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曾国藩专注洋务，奕訢支持；奕訢遭贬，慈禧专权；慈禧过问洋务，洋务运动兴起……
却说，奕訢总理朝政后，几年下来，果然很有起色。
清皇朝不但剿灭了太平天国，终于使漫延于江南多年的战火平熄了；江北的捻军也受到了重挫，其残部已似流寇般地逃往他处不知所踪。此时，尚有陕、甘一带的回民仍在闹事，但对于经受了太平天国起义惊骇的清皇朝而言，这只能算是疥癣之患了。
此时，奕訢深感到欲使这个千疮百孔了的皇朝振兴，必须得有新的举措。凭着他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深知洋人并非如被国人所鄙视的那样尽是一些“只知靠蛮力掳掠而未曾教化”的夷族。西洋各国中有着许多优于大清皇朝、华夏民族的东西；仅就炮、舰而论，大清朝的战船全是靠人力驱动的木壳船，当然比不得西洋诸国用机器驱动的铁壳战舰；大清朝将士使用的兵器主要是刀、枪、棍、棒之类的冷兵器，所谓的十八般武艺在洋人使用的洋枪、洋炮面前相形见绌无长处可言，清军在与洋人交锋时也就只能是屡遭惨败了。
何况，奕訢还见过许多洋人制造的精巧的器械和玩艺儿；有些简直难以想象是怎么造出来的，可见洋人的技艺果然有其高明之处，值得国人学习。况且，流窜的捻军及在陕、甘作乱的回民，也仍须靠武力方能剿灭。所以，若能将洋人的技艺学到手，取其所长为己所用，必能增强国力重振军威。如此，非但可用以剿灭匪患，且能抵御外侮免受欺凌；此可谓是一举两得，岂不美哉，何乐而不为？
奕訢思及此，即决定将办洋务作为第一要事，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两宫太后的支持。
两宫太后听说如此不但可藉武力靖平匪患，且增强国力后能免受洋人的欺辱而重振大清朝的国威；两宫太后正求之不得呢，因此全力支持且乐见其成。得到两宫太后的支持后，奕訢更是可以放手而为了。
而曾国藩自从自裁湘军后，倒是感到了一身轻松；于是，一门心思的搞洋务了。
不久，容闳从海外购来了一大批机器，圆满地完成了曾国藩交待的差事。曾国藩十分满意，于是奏请朝庭为他谋取了一个五品的官衔；从此，容闳也步入了清皇朝的仕途，并结识了江苏巡抚丁日昌等人。
丁日昌，字禹生，广东丰顺人；因与容闳同籍广东，两人视为同乡，也就多了一份乡情而常有往来。
丁日昌以办团练起家，但对办洋务也甚感兴趣，曾在同治元年即主张设炮局，仿铸洋炮以供军用。平时，丁日昌也经常留心西方的科学技术，欲“引西艺而为中用”；因此，两人言投意合。
此时，容闳想办的第一件事是向朝庭建言“组织更多的华人幼童赴美深造”；如此，可为强国兴邦培育必需的人才。然而，按照清庭的规定，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所以，容闳虽已授了个五品官衔，却仍无奏事权；他的所思所言难达天庭，所有的抱负也就难以实现。于是，容闳只得写了一道建议“幼童留美”的《条陈》，交由丁日昌代为奏请。
然而，丁日昌却也感到自己官衔不高，位卑言轻不宜直奏；于是，丁日昌设法将容闳的《条陈》转呈给了素有“开明派首领”之称的时任军机大臣的大学士文祥。可谁知，文祥接了容闳的《条陈》后，忽然因家母亡故而回籍丁忧去了，匆忙之间忘了将此事交待；因此，关于“幼童留美”的奏事也就被搁下数年无人问津。待文祥丁忧后回京，已时过多年，且文祥早已将此事忘到了脑后，那份《条陈》也不知塞在了何处。
容闳经此波折，心灰意冷的也不想再提了。
且说，自从倡导洋务以后，奕訢的身边很快汇聚拢了一批热衷于洋务的地方实力派。一时间，搞洋务成了一股潮流，朝野上下无不对此津津乐道；奕訢见诸事顺遂，也就十分心悦而更欲大力推进。
然而，办洋务毕竟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初始阶段更不必言。而因屡屡的对外赔款、长期的剿匪所费、历年的赈灾济荒，大清皇朝国库中所存银两已是不多，让人甚感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之窘迫；身为首席总理大臣的奕訢更有切肤感受深觉无奈，大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虞。然而，洋务运动已似奔马难以收缰，如飞矢不可逆转；且洋务乃强国兴邦之道，奕訢也绝不想让其半途而废；所以，即使是勒紧腰带，从牙缝里挤出银两来也要把它办下去。
因此，奕訢一方面竭力鼓励地方自筹资金办洋务；另一方面从紧从严节约开支，国库中的每锭银子都得掰开两份来用，连宫闱所需也不例外，奕訢欲以此省下更多的银两用于洋务。
且说，已位至总管太监的安得海仗着有慈禧太后的宠信，常藉口“宫闱所需”而虚报冒领，挖空心思地欲用国库中的银两填满自己的口袋。奕訢也时有耳闻，甚是不乐；但因其是太后的宠信之人，却不便处置权作充耳不闻。
一日，安得海又让小太监领取宫中所需膳具，数量之多令库管员亦颇有微言。合巧，此事又让奕訢知晓了。
奕訢兢兢业业地一心想把大清皇朝这付烂摊子收拾好，最容不得这种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行为，这次再也忍不得了。
因为，皇家所用膳具都出自官窑；其烧制工艺十分繁复，件件皆是上品之作甚至于可堪称稀世之宝，为民间罕见；其价值绝不亚于白银黄金，岂可不妥善保管任其毁损而随意取用？于是，奕訢指令手下减半发放。
安得海闻知所要之物未能如数领取，觉得让他这个总管太监大失了脸面；于是，兴冲冲地赶去诘问奕訢：“宫闱之需，何不能取耶？”
奕訢坦然答道：“宫闱所需，按例早已供发。汝等为何不善加使用，妥为保管；而视金玉如粪土，任其毁损，却随意取用耶？”
安得海无言以对，愤愤离去。
此事过后，奕訢倒是并不放在心上。然而，安得海是个刁钻小人，他岂愿甘心遭此诘难。于是，他指使手下故意将宫中所用膳具中的官窑精品一律藏匿不用，而全部换上民间所用的粗瓷劣器。
果然，慈禧太后见此情状心中纳闷，遂问安得海“何故？”
安得海即添油加醋地将奕訢如何扣发宫用膳具之事告诉，并进谗言道：“恭王所为，不仅是对小人，乃欲约束老佛爷；自洋务以来，恭王自恃功高，朝野任其呼唤，目中已无两宫，老佛爷当防微杜渐耶。”
安得海的这番话十分狠毒且又很是灵验，慈禧太后听了果为所惑心中甚觉不快，同时也勾起了她心底早已藏着的一些不乐。原来，有几次朝议，奕訢因慈禧太后意见相左，则高声抗辩而使她甚失颜面；虽然，奕訢并非是故意而为，但在她觉得这是在蔑视她身为太后的权威，是目无君臣之礼不能容忍的；只是，当着满朝群臣的面，慈禧太后故作宽容之态不加指责罢了；但心中总是闷闷不乐，至今难以排解。所以，听了安得海的一番状告后，确也感到了奕訢的言、行实在是太过了，全不把她这位太后放在眼里，长此以往放任不究哪还了得？看来，得设法将其约束一下了。
其实，两宫太后当时之所以要给奕訢议政王等许多显赫的头衔与要职；一则虽然确实是因为奕訢在辛酉政变中为肃清顾命八臣立下了汗马功劳，才给予他那么丰厚的封赏；二则也是欲借奕訢的声望与能力平息朝野，匡扶****中的朝庭免遭倾覆，从而辅助新皇及两宫太后坐稳天下。
而今，辛酉政变过去几年了，朝中百官已归顺臣服；太平天国被剿灭，心腹大患已被祛除；而英、法等西夷诸国得了那么多实惠后，也已心满意足地不再滋事。看来，大清皇朝能过上几年太平日子了。再说，经过几年的垂帘听政，慈禧太后已对诸如朝政议事之类有所熟习，无须再依赖他人。所以，慈禧太后也正欲设法摆脱奕訢，把朝政大权掌握到自己手中。
安得海的话更是提醒了她，觉得确实不应再拖了，否则会尾大不掉而难以对付。虽说，奕訢是自己的小叔子，辛酉政变中又是全靠了他，而至今尚未察觉他有甚异志邪念，慈禧太后确也不忍与他交恶。但当她想到，奕訢现在手上握有的重权实在太多了，确实有功高盖主之虞；若是日子久了，谁能保证她的这个小叔子不会成为第二个肃顺，从而也对她构成威吓呢？所以，如其待到他羽翼丰满有了不臣之心后再设法对付，倒不如早作提防现在就削减他手中的部分权力，只少得压一压他的锐气让他知趣一点；如此，也方能显一显她这位太后至高无上的权威。慈禧太后想到这儿，如同吃了定心丸似的决定对付她的小叔子了。
虽然，慈禧太后知道，若是处理不当，或许会与奕訢反目成仇；但是，为了抓回权力，她已顾不了那多，而且不得不狠下决心。不过，慈禧太后虽然那么想了，但还不敢明着与奕訢较劲，且也找不到适当的机会和藉口。她知道，若是师出无名凭白无辜地褫夺奕訢手上的权力，必定会引起朝野议论；那样，非但难达目的，或许反而会对己不利。何妨，奕訢手上已握有的那么多重权，也不会轻易地愿意放弃；稍有不慎，恐怕会适得其反引火烧身而自食恶果。再说，慈安太后钮钴禄氏是个太过慈心之人，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对有功于她俩的小叔子奕訢下手。因此，慈禧太后一时倒是没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克制自己耐下心来静候时机。
而议政王奕訢自从得到两宫太后的厚赏，心中沾沾自喜；一门心思放到了洋务上，从不提防慈禧太后会在暗中打他的主意。同时，仗着皇叔的身份，奕訢平时的行为举止确也不甚检点；每每没有宣召就径入后宫而招人非议，也常令慈安太后心感不悦言其不懂规矩。然而，奕訢却不以为然仍无约束，继续我行我素地出入如常。
一日，奕訢又径自入宫晋见两宫太后，慈禧太后故意没让宫女为其上茶。
奕訢滔滔不绝地禀告了一番后觉得口中干渴，竟然取过皇上所用的御杯品茗解渴；慈安太后见了很是反感，勉强忍住了没加喝阻。奕訢却毫无察觉自己的行为严重失当，饮毕放回御杯，才告退。
慈禧太后见状暗喜，待奕訢退出后，即对慈安太后道：“姐姐可见？议政王太放肆了。难怪人言，而今朝野上下，只知有恭府，不知有朝庭。”
慈安太后闻言后更是惊愕了，忙问：“果有此言？”
慈禧太后又故意说：“此乃传闻，未知真假。不过，今日议政王所为，已不把皇上及妳我姊妹放在眼中；看来，并非无中生有，《谚》曰‘宁信其有’，故应小心为上，方能免祸。议政王若生异心，如何是好？”
慈禧太后说着，睨视了一眼；只见慈安太后虽有所触动，但却说：“议政王有过，尚不致悖逆；且议政王与妳我有叔嫂之情，安会有异心？”
慈禧太后却道：“姊姊之言差也，顾命八臣皆皇亲国戚、宗室贵胄，岂也欲置妳我于死地耶？此一时彼一时，世事多变，谁能逆料？议政王所思，谁人能知？今日已露端倪，安可等闲视之？若此，待事发，则追悔莫及矣。”
慈禧太后的这一番言语，果然将慈安太后说动了；只见她脸色渐变，尔后不知所措地反问：“若是如妹妹所言，当如何？”
此时，慈禧太后却不动声色，故意也显出一副为难之态，然后才说：“而今，议政王重权在握，急切或生变，故尚须谨慎，容慢度之。”
慈安太后听了后，微微地点了点头。至此，两宫太后终于产生共鸣了；虽然没能想出一个具体的办法，但两人已是心照不宣地相互默许。
但当慈禧太后辞别时，慈安太后却又郑重地关照了一句：“议政王若无悖逆之心，则只可稍作约束，不应太过。”
慈安太后毕竟是后宫之首，所作的关照，慈禧太后不敢不从；于是，慈禧太后答应一句“妹妹知道”后，回自己的寝宫去了。
不久，慈禧太后见到了一份由御史蔡寿祺写的《奏折》，所奏之事正是欲弹劾议政王奕訢；虽然，其中不乏虚妄之辞，但慈禧太后却终于有了藉口可以惩一惩奕訢了。
蔡寿祺之所以上《奏》弹劾奕訢，是因为自从上次被奕訢斥责后一直记恨于心；而奕訢不知检点地在朝堂上与慈禧太后争执，使他觉到了慈禧太后与奕訢之间迟早要暴发冲突，这正是他可借力发挥予以报复的机会。因为，慈禧太后是个好强的女人，岂容得奕訢如此对她无礼？而慈禧太后毕竟是当今皇上的生身母亲，奕訢虽有权势却绝不会是她的对手；当年，肃人等顾命八臣，无论从哪一方面都不亚于奕訢，况且要被当时力量尚弱、孤儿寡母的两宫太后扳倒；而今，皇上及两宫太后的地位已稳，奕訢单枪匹马的当然更不是她的对手了。如今，慈禧太后忍而不发，那无非是在积蓄力量；一旦暴发定会让奕訢受不了，甚至于如肃顺一般身败名裂。所以，自己得留个心眼择主而事；何况，自己还受过奕訢的那一顿窝囊气呢；那就赶在慈禧太后欲对其下手之前，干脆奏上一本，将奕訢弹劾；如此，即能出了那口怨气，或许还能在慈禧太后那儿记上一笔首功呢。
蔡寿祺那样想后，也就斗胆地提笔上《奏》，弹劾奕訢了。蔡寿祺在《奏折》中罗列了奕訢“嚣张跋扈，目无君上；揽权骄盈，闭塞言路；收受贿赂，徇私枉法”等罪名，并直言，应将其“罢职问罪，归政朝廷”。
蔡寿祺敢上如此《奏折》弹劾奕訢，可谓是吃了豹子胆，谁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然而，蔡寿祺却没有失算，他的这份弹劾奕訢的《奏折》，正是慈禧太后求之不得的。慈禧太后阅后，立即借题发挥；避开以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召见了体仁阁大学士倭仁与周祖培、内阁学士殷兆镛、工部尚书朱凤标、刑部尚书桑春荣、刑部侍郎吴廷栋、礼部主事王发桂等人，将蔡寿祺的《奏》本交付给诸大臣会议。
诸大臣不知慈禧太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面面相觑胆战心惊地谁也不敢擅自主张；均皆怔怔地等待慈禧太后发话。
慈禧太后见状，心中暗喜；过了好一会，才开导说：“诸爱卿皆先朝老臣，应念先帝恩惠，辅佐当今皇上，言无拘而行无畏；凡欺君误国者，虽王、候亦当击鼓问罪，今何畏缩而不敢议耶？”
众大臣闻言，再次面面相觑，却皆已汗流浃背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倭仁毕竟是同治皇帝的老师，较诸大臣有胆有识；他见如此僵持非是上策，沉思了一会后，俯首磕头道：“太后懿旨，臣等岂敢不从？然此事关重大，惟两宫太后方能断，臣等安敢妄议？若必须，请容臣等纠察据实后再议。”
倭仁言毕，众皆附和。慈禧太后见状，知众意难违，遂不再强求；众大臣这才战战兢兢地退出，择日会议。
几天后，群臣在倭仁府中再次会议，都觉得蔡寿祺弹劾议政王奕訢无非是为了泄私愤，所奏诸事并无实据；故而，应治蔡寿祺诽谤之罪。
然而，倭仁毕竟是三朝元老世故见惯而老谋深算，觉得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于是道：“议政王何许人也？当朝皇叔；百官之首，集大权于一身；谁人见了，不退避三舍，何敢攻讦？区区御史，言官而已；若无强人指使，安有斗胆？”
群臣闻言后顿有所悟，更不知该如何办了。
大学士周祖培忍不住道：“若有指使，绝非等闲之辈；莫非，太后别有所图？如之奈何？”
其实，倭仁也已经想到了，蔡寿祺身后定是两宫太后；否则，何来如此大的胆子？但是，两宫太后为何要惩治她的小叔子呢？因为，谁人不知，辛酉政变中，奕訢是立了大功的；若无奕訢，岂有两宫太后的今日？如此思来，又似若不通。然而，再思，何尝不可？此一时彼一时也。而今，议政王身兼数要职，集大权于一身，似实太过；此足以令皇上与两宫太后极度忧虑，也在情理之中。看来，两宫太后是想褫夺议王的权了；她们自己不能明言，且欲借他人之手而图之，故出此招。若果真如此，则确实棘手了。但看来，若是不从了两宫太后的意愿，或许众人都会落个不是。然而，议政王重权在握，也得罪不起；若是处置不当，或许也会引火烧身，甚至于徒生事变酿成祸害。
倭仁想到这些，确是感到两难了，不知该如何是好？此时，群臣也都已有所同感；只是，都感到犯难胸无良策而面面相觑缄口不语。
最后，众人推崇倭仁执笔，勉强拟就了一个《奏》折，曰：“臣等秉承太后懿旨，诚惶诚恐，不敢懈怠；然经纠察查询，御史所言，未有实据；道听途说，岂可尽信？故臣等以为，议政王无悖逆二心，若妄加治罪，恐有不妥，当慎重为要。然议政王重权集于一身，史所罕见；恐日久引滋骄恣，甚是不妥；为社稷计，应当约束，归政于朝，太后宜明察决断。”
如此委婉的说辞才算向慈禧太后回禀权作交待了。
慈禧太后阅过倭仁等人的《奏》本后，知道这分明是在为奕訢开脱罪责，心中很是不悦；但当阅至“应当约束，归政于朝”语时，倒是觉得很合自己的心意；因为，慈禧太后的本意也正是如此。只是，倭仁等人没能替她唱黑脸，这出戏还得由她自己唱下去了；慈禧太后一时却想不出还能有什么法子，将奕訢手中的权夺回来。于是，慈禧太后在心中暗暗的骂了一句“老奸巨猾”后，也就不予计较，而将蔡寿祺的《奏》事暂时按下不提，另作打算了。
谁知，此事很快让奕訢获知了。奕訢听说蔡寿祺一个区区的御史竟敢胆大包天地弹劾于他，气得七窍生烟了。
于是，第二天朝会，奕訢即欲追究蔡寿祺的诬陷之罪；群臣皆不敢言，都替蔡寿祺担心；当然，已谙悉内中机巧的，却暗道奕訢傻。
而此时的慈禧太后觉得，奕訢竟将此事当朝提及，这正好是寻衅惩治他的机会；于是，故意发话刺激奕訢：“御史乃朝中言官，理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安可妄加治罪？议政王何因一二异议，暴躁如此耶？”
奕訢见慈禧太后非但偏袒蔡寿祺，却更有言外之意；于是，忍不住将矛头转向，当着满朝群臣的面又与慈禧太后争执开了。
两人当庭争执，已非首次；群臣虽有异议，却也习以为常。而这次，慈禧太后是故意挑逗欲将事情闹大，也就毫不逊色地与奕訢大声争执了，把个朝堂闹得不成样子。两人争得面红耳赤难以收场，令满朝大臣只觉得“叔、嫂相争，太不成体统”了；但谁也不敢出声，更不敢道谁是？谁非？
而自从上次奕訢擅用御杯后，慈安太后对于奕訢的不检点行为已有成见；今日见其又与慈禧太后当庭争执，大失了皇家礼仪。慈安太后实在忍不住了，觉得不能再让奕訢如此放肆；于是，厉声将奕訢喝阻，严词斥责：“议政王安敢与太后争执，成何体统？无视皇家礼制，以下犯上，该当何罪？！”
慈安太后的喝阻斥责，才使奕訢觉到了自己的不当，讷讷而不敢再粗声。
此时，蔡寿祺趁机反攻，又奏道：“奕訢徇私枉法，结党营私，悖逆朝庭，居心叵测，罪不可恕；应将其革职严办。”
慈安太后却也斥责道：“汝言议王徇私枉法、结党营私，有何实据？悖逆两字，岂可妄言。议政王之责，本宫自有公断，何用汝多舌。”
蔡寿祺讨了个没趣，这才缄口不敢复言。
慈禧太后闻得慈安太后的话锋转了，唯恐其赦免了奕訢；赶紧侧身对慈安太后耳语几句“该如何，如何”，慈安太后微微颌首。
于是，慈禧太后当着满朝群臣的面当庭宣告：“奕訢咆哮朝堂，毁损纲纪，失君臣之礼；即刻免去议政王诸职衔，以儆效尤。念其累年勤勉治国，有功于朝；尚允其内廷行走，留任总理衙门；反省思过，以观后效。”
奕訢想不到慈禧太后会给他如此厉害的一招，虽曰“免职”，与“革职”何异？但因所列的“咆哮朝堂，毁损纲纪”的罪名是有目共睹无可抵赖，奕訢纵然有一百张嘴也是难以辩白。
而在事实面前，众大臣谁也没能帮奕訢说话开脱；面面相觑了一会后，皆明哲保身地缄口不语唯恐引火烧身。就这样，同治四年，慈禧太后将奕訢手中的权力褫夺一空了。
奕訢虽然甚觉不平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怪自己太不检点不分轻重地任性而为方至如此，只好任凭发落了。不过心想，两宫太后没有进一步治他的罪，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留任总理衙门，这该算是给他留了个面子和退路。而奕訢本无野心，失去一些权力倒也无所谓，只是有点感到冤屈而已。好在，慈安太后知他无悖逆之心，把蔡寿祺的诬陷之辞已予驳回，倒是给了他一个安慰；因此，奕訢暗暗长叹一声后，也就认命作罢了。
其实，慈禧太后之所以让奕訢留任总理衙门；是因为，多年来清皇朝的涉外事务一直是由奕訢经手；长期的交往已使奕訢与西夷诸国有了较为融洽的关系，各国驻华使节也只愿与奕訢打交道。所以，慈禧太后担心，若是将奕訢一撂到底，特别是若将他的总理大臣之职也免了，或许会招致各国驻华使节的反对，节外生枝的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而洋人攻打北京城、火烧圆明园的余悸尚存，慈禧太后最怕的就是洋人的枪炮了，也就不得不有所顾忌；因此，慈禧太后只好给奕訢保留了这顶官帽。
而奕訢经此挫折后，终于觉到了慈禧太后的手腕厉害；从此，不敢再与她抗争，夹着尾巴做人了。
奕訢被免职后，朝政大权归于两宫太后。由于慈安太后仍一如既往地不太爱过问朝政，朝中大小事宜也就均放手让慈禧太后处置。所以，名义上虽是东宫为尊，但实际上处理朝政的大权已渐渐的落入了慈禧太后之手；日久，群臣也就习以为常心照不宣地一切都得听命于慈禧太后了；至此，慈禧太后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慈禧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开始重用醇郡王奕譞。因为，奕譞的大福晋叶赫那拉·婉贞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多了这一层至亲的关系，慈禧太后当然可以放手托付。
奕譞的学识和才智虽然都不及其兄长奕訢，但为人倒是谨慎谦卑从不张扬绝不会与慈禧太后对抗，且处事无甚主见拿捏不定任人摆布。所以，慈禧太后用奕譞，无非是扶植了个傀儡而已；为的是堵朝野之口，免得被非议太后专权。而奕譞确也深谙明哲保身之道，当朝辅政后从无真知灼见，只知俯首听命于慈禧太后。所以，此后处于变幻莫测的政坛多年，虽一无建树，却经久不衰；而这却正合了慈禧太后之意，清皇朝的大权也就从此牢牢的落在了她的手中。
慈禧太后揽权后，又想方设法地拉拢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皆是有奶便是娘之辈，眼见奕訢被罢官免职势衰力竭，也就纷纷的倒戈转向各求自保。慈禧太后则一面好言抚慰，一面加官进爵以利相诱，很快就使地方实力派臣服了；至此，慈禧太后也就没了后顾之忧。
接着，慈禧太后又亲自过问洋务事宜，欲以此进一步笼络人心。
此时，已开办了几年的各地同文馆，陆续增设了德文、日文，并加授算学、医学、天文、地理、化学、物理及万国公法等多门学科。那些儒家出身的士大夫们见同文馆内设了那么多课程，却没有开讲孔孟之道，心中甚觉不爽。他们认为抛弃老祖宗的东西，却去学西洋的乖巧之术，这是舍本逐末于治国安邦无益；于是，竭力反对并加以诋毁。
时有山东道监察御史李盛藻则《奏》本，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不学孔孟，但求机巧，此舍本逐末，误国之道，断不可取。且吾朝泱泱，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夷人耶？”
以同治皇帝的老师、体仁阁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一帮老学究也竭力反对学、用西技，而此时的慈禧太后则明确表态站在了洋务派一边。
慈禧太后在接到李盛藻《奏折》的当天，即发布一道上《谕》，曰：“立馆治学，朝庭所倡，乃取正道之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辅相成，有何不可？天文算学，原为儒者所当知，不得视为机巧。从今往后，凡五品以下，皆可出自馆学，且满、汉皆可；学之优等者，当赏之；此可拓展仕途，广揽人才，强国兴邦，何乐而不为耶？”
这道上《谕》给了那帮学究们当头棒喝，学究们叽叽喳喳的反对声顿时静寂了。
慈禧太后的这一招，十分讨好地方上热衷于搞洋务的实力派；自从有了慈禧太后撑腰后，那些热衷于搞洋务的实力派也就更是理直气壮地干开了。
于是，慈禧太后与他们之间又多了一种共识。只是，慈禧太后在支持搞洋务的同时，却也定下了几条规矩，即：任怎么搞，但“纲常不能变，宗法不能变，朝庭不能变，皇权不能变。”如此规矩与他们所需并无矛盾；因此，众皆心领神会，奉为金科玉律，不越雷池半步。
于是，同治四年，欲求更大发展的曾国藩去往上海与李鸿章商议；提议由李鸿章出面，以四万两白银的价格从美商手中买下了位于虹口的旗记铁厂，欲将其扩建成一座机械厂并增建一个船坞。
因李鸿章曾在上海多时，有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所以，此事办得尚算顺利很快成交。
此前，李鸿章曾在上海与苏州两地各办有一家规模不大的洋炮厂；李鸿章即把旗记铁厂与上海洋炮厂合二为一，曾国藩则将容闳从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投入；于是，江南制造局就在上海诞生了，这是中国第一座使用机器设备制造产品的军工厂。
几年后，江南制造局就造出了一艘用蒸汽机驱动的恬吉号舰船；为此，清政府每年下拨几十万两白银作为其常年经费加以扶植。尔后，江南制造局曾移址扩建，并更名为江南船坞、江南造船所、上海兵工厂、江南造船厂等。此是后话，顺提。
同时，曾国藩又欲将安庆内军械所移至金陵，以拓展其规模。
而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也欲在福州办一所船政局，专事制造舰船；并打算内设一所船政学堂，以培养船舶制造及驾驶的人才。一时间，各地的实力派都纷纷投入精力、物力兴办洋务了，洋务运动悄然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