了。
由于，洮南位于吉林省西北部，与位于黑龙江省中西部的齐齐哈尔仅二百五十公里之距，跨过嫩江即可抵达；且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省的首府，攻取此地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
因此，张海鹏决定“先北上攻取齐齐哈尔”；然后，再进而攫取全省。
为此，张海鹏以徐景隆为“先锋”，《命》其“率三个团先行，向齐齐哈尔进军”；自己则于第二天，亲率大军随后跟进。
十月十三日，徐景隆率三个团、沿吉林省四平至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平齐铁路”向北挺进。起兵后，一路上倒是没有受阻，就顺利地进入了黑龙江省境内。
十月十五日，徐景隆的先头部队进抵位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交界处有“鸡鸣三省”之称的泰来。
泰来“守将”朱凤阳见张海鹏的大军来攻，因胆怯不战自退、弃城而走；于是，徐景隆不费一枪一弹就得了泰来。
接着，徐景隆继续率部北上、向齐齐哈尔挺进。
而此时，由于时《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中原大战”时奉《命》“入关助蒋”，至今仍随张学良留驻在北平，齐齐哈尔城内可谓是群龙无首了。
所以，闻《报》“张海鹏率部前来攻打”，城内也就呈现一片惶恐之状。一些“省府大员”有的已准备逃命，有的则主张“迎张海鹏入主黑龙江”以免兵祸。
然而，时《任》“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珂却不愿降敌而力主抵抗；因此，谢珂挺身而出主动号召军民“坚决抗战”，挑起了守卫齐齐哈尔的大梁。
为此，谢珂《命》“省城卫队团团长”徐宝珍“率部在距齐齐哈尔以南百余里的江桥、迎战张海鹏”。
就这样，“南京国民政府”与张学良虽然仍没下《令》“抵抗”；但是，“东北军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还是自发地组织抵抗了。
江桥位于松花江的支流嫩江与“平齐铁路”交叉处，是北上齐齐哈尔的必经之地、可谓“咽喉要道”。
徐宝珍奉《命》进抵江桥后，因所部仅有一个团，遂在嫩江北岸的大兴重点布防，欲“凭借嫩江天堑”拒敌；同时，派“工兵营长”刘润川在嫩江南岸的江滩上埋设地雷，以阻截敌军。
十月十六日，徐景隆率部进至嫩江南岸。他因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泰来而有些得意忘形，全没把已在嫩江北岸布防的徐宝珍放在眼里、甚是轻敌。
徐景隆抵达嫩江边后，就急不可待地欲向嫩江北岸发起进攻。
且因，嫩江桥已被毁，难以由桥上过江，只得涉水渡江了；于是，求胜心切的徐景隆懵懵懂懂地就率部、一头冲入了江滩。结果，踩响地雷、血肉横飞了。
就这样，还没开仗，徐景隆却被炸身亡了。
徐景隆被炸死后，所部顿时大乱、不战自溃。后续的张海鹏见徐景隆遇炸身亡、出师不利，也就畏慑怯惧而不敢进了。
且说，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接到“南京中央政府”要他“派定‘东三省’统率各地军队之长官”准备“接收‘日军’撤退后之各地”的《电报》后，即着手落实。
因为，张学良已于九月二十三日《任命》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所以，不必另任。
而“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因时在辽西的锦州，对于吉林的军政要务似有鞭长莫及之虞；于是，十月十二日，张学良《任命》时已驻在宾县的诚允为“吉林省政府代理主席”。
而“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也时在北平，黑龙江省的军政要务更是无人主持了；于是，十月十六日，张学良又《任命》时任“黑河警备司令”兼“东北军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
如此，“东三省”的“政府主席”这才算是都补缺了。
不过，张学良任用诚允与马占山，只是为了作“接收失地”的准备；因此，虽是作出了对俩人的《任命》，却仍未下《令》“要对日‘抵抗’”。
其实，此时的张学良因见“‘国联’已作出‘敦促日军撤兵’的《决议》”，更深信“‘南京中央政府’的‘外交努力’会有成效”，因此“唯恐抵抗后，会毁了‘南京中央政府’的‘外交努力’，而使来之不易的成效付诸东流、前功尽弃”；所以，仍是“忍耐”了“不打算‘武力抵抗’”。
而马占山受《命》后，即从驻地瑗珲赶赴齐齐哈尔。
只是，马占山受《命》时已是十月十六日；此时，徐景隆已率部进抵江桥。而瑗珲距齐齐哈尔有千里之遥，马占山尚在奔途中、急切难以赶至。
好在，谢珂自告奋勇、挺身而出、进行了抵抗；且徐景隆刚抵江桥就被炸身亡，“江桥之战”暂息，这才让尚在奔途中的马占山稍缓了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