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李鸿章建北洋水师，朝鲜江华岛事件，引发中日冲突；《日朝修好条规》……
却说，清政府欲建北洋水师并购买外国军舰的消息传出后，曾参与调停滇案、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即找上门，向李鸿章推荐英国的兵舰如何了得。
于是，李鸿章花费了一百多万两白银，通过赫德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定购了四艘炮舰，并定名为镇东、镇南、镇西、镇北，以用于守卫港口。
然而，当这些炮舰到港后，却很是令人失望。因为，这几艘炮舰吨位都不大，但舰上配置的火炮的炮身却像蚊子似的又细又长，很不顺眼，人们就戏谑其为“蚊炮船”了。
李鸿章见这些炮舰非但船小且行驶十分缓慢，如何出得港经得住大海的风浪？而那舰上配置的火炮，炮身是固定的不能转动，若想转向射击还须先调整船身方可，显得十分笨拙如何参战？简直还不如福建船政局自造的兵船。花了那么多钱却买回了这么一批连自己看了也觉得很不入眼的破烂货，李鸿章觉到是自己失误了；他怕被清流派抓住把柄后遭致攻击，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竭力夸赞这些炮舰的优处。好在，那些清流派对于兵器与舰船不在行，才使李鸿章避免了遭攻击。
虽然如此，李鸿章还是忧心如何向朝庭交待？后来，终于让他想到了一个法子。
他邀集了滨海及沿江各省督抚前来观摩，然后设法让他们掏钱买下这些洋玩意儿；言：“而今内忧外患仍未尽，各地尚须自保；有了这些洋船，就能使一方水土平安。”
那些督抚始是新奇，后经不得直隶总督大人一哄，皆信以为真了；且也正想用这些洋玩意儿为各自撑门面，摆个花架子；于是，也就不管有何实用，纷纷支用地方财政稀里糊涂地把这批蚊炮船接手过去了。待得这些督抚大人明白过来梦醒，却是木已成舟；然而，又不敢向直隶总督大人抱怨一声。
李鸿章用了这个法子，终于使这笔冤枉钱叫人替他代出了。此后，李鸿章算是吃一堑、长一智了；再次购船时，李鸿章精明多了，向赫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绕过英国人赫德，将目光投向了别的国家；最后，通过打探与比价后决定向德国购买。此是后话，搁下不表。
与此同时，李鸿章又为筹建北洋水师所需物色与培育人才。
此前，福州船政局因已造出了十多艘机动的兵船，并在附设的船政学堂中培育了一批制造及使用兵船的人才；但为了提高造船技术和驾驶技巧，沈葆桢《奏》请朝庭准予派员出国留学。
沈葆桢的提议，深受朝中洋务派的赞同；虽然，那班清流派又竭力抵制，但最后朝庭终于准许了。
于是，沈葆桢挑选了船政学堂中的优秀学员分赴英、法两国；其中学习造船技术的魏瀚、陈兆翱、陈季同等人赴法国，学习驾驶技艺的林泰曾、刘步蟾等人赴英国。同时，沈葆桢还委托当时正受聘于福州船政局任正监督的法国人日意格，起草了《法学章程》和《英学课序》，以指导留洋学员的学业。
时有江苏舆图局中精通测绘的李凤苞随同丁日昌北上拜谒李鸿章，李凤苞向李鸿章建言：“关外旅顺口，乃京师东北之要害，宜早为备。”
李凤苞之言，甚受李鸿章赏识；于是，李鸿章将李凤苞留用，并委派他前往关外勘查，欲将旅顺口辟作北洋水师的基地。
光绪三年，李鸿章又上奏了一折《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朝庭准奏后，即又选派了三十八名学员出洋游学；并委任李凤苞为华监督、日意格为洋监督，随同出行。
且说，正在李鸿章着手筹建北洋水师的时候，与大清朝紧邻的朝鲜半岛上的朝鲜国又出事了。
朝鲜国与流球国一样，历来就是大清朝的属国；早在公元前一千一百年的殷商时期，就有一批商朝人生活在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渤海湾一带；当时的朝鲜因水多且有汕水而得名为潮仙。
殷商末期，纣王无道；时有殷商贵族、生性耿直的太师箕子屡谏，欲规劝纣王戒恶；纣王不听其劝，反而将箕子囚禁，致使殷商终被周武替代。周武王灭掉商纣建立周朝后，将箕子释放并欲为己所用。然而，箕子不愿作周武的臣民，遂带了一批殷商的遗老故旧从胶州湾东渡到了潮仙，建立了一个箕子王朝。周武王敬其为人，承认其立国；于是，在今之平壤对其加封；自此，箕子王朝就成了周皇朝的诸侯国，即史称箕子朝鲜。
尔后，朝鲜半岛上又历经了卫氏朝鲜时期、汉四郡与三韩”时期、前、后三国’时期、李氏朝鲜时期。
李氏朝鲜前，曾名为高丽国；一三九二年，高丽国的三军都制使李成桂，将高丽国的第三十四代国王废黜后自立为王；然后，遣使至明皇朝，请求更改原来的高丽国号；明太祖朱元璋取朝日鲜明之意，赐国号朝鲜；于是，高丽国更名为了朝鲜国，即史称李氏朝鲜时期；自此，朝鲜的国名就沿用下来。
但无论朝鲜半岛上的政权如何更替，一直来都没有与华夏大地上的宗主国脱离关系，长期受着中华历朝的保护，渊源之悠久有史可鉴。
然而，到了一八七四年，日本藉口牡丹社事件欲侵占台湾受阻；最后，却从签订《中日北京专约》中意外地受益，从而觉到了中国的满清皇朝确实是腐败无能软弱可欺；于是，放胆地更欲得寸进尺了。
日本的“明治政府”从台湾撤军后，就把注意力放到了朝鲜半岛。
一八六三年，朝鲜国王哲宗驾崩；因为，哲宗无嗣，即由王族李昰应之子继位是为高宗，李昰应即为大院君摄政。
其时，西方各国在大肆侵略中国的同时，也不断的对朝鲜国进行骚扰；所以，朝鲜人对于海外各国均无好感。
一八六六年，法国人借口“朝鲜人反对西方传教士赴朝传播文化”而进犯朝鲜，结果被朝鲜人击退。同年，美国人欲在朝鲜半岛上争得一块立足之地，来犯的三艘美国军舰也被朝鲜人击毁。
从此，朝鲜人的对外抵制情绪更强了；摄政的大院君李昰应则采取了闭关锁国的策略，欲使朝鲜国能偏安于一方。
而居于东方大洋中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曾遣使至朝鲜欲订《约》结好；但因所致的《“国书”》中出言不逊多处使用“我皇上”，令朝鲜人深感不悦；因为，在朝鲜人认为，除了其愿臣服的宗主国大清朝的皇帝能称皇上外，别的都是不能在他们面前称皇的。何况，日朝间以往的交往文书中从未使用过此类文字；而今，日本如此自称，非但有违旧例，却可见其妄自尊大盛气凌人；因此，大院君也将日本人拒之门外了，不接受与其订《约》。
大院君的所为，招致了亲日派的反对；同时，也引起了宗主国清皇朝的担忧。
于是，清皇朝的礼部致密函给朝鲜政府，告以：“日本自明治以后，常欲向外用兵；今从台湾撤军，必转向高丽。高丽与法、美有隙，乃使法、美联日也；而高丽一国之力，不足以敌三国。故高丽应与法、美结好，令日本势孤而不敢动兵，则高丽方可保全。”
但是，大院君不听所言，仍坚持锁国；而掌管对日交涉的釜山倭学馆的训导安东晙也坚持斥夷，拒不与法、美、日等国言和。
不久，高宗亲政；高宗的生身父亲大院君李昰应宣告停止摄政后，朝政大权落到了以高宗的王妃、即时称闵妃的闵紫英为主的外戚集团手中。闵妃的外戚集团掌权后，一改大院君的方针，决定与近在咫尺的日本交好。新执政的领议政、太师李裕元，对大院君时期顽固坚持“斥夷论”的釜山倭学馆训导安东晙极为不满；于是，罗列了一些罪名将安东晙弹劾并处以极刑，欲扫清与日修好的障碍。
李裕元的所为正合日本之意，日本人暗自高兴；于是，又遣使前来订《约》修好。
然而，大院君的势力在李氏王朝中仍很强；所以，李裕元与闵妃外戚集团的闵升镐、闵奎镐、赵宁夏等人欲与日本修好并订《约》的主张，仍然遭到了朝中大院君势力的坚决反对，而屡屡受阻。
李裕元束手无策，朝日关系也就陷于停滞状态而毫无进展。
日方负责交涉的代表、外务省理事官森山茂见此情状急不可待，觉得需要运用武力给朝鲜施压。于是，派自己的副手、外务省六等出仕广津弘信返回东京禀报。
广津弘信在向外务卿寺岛宗则禀报后，提议说：“而今，李朝政府内部的大院君势力与闵妃外戚势力相抗衡而政局不稳，不如乘机派军舰至朝鲜近海示威，当可打开僵局。”
寺岛宗则闻后觉得可行，即与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商议后，决定派遣云扬号、丁卯号等两艘军舰，前往朝鲜海域示威。
于是，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日本海军少佐井上良馨率云扬号、丁卯号两艘兵舰，以“保护日本使者”为由至朝鲜的釜山港。
朝鲜东莱府使黄世渊欲加以阻止，但日舰还是闯入了釜山港内，并在港内恣意开炮示威；如此持续几日，才离港返回日本。
然而，这次示威并没立即奏效，朝鲜李氏王朝中持强硬态度的大院君派仍不为所动。
三个月后，日本又派遣云扬号舰以“测量航路”为由驶往朝鲜半岛中西部仁川港外的一海里处的月尾岛，欲直接威胁离仁川仅有二十八公里的首都汉城。
谁知，驶到离汉城仅五十公里的江华岛时，遭到了朝鲜守岛部队的炮火阻击。于是，云扬号舰舰长井上良馨命令开炮还击，并派遣陆战队攻打仁川港外的永宗島。
驻守该岛的朝鲜永宗镇佥使李敏德之怯战逃走，致使守军溃败；日军夺得数十门大炮，并放火将永宗镇焚毁后才撤至海上。
因为，此事件是由江华岛上的朝鲜驻军炮击日本的云扬号舰而引起的，故史称江华岛事件或云扬号事件。
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日本的明治天皇即召开了御前会议商议对策；会议中，主战派与主和派争论不休。
主战派觉得，江华岛事件是难得的机会，日本可以藉此向朝鲜开战并侵占。
而主和派则认为：“轻易开战未免冒险；因为，朝鲜身后有中国的清皇朝，若是朝鲜与清政府联手对付我国，其后果可想而知；我国经过明治维新，虽然国力有所增强，但尚未强大到足以同时对付两个国家；牡丹社事件后，我军在台湾与清军的对峙足以说明，中国的清皇朝虽然腐败，但还不可太过小觑；当时，若是真的开仗了，还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呢？后来，虽然是侥幸的捡了便宜，但不能以此为例就妄论开战，凡事尚须小心谨慎方可万无一失。”
于是，该战？该和？孰是孰非？明治天皇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
后来，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参议木户孝允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两国唇齿相依患难与共；我国若向朝鲜开战，中国的大清朝必定不会袖手旁观。所以，不如先就江华岛事件征询清政府的意见，然后追究朝鲜的责任。如若清政府推脱不管，再向朝鲜兴师问罪为时不晚；如此，我国对朝鲜开战，方能名正言顺且无后患之忧。”
明治天皇听了木户孝允的一番话后，觉得有理；于是，任命日本鹿儿岛萨摩藩家族出身的森有礼为驻中国公使出使北京，负责就江华岛事件与清政府进行交涉。
森有礼抵达北京后，即前往清皇朝的总理衙门，就江华岛事件进行交涉。
因当时，清皇朝仍处在内忧外患之中；而与日本之间的牡丹社事件刚平息不久，担心日本借机再滋事端；所以，负责与日本交涉的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闪烁其辞，既承认自己是朝鲜的宗主国，又不愿承担宗主国的责任；给了森有礼一个自相矛盾的答复：“朝鲜乃吾朝属国，然地非吾隶，故吾朝未曾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悉听自主，不可相强。”
沈桂芬是想藉口推卸责任，从而息事宁人少招麻烦。
然而，沈桂芬的这些话正好中了森有礼的下怀；于是，森有礼道：“如此说来，朝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谓贵国的属国，是徒有虚名。既然如此，贵国的邻国加害于我；而今，我国不得不遣使责问，并为我国人民克尽保卫海疆的义务；这就只是朝、日之间的事了，与贵国和我国的关系不相干？”
沈桂芬这才觉到是让对方抓住了话柄落了圈套而再欲争辩，森有礼却是语不饶人寸步不让。
不过，森有礼知道，此时的清皇朝，对外交涉的大权实际上已落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手中，特别是有关中国北方疆域的事务、包括与日本国的争端，皆在其管辖之内；所以，还须探一探李鸿章的态度。
于是，森有礼与沈桂芬等人争辩后，又专程赶往保定拜访李鸿章。李鸿章以礼相待，在直隶总督府内接见了森有礼。
森有礼提及江华岛事件时，李鸿章竭力让自己扮作一个局外人、和事佬的角色，同样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日本炮船被击，固有不平之气；高丽炮台被毁兵士被杀，谅亦有不平之气。”并写了“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字交予森有礼，算是给日本政府的一个忠告。
其实，李鸿章此时心底自知，北洋水师尚未成军，仅靠现有的几艘蚊炮舰是难以与在大洋中颠簸惯了的日本国交战的；与其战败受辱，莫如避而不交；所以，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地作答了。
森有礼先后与清庭的总理衙门交涉及拜访李鸿章后，虽然均无结果；但已觉到了李鸿章与总理衙门中那班官僚的态度大同小异，都不想太多地过问朝鲜半岛上的事务，以免招致麻烦。
于是，森有礼函告外务卿寺岛宗则，言：“清政府对于朝鲜的所谓宗主国，仅有其名而无其实；朝鲜有完全自主的行政与外交权，是一个独立国家，应为《国际公法》及欧美诸国所公认。”
尔后，森有礼还以《照会》的形式记述了那次在清庭总理衙门中的争辩。
虽然，清庭的总理衙门收到日本国的《照会》后；即也以《照会》的形式，就何为属国进行说明，希图弥补该次争辩中的失言；但因争辩时，清庭有毛昶熙、董恂、郭嵩焘诸大臣，日本有竹添进一郎、郑永宁等人在场，皆可作征；因此，清庭的总理衙门多次辩白均于事无补难以悔言。此后，这个话柄就成了日本明治政府绕过清皇朝，直接与朝鲜交涉并处理有关争议的藉口了。
其实，李鸿章在会见森有礼以前，已向总理衙门指示了：“宜密致朝鲜，劝其忍耐；须礼待日使，或更遣使赴日，辨明原委，以释疑怨，方为息事宁人之计。至于，朝鲜愿与日本通商，往来与否？听其自主，本非吾朝所能干预；如此立言，似亦不为失礼。倘朝鲜允从，则可消弭兵衅；如必不从，则于吾朝无涉；吾事小国之诚，亦已尽矣。”
李鸿章的这个暗中指示，给总理衙门中的一班大臣们吃了定心丸，也就遵照办理了。
且说，朝鲜的李氏王朝在江华岛事件后，一面将怯战而逃的江华岛上永宗镇佥使李敏德之革职问罪，一面命京畿观察使闵台镐、江华府留守赵秉式备战，以防日舰再犯。
而大院君李昰应的胞兄、时任左议政的李最应却与其胞弟意见相左，对于大院君一意孤行的排外政策极为不满；于是，上书国王，认为：“朝、日原无大碍，仅因文书措辞不当而拒绝接受，酿成两国纠葛，实欠妥当。彼不当之辞，无非自尊而已，于我何损？为此交兵，相持至今，实不可取。”
朝鲜国王高宗正为江华岛事件而头疼，李最应之言促使高宗也欲息事宁人了；但是，两国已经交兵，如何下得了台阶？高宗也就感到进退两难举棋不定。
不久，清皇朝遣使前来暗中告诫：“须消弭兵衅”，这无异于是清皇朝对朝鲜的一个警告；没了宗主国大清皇朝作靠山，朝鲜岂能继续再与日本交恶？
正当高宗深感为难时，明治天皇倒是任命陆军中将黑田清隆为全权特使、井上馨为副使，前来朝鲜就江华岛事件进行交涉了；但同时，日本又以“保护特使”之名，派遣了八艘舰船及两百多名海军陆战队员随行。
日本使臣的到来，高宗似乎看到了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于是，也任命御营大将申观浩为大官、礼曹判尹滋承为副官，前往江华府去与日本的全权特使黑田清隆会谈。
会谈中，黑田清隆提出了两个解决江华岛事件的方案。一是，朝鲜向日本赔偿因江华岛事件而使日方遭受的损失；二是，缔结修好条约，朝鲜向日本开港，扩大通商贸易。
不过，黑田清隆接着作了一个申明：“若是第二点的要求能达成，则第一点的赔偿要求即可免除。”这无异是一个诱饵，令朝方不知道该如何决择了。
而在朝、日谈判的同时，明治政府为了达到目的，陆军卿山县有朋下令广岛与熊本两镇的军队做好战备，一俟谈判破裂就诉诸武力进犯朝鲜。
黑田清隆有山县有朋的军力作后盾，谈判时的口气与腰板更硬了；而朝方在如此的引诱与威胁之下，只得忍气吞声地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条件。
最后，于一八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江华府的练武堂，终于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
《江华条约》第一款就明确了“朝鲜国自主之邦”，将大清皇朝对于朝鲜国的宗主国地位割裂。《条约》中，以贸易的名义、友好的幌子，令朝鲜国向日本畅开了大门，从而为今后日本干涉朝鲜事务提供了方便。不过，《江华条约》的签订，终于使朝、日间的争端暂时搁置了。
清皇朝闻知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虽然是在意料之中，但仍有点不是滋味，不知该是高兴还是烦恼？然而，当觉到朝、日争端终于由此而平息，清皇朝也得以少去了麻烦后，无奈中多了一些自慰，也就不想过问佯作视若无睹了。
于是，中、日、朝三方，保持在了一种微妙的、谁也说不清楚、却又不愿打破的关系中。
《江华条约》的签订，让日本再一次尝到了甜头，更助长了其欲向外扩张的势头。而清皇朝在江华岛事件中自作聪明的如此处置，结果非但把朝鲜推向了日本，从而也给自己埋下了一个极大的隐患而追悔莫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