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法军攻打台湾，偷袭南洋水师，中法战争暴发；中、法海战，镇南关大捷……
却说，中法《李福协定》签订后，清皇朝原以为自己做出了如此大的让步与妥协，该可以换取所企求的和局了。
此后，中法两军各守阵地，确也不再有战事。然而，这一看似和平的局面未能维持多久，很快就又被打破了。
因《李福协定》中，清政府答应了“将驻越清军撤回境内”，但却没有明确撤军时间；办事拖沓的清朝官僚机构迟迟没有将撤军命令下达到前线，驻越清军当然不敢擅自后撤；所以，仍驻扎在中越边境的越南境内。
然而，法军见清军仍在越南境内对峙着，却不耐烦了；藉口有《李福协定》的规定，欲以武力强行将清军驱逐。
于是，五月二十九日，法军中校杜森尼率领一支法军向中越边境推进，逼迫驻扎在北黎观音桥一带的清军投降或撤退。清军没予理睬，只是派了三名联络官到法军营中交涉。
杜森尼蛮横地扬言：“要武力接收越北的谅山、高平两地。”并枪杀了前去交涉的清军联络官，然后就向驻扎在谅山的清军发起了攻击。
清军遭此袭击不曾提防，只好仓促应战。
幸亏，法军仅有数百人；清军奋起还击后，法军即被溃败，并死伤了数十人，此即史称北黎事件。
北黎事件后，南疆的局势复又紧张了。
而此时的清庭，因甲申易枢后朝中更是没了能人；待得南疆战鼓催人时，慈禧太后这才觉到了那些不中用的草包虽然可任其摆布，但却难以驱用；此时，才又想起了收复新疆、曾使沙俄丧胆的左宗棠；于是，下《懿旨》又将左宗棠调回京，复任军机大臣。
而杜森尼见武力强取谅山不成，只得又来软的一手；于是，新任法国代理公使谢满禄向清皇朝的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反咬一口“中国背《约》，挑起争端”；要求“清军立即从越南撤兵”，并“赔偿法军遭受的损失三千八百万两白银”，且限令清政府须在七日内做出答复。
法国《最后通牒》式的无理要求，清皇朝一时难以接受；于是，朝中主战派竭力抵制。
而此时法国新任总理茹费理，竭力主张武力侵略中国，根本不想与清政府谈判；于是，茹费理撤换了较为温和的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让同样强硬且乖戾的巴德诺接任。同时，命令法国海军部长裴龙准备把战火延烧至中国境内。
于是，裴龙电令孤拔：“如果中国政府拒绝答复，可袭取福州和基隆。”
孤拔受此指令后，立即派遣梭尼号与雷诺堡号两艘法国军舰以“游历”为名，竟然驶入福建的闽江口后抵达了马尾港；然后，大模大样地与清皇朝南洋水师的船舶停泊在了一起。
马尾港原是福建水师的基地，而今归属南洋水师；岸上即是福建船政局的马尾造船厂，可谓是军事禁地；而闽江口外有五虎岛及大、小龟屿等可供扼守的岛屿，素有“双龟守户，五虎把门”之说；且闽江口水道狭窄，地势险峻，两岸又有炮台夹峙；如此奇险之处，却会让法舰毫无阻挡地轻易进入，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
对于法军如此明目张胆的挑衅，清皇朝一时却没了主意。
有的建议：“根据《万国公法》，应将驶入马尾港的法舰武力驱逐。”
有的则认为：“干脆先发制人，予以歼灭。”
但是，主政的醇郡王奕譞、庆郡王奕劻、礼亲王世铎等权贵们却担心事情闹大不可收拾，而都竭力主张“忍耐”；抱定了“彼若不动，吾亦绝不可动”，仍心存侥幸希图能不了了之。
于是，明令闽浙总督何璟、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张佩纶等人“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唯恐擦枪走火酿成大祸。
因此，法军的两艘兵舰停泊在马尾港内长达四十多天，非但无所顾忌反而受到了清庭的款待，实在是奇事一宗史所罕见。
不久，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抵达上海；清庭赶紧派遣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赴上海与巴德诺晤面，欲重启中法之间的谈判以求解决争端。
然而，此时的法国议会已通过了一项“增拨三千八百万法郎侵华军费”的《议案》；巴德诺是带着这个使命来华，也就根本不想解决争端，而是欲以武力再行征服。
所以，巴德诺抵华后做的第一件事，即是迫不及待地命令法国侵华海军副司令利士比率军舰偷袭台湾，以把战火进一步延烧。
因此，曾国荃欲与巴德诺的谈判只能是无果而终。
光绪十年八月初，利士比遵照巴德诺的命令，率领四艘军舰进攻台湾的基隆了。
此前，曾经解甲归田了的淮军悍将刘铭传，因见法军在越南张狂却欲进犯中国的南疆；已归隐乡间多年了的刘铭传愤然而起，《奏》请重赴沙场杀敌报国。
于是，朝庭又任命刘铭传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赴台备战以防外夷来犯。
果然，在刘铭传到达台湾半月后，法军就进犯台湾了。
法舰抵达基隆，利士比派了一名传令官上岸，向清军送交了一份《劝降书》。
此时，刘铭传正在巡视基隆要塞炮台，他把《劝降书》扯了个粉碎后，就将法军的传令官逐出了军营。
利士比见清军不愿投降，就命令开炮轰击；于是，法军攻打台湾的炮火轰响。
刘铭传当然不肯示弱，也命令将士开炮还击。顿时，基隆港内炮声轰鸣战火弥漫，中法战争的导火索被引燃了。
由于清军的火炮射程较短且杀伤力不足，没能抵挡住法军的进攻。
而法军兵舰上的火力毕竟强于清军，一阵炮击后，基隆炮台已垮了一半；接着，法舰上一支海军陆战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抢滩登陆。
清军被迫后撤，退入基隆城内。
法军见清军败退，十分得意，于是乘胜追击。谁知，法军追至基隆，却遭到了刘铭传设下的三面埋伏；又经数小时激战，法军丢下无数具尸体后夺路逃命；最后，仓皇登舰退回了海上。
法军对基隆发动的第一次进攻终于被清军击退，刘铭传夺回了炮台。
中法在台湾交火后，清庭却仍掉以轻心，没有对已停泊在马尾港内的两艘法舰采取措施；且一面下令驻扎在南疆的清军必须在一个月内从越南“全部撤竣”，一面谋求英、美、德等国出面调停，仍幻想着能和议。
而法军在台湾未能得手，却不甘心；于是，暗中又策划了一场更大的阴谋。
八月二十三日，法军先期驶入并停泊在马尾港内的两艘兵舰未宣先战，突然向一起停泊在马尾港内的中国南洋水师船舰发起了猛烈攻击。
中国水师猝不及防，没待反应过来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顷刻间，南洋水师的十多艘战舰毁于一旦，船上的千余名官兵或死或伤大部殉难了；仅有南琛号、南瑞号、开济号、澄庆号、驭远号等几艘兵船侥幸脱险，驶往上海避难而去；至此，清皇朝好不容易筹建成的南洋水师，尚未交战就几近覆灭了。
法舰在马尾港内偷袭中国的南洋水师轻易得手后，接着又炮击了岸上的福州船政局及马尾造船厂，然后扬长而去。
法舰梭尼号与雷诺堡号驶经闽江口时，又轰毁了两岸的炮台。
南洋水师遭受如此偷袭损失惨重，清庭原来尚存的一丝和议希望也跟着幻灭了；三天后，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清皇朝不得不向法国宣战；于是，中法战争不可避免地打响了。
法军偷袭马尾港重创南洋水师后，朝庭中一片哗然；非但主和派遭到痛斥，连主战的洋务派也被那帮自命不凡的清流派人士痛斥为了汉奸。
马尾港遭袭受损责任何在？慈禧太后心中自然明白；不过，她并不想追究奕譞、奕劻、世铎及李鸿章等人的责任，只是将总理衙门中周家楣、吴廷芬、昆岗、周德润、张荫桓、陈兰彬等六位大臣全部撤职当了替罪羊；而这六人中有的曾竭力主战，受罪遭贬却连自己也不知何故？倒是闽浙总督何璟、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张佩纶等人以“疏于戒备”之罪皆被革职遣送从戍，确实也是罪有应得而不足惜。
南洋水师遭受重创后，中国的南部海疆防护甚是薄弱了；任由法国海军往来自如，事态显得十分严重。
于是，慈禧太后赶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复回江南督办福建军务，以期挽救危局。
南洋水师及福建船政局倾注了左宗棠的多少心血，谁知竟然会毁于旦夕之间，实令他十分痛心；慈禧太后命他重回江南，也正是自己所愿，即欣然受命。
且说，清皇朝对法宣战，中法战争正式打响。
于是，一个月后，法军从新组织舰队再次攻打台湾。
这次，法军分两路进攻台湾了。一路由孤拔亲率胆号、德拉克号、鲁汀号、巴雅号及杜居士路因号等五艘军舰驶往台湾的基隆；离开马尾港后的梭尼号与雷诺堡号正好与孤拔率领的舰队会合，也就一同前往。另一路仍由利士比率领拉加利桑呢亚号、德斯丹号和凯旋号等三艘军舰改道攻击台湾的淡水。
孤拔与利士比的谋划是，基隆与淡水两地都得手后，就合攻台北，然后占领全台。
而驻守台湾岛的刘铭传在击退法军对基隆的第一次进攻后，估计法军必将再次来犯，也已做好了防范。
当获知法军将分兵进攻基隆与淡水时，刘铭传决定也分兵两路迎战；自己亲自镇守基隆，而派遣部将孙开华率两营清兵去镇守淡水。
不久，法军的舰队果然不出所料地分别抵达了基隆与淡水。
孤拔所率的舰队抵达基隆后，立即发起攻击；刘铭传早已严阵以待，也即予反击。孤拔组织了多次的抢滩登陆，都被清军顽强抵抗后顶了回去。
如此，整整经过了一天的激战，双方互有伤亡；虽然清军的伤亡比法军更重，但法军一时却也难以得逞未能登岸。
而与此同时，利士比所率的舰队也对淡水发起攻击；但因，清将孙开华在港内抛下沉船与巨石，法舰受阻而未能进港；到了第二天，利士比派遣陆战队员驾驶小舟终于绕过港内的障碍物后才抢滩登岸。
孙开华率部抵抗，但终因所率兵力仅有两个营，且淡水的防御工事也显薄弱；所以，孙开华很快就顶不住了，只得后撤到沪尾，并向刘铭传告急求援。
刘铭传闻报淡水危急，孙开华已退守沪尾，不由得也左右为难了。
因为，刘铭传自己正面迎战的是孤拔亲自率领的七艘战舰的强敌；若是分兵去驰援淡水，就更难抵挡孤拔的进攻了，则基隆必失。而若不派兵驰援，孙开华所率兵力确实不足以抵敌，沪尾势必会丢失；而沪尾若失，再无关隘可阻，法军则能长驱直入，台北就有危了。而台北是府城，自己的帅部所在，全军的粮饷辎重皆储存于此，可谓台湾的命脉所系，故断不可疏虞。
所以，纵观全局，就台北而言，淡水比基隆更重要。因为，基隆与台北之间尚有一条水流湍急的基隆河可作天堑；只要能守住基隆河南岸，法军即使得了基隆，也难以直取台北。
刘铭传如此权衡后，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基隆，固守基隆河南岸；分兵驰援退守沪尾的孙开华，并夺回淡水港；以确保台北无虞。
于是，刘铭传主动撤离基隆，退到了基隆河南岸固守，并在撤退前进行了坚壁清野。
所以，孤拔虽然得以上岸攻取基隆，但只得到了一座空城；而追逐至基隆河时，刘铭传已派部将曹志忠、章高元等率军坚守南岸，法军被阻截于北岸难以再前进一步；于是，中、法两军在基隆河两岸隔河相峙，谁也奈何不了谁。
刘铭传撤离基隆后，即抽调兵力星夜赶赴沪尾；沪尾守军见援兵到来顿时士气大振，立即组织反击。
利士比曾是刘铭传的手下败将，见刘铭传亲率大军赶到，心中已是寒了；所以，清军一阵猛烈的反攻后，法军抵挡不住，只得从沪尾退至淡水港；最后，又被刘铭传赶到了海上。
淡水这一仗，法军又死伤了数百人；从此，利士比被吓得不敢再登岸了。
而孤拔也只占据了基隆河以北的一小块地方，实现不了其欲夺取台北，进而占领全台的目的。孤拔虽不甘心却又无奈，只好依托法国海军炮舰的优势把台湾海面封锁起来，企图将台湾与大陆上的清皇朝隔断，待岛上情势有变后再伺机而取。
且说，左宗棠回到福建后，见台湾情势危急，赶紧派遣南洋水师尚存的几艘兵船，由提督吴安康统率驰援台湾。
与此同时，朝庭也命令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派舰援台；于是，李鸿章也派遣管带林泰曾与邓世昌率领超勇号与扬威号战舰南下，在上海与南洋水师的兵船会合后一同援台。
然而，此时的左宗棠毕竟年事已高，虽然怀着一番重振的雄心，但终是难就壮志；不久，即因年迈留下遗憾而病故于任上了，享年七十三岁；朝庭念其功高，追赠为太傅，谥号文襄。左宗棠死后，清皇朝中再无可挑大梁者了。
南、北洋水师会合后，一路南下奔驶在赴台的航途中；然而谁知，李鸿章忽然急电将超勇号与扬威号从半途中召回。
原来，日本见中、法开战，清政府无暇东顾朝鲜；于是，趁机又打朝鲜的主意了。
其时，朝鲜政坛上有一批由亲日的、主张改良主义的年轻贵族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等人组织的开化党。光绪十年十一月，日本驻朝公使竹添光泓则利用开化党制造了一起失火事件后，又发动了一场政变；并软禁了朝鲜国王李熙等人，欲逼迫李熙按日本的意图实施改良。同时，日本又假惺惺地以“保护朝鲜国王”的名义，派兵进入王宫参与了扣押朝鲜国王李熙的行动。
清皇朝闻知朝鲜国内又发生政变，只得急令将超勇号与扬威号调回驶往朝鲜海域，以威慑与控制朝鲜的局势。
与此同时，清廷驻防朝鲜提督吴兆有闻知朝鲜国王李熙遭软禁，急与袁世凯、张光前等人商议对策，遂也以“保护朝鲜国王”的名义派兵进王宫。
然而，当袁世凯率兵抵达王宫时，却遭到了早已在王宫卫护的日本兵的阻挡；于是，中、日双方的军队也交火了。
因此时，驻朝清军强于日军；日本兵抵敌不住，退入王宫内负隅顽抗。
而清军却担心危及李熙而不敢贸然攻入，于是双方僵持着。
不过，此时的日本尚自知驻朝日军不是清军的对手，也就不敢太过放肆。于是，日本政府赶紧指令日本驻华公使伊藤博文到北京向清庭的总理衙门提交了“希望和议”的《照会》。
此时的清皇朝正因中法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而头疼，也不想再与日本人起争端而尽快息事宁人；于是，即又派李鸿章在天津与伊藤博文谈判。
谈判前，李鸿章故意带着伊藤博文等人参观了超勇号与扬威号。李鸿章的这一着是别有用意，伊藤博文看了这两艘在当时的亚洲应算是最先进的舰只后，果然深感震撼；所以，对于后续的谈判多少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日本人不再与前那么蛮横无理了。
于是，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双方答应了都从朝鲜撤军，并规定了“朝鲜若有重大事件或变乱而必须出兵，应行文知照对方；且事定后即应撤回，不得留防”。
这次谈判的气氛算是最平和的，且所列条款也看似平等；然而，日本人还是从《中日天津条约》得到了许多。
因为，在这个《条约》中，清皇朝已经把自己对于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不知不觉地降格了。而日本国从此在涉及和处理朝鲜问题时，却能与清皇朝并起并坐，自然高兴。同时，日本国还获得了随时可以用某种藉口派兵到朝鲜的特权，这为日本再次进犯朝鲜提供了方便，也为中、日之间最终不可避免地仍会引发战争埋下了隐患。
但是，清皇朝中慈禧太后和那班迂腐的官僚却深感满意；因为，在他们觉得终于平息了与日本的又一场争端，并以为从此可以高枕了。
而李鸿章却以为是自己向伊藤博文炫耀实力后才取得的成果呢，所以很是沾沾自喜。
且说，李鸿章召回超勇号与扬威号后，舰队统帅吴安康率领南洋水师的几艘木壳兵船继续南下。
此时，法军统帅孤拔已获知清政府的舰队南下驰援台湾；于是，亲自率领七艘军舰迎战截击。
孤拔率舰离开台湾海域后，在茫茫的大海中搜索了几天，却没有找到清军舰队的踪影；孤拔正欲返航时，却终于遇上了悬挂着黄龙旗的清军舰队。
于是，孤拔立即命令向中国舰队开炮轰击；清军舰队也即予还击，宁静的海空顿时被隆隆的炮声撕破了。
然而，清军舰队的几艘兵船毕竟是自制的，无论航速、火力均不及法舰；一阵交战后，清军不敌，吴安康只得命令撤出战斗；然而，法舰却紧追不放，清军舰队的处境十分危险。
幸好，此时海上忽然漫起浓雾，开济号、南琛号、南瑞号开足马力，依靠浓雾的遮蔽才终于甩掉了法舰远遁而去。而澄庆号、驭远号实在因航速太慢而无法远遁，只得就近躲入了浙江象山县南部的石浦湾内。
于是，法舰又盯住澄庆号与驭远号不放，直追至石浦湾。
石浦湾内水浅，法军舰只因吃水深而未能驶入；于是，孤拔就放出两艘鱼雷艇驶入石浦湾进行攻击。
法军的两艘鱼雷艇驶入石浦湾后，却遭到了驭远舰的反击；两艘鱼雷艇被击伤搁浅而毁，孤拔一筹莫展了。
然而，第二天，孤拔却意外地发现，清军的澄庆号与驭远号已莫明其妙地自沉在了石浦湾内，舰上的清军官兵早已弃船而去。孤拔虽觉诧异，但能免了自己再费神费力，心中不由得暗喜；于是，也无心解开这其中的谜底，掉头又去追寻远遁的其他几艘清军舰船了。
而清军的开济号等三艘舰船甩脱法舰后，已驶至浙东的镇海港内。
不几日，法军舰队跟踪而至了。
清军的舰船藏在镇海港内不敢再出战，而用沉船堵住了港口后这才截住了法舰。
孤拔不甘心，仍欲排堵入港。
此时，浙江提督欧阳利指挥清军奋力阻击；清军用分置于镇海港口南、北两岸招宝山、金鸡山炮台上的数十门火炮，一齐向法舰猛轰。
果然，法舰尼埃利号被重创；旗舰凯旋号也中弹，且使孤拔身负重伤；于是，法军无心再战，这才被迫撤离。
法军撤离镇海后，清军南洋水师仅存的几艘兵船才终于幸存了下来。
法军舰队虽然放弃了对镇海港的进攻，但对台湾的封锁仍未解除。而孤拔因伤势过重，结果死在了澎湖。
且说，正在法军封锁台湾侵扰浙江镇海之时，中法战争在越南北部也打响了。
光绪十一年春，，清军分东、西两线对占据越南北部的法军发动反攻。
东线的清军从广西进军，由广西巡抚潘鼎新统帅；西线的清军从云南进军，仍然由云贵总督岑毓英指挥。
西线战场上，岑毓英亲率部将丁槐、唐景崧、何秀林所部的六千余人出关，与刘永福的黑旗军会合后，打算先克复宣光，再夺回太原；然后，会同东线的桂军合力收复越南北圻。
于是，中、法两军在宣光城下进行激战，双方死伤都十分惨重；清军死伤了二千多，法军也死伤了千余人。但是，因法军不断得到增援，清军未能攻克宣光；致使西线战场上，一开始就进入了胶着状态。
而东线战场上，潘鼎新也亲自率军进驻谅山，扎兵于屯梅、谷松、坚牢等地，并与法军在船头、祗社等地交战，且初战告捷。
然而，因潘鼎新是由湘、淮军的鼎字营起家，唯有曾国藩与李鸿章之命是听；而李鸿章把淮军旧部视为他的资本，故战前曾密令潘鼎新“战胜不追，战败则退”，以求保存实力。因此，潘鼎新初战告捷后却止步不前了，从而给了法军喘息并重新调集兵力组织反扑的时间。
果然，不久，法军就进行了猛烈的反扑；这次，潘鼎新不敌，丢失谅山后退入广西境内。
法军夺取谅山要地后，就分兵支援宣光，迫使西线的清军撤离宣光。接着，法军更是放胆地越过了中越边境攻打中国南疆的重要关隘镇南关了。
潘鼎新抵抗了一会后又败阵，镇南关也丢失了。
法军攻下镇南关后，便炸毁了镇南关的城墙及清军构筑的防御工事；然后，退回到了离镇南关相距不远的越南境内的文渊、谅山等地；并在镇南关前的废墟上竖起一块木牌，上书“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以此羞辱中国。
镇南关失守，战火延烧到了中国境内；广西龙州百姓纷纷举家迁徙，顿时人心惶惶而震惊朝野。
潘鼎新自知罪重，自请朝庭降罪。李鸿章因知其中隐情，力保其开脱。因此，朝庭只革去了潘鼎新的广西巡抚之职，却允许其戴罪立功。
而此时，两广总督张之洞见情势危急，即上《奏》朝廷，举荐曾经出兵过越南、熟悉南疆情势、而今虽已年迈解甲归田了的悍将冯子材从新出山，称道：“冯虽老，闻未衰；欲拒法军，非其莫属。”
冯子材，字南干，号萃亭，广西钦州人；曾任广西提督，因与上司、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不睦，且年事已高，故称疾归乡。中法战争爆发后，冯子材忧心边事，曾主动请缨入越抗法；闻镇南关丢失后，更是心急如焚，急欲奔赴疆场为国效命。
朝庭见其忠勇，又经张之洞竭力举荐，则任命其为关外军务帮办，赴桂拒法。
于是，已年近七旬了的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毅然出征。
其时，徐延旭却已因法军攻打北宁时，不战自溃而被革职后解京问罪了；其广西布政使之职，由原冀州知州李秉衡接任。
冯子材受命后，召集旧部组建了萃军十八营后随即开赴南疆。
冯子材赶到镇南关前，见当年扼守南疆的雄关此时已成了一片废墟，那块木牌上被雨水冲刷后虽已模糊了却还隐约可辨的字迹，此时似乎仍在哭诉着所受的耻辱。
冯子材恼羞成怒一脚将木牌踹倒在地，愤道：“吾将用夷人之颅重建雄关！”
接着，冯子材在镇南关重新构筑了工事，并在隘口东、西两边的山岭间筑起了一道石砌的长墙；接着，又将萃军十八营作了周密的布置，一切停当以后，冯子材就亲自率部出关夜袭法军占据的文渊，以激怒对方引其来攻。
冯子材的偷袭十分成功，因法军不曾提防，不但死伤多人，还被毁了两座炮台。
驻扎文渊的法军指挥官东京军区副司令尼格里见意外地蒙受损失，心中十分恼火；于是，决定立即组织反攻予以报复。
于是，二天后的清晨，尼格里率二千余名法军趁大雾也前往偷袭镇南关了。
法军的前来袭击，正中冯子材的下怀；因为，冯子材正欲凭借镇南关前新建的坚固的工事与法军决一雌雄，以消其嚣张的气焰。
此时，冯子材早已部署好了兵力专候法军的到来；冯子材亲率主力居中，依托长墙等工事正面迎敌；同时，命部将王德榜率军驻守于镇南关东北面相距三十里处的油隘，以阻击可能前来的法军援兵，并切断其军事补给。
法军抵达镇南关后，尼格里即命令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进攻，欲攻占长墙与东岭上的炮台。
两军即展开激战互有伤亡，血战了一天后双方仍势均力敌难分胜负，直至夜黑才各自收兵。
第二天，法军又来攻打。
冯子材约束将士：“须与阵地共存亡，有怯战后退者，立殊死。”
于是，将士个个奋勇，都愿浴血疆场。
两军又激战至午时，冯子材大吼一声，从长墙的主阵地上跃起，身先士卒冲入敌阵中。
主帅拼命了，部下当然不敢落后，也纷纷怒吼着冲入法军阵中；于是，一场令神鬼震惊的近身肉博战在镇南关前展开了。因是近身肉博，法军的枪炮优势顿时失去了作用；且使惯枪炮的法军不善肉博，见清军来这一着，个个目瞪口呆了；所以，战不多时，法军死伤惨重。
尼格里见大势已去只得下令撤退，丢下无数同伴的尸体率残部狼狈地溃逃回文渊。
法军遭此大挫，不得不承认：“与清军交战以来，从未受过如此重创。”
清军在镇南关之役中，不但击毙了法军千余人，并缴获了大量的枪枝弹药，顿时士气大振；而老将冯子材因镇南关大捷而名声大振，并载入了史册。
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镇南关大捷后，冯子材决定乘胜追击，不给法军以喘息。
于是，冯子材亲率大军出关，又克复了法军盘踞的文渊与谅山；并重伤了尼格里，法军将三十八门大炮及无数辎重推入淇江后再次狼狈逃窜。
接着，冯子材又收复了谷松、北黎等地，并一路直追到河内。
与此同时，在西线战场上，岑毓英所率的清军和刘永福的黑旗军也已合力攻取了临洮，并歼灭法军六百多人；接着，又相继收复了广威、黄冈、老社等十几个州县。
清军在东、西两线都取得了进展，形势十分有利。
而法军在越南北部东、西两线战场上屡屡失利后，原已占据了的地盘行将丧失殆尽了。
法军在越南北部屡屡失利的消息很快传到巴黎，相继而至的还有“尼格里重伤”、“孤拔亡故”等更令人震慑的噩耗；法国议会为之震撼了，议员们都把责任归咎于总理茹费理；在一片谴责声中，茹费理被迫辞职下台。
而此时，英、美等国却开始担心了；唯恐中国一旦取得了对法战争的全面胜利，会激起和增强抵制侵略的决心的信心；从此，会导致清政府不再如前般驯服了，也就势必会危及到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
英国“外交大臣曾私下说：“中国的任何胜利，对欧洲人来说，都将导致严重后果。”
所以，英、美等国迫不及待地参与进来，企图帮法国从危局中解脱出来。
其实，早在中法战争打响后不久，英国就开始插手干预了。
当时，因清皇朝是被迫宣战；慈禧太后及朝中的主和派仍担心战事扩大，清军再次败北；所以，暗中仍然谋求能通过和议解决争端。
于是，慈禧太后又授权李鸿章，欲再通过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从中牵线；找了个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授权他作为中国代表，同法国外交部进行秘密谈判，以谋求和议。
只是因为，当时执政的法国总理茹费理热衷于战争，致使秘密进行的和谈迟迟没有结果；这却使李鸿章急得不知该如何向慈禧太后交待了。
镇南关大捷后形势逆转，谈判的天平向清政府这边倾斜了；李鸿章觉到自己的谈判筹码有份量了，也就想趁机了却此事。
于是，致电总理衙门，言：“镇南胜捷，此时缔约，彼必不敢苛求，是其时也；若错失良机，恐征战不休，何时得了？”
而慈禧太后与总理衙门中的大臣们对于清军能否取得最终胜利也心存疑虑，因此也想趁眼前的有利条件尽早开议和定。
而此时的法国政府也正担心中国乘胜追击再扩大战果，使自己在外交上更处于被动；所以，也有了停战议和的意愿。
于是，在镇南关大捷后仅十天，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毕尔就与清政府授权的英国人金登干秘密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又称《中法议和草约》。
二个月后，一八八五年六月九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正式签订了《会订越南条约》。
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清政府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及法国与越南之间以往订立的《条约》，还将在中越边境上的中国境内向法国开辟两个通商口岸；而法国只是撤离了围困台湾岛及澎湖列岛的舰队。
至此，中法战争算是结束了。清政府求得了尚可聊以自慰的所谓和平，却把自己的藩属国越南拱手让给了法国，并用损害越南国的利益作为与法国议和的交换条件。
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也就不能再在越南驻军了；于是，清庭颁发了《停战诏书》，命令全部驻屯在越南北部的军队撤回境内。
而此时，尚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将士们正欲乘胜追击奋力杀敌为国建勋；忽然接到“撤军”的《诏》令后都傻眼了，谁也不愿相信在如此有利的情势下竟会议和并屈从于敌。
但是，朝庭的《诏书》明明白白地摆着，岑毓英与冯子材等主将不得不遵从，谁也不敢抗《旨》；于是，清皇朝的得胜之军很不情愿地撤回境内凯旋而归了。
清军撤回境后，冯子材奉《旨》督办钦、廉二州防务，并会办广西一带边防；后复任云南提督，于一九○三年病故于任上。
而刘永福的黑旗军因不受清庭辖制，清军奉《旨》撤回境时，黑旗军却仍留驻在越南北部。
清庭恐其再生事端，殃及中、法关系，故欲将其招安归国。
但是初始，刘永福恐怕其中有诈不愿归顺。最后，清庭连下了九道上《谕》，并许以“赏给依博德恩巴图鲁名号、三代一品封典”等为诱饵，才使刘永福归顺了。
于是，光绪十一年十月，刘永福率三千黑旗军也入关回国了。
刘永福入关后，清皇朝虽然任命其为南澳镇总兵；却将他的黑旗军裁减了大部，仅留下一千二百人。此后，黑旗兵又经过历年的裁撤，最后只剩下了三百余人。直至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命刘永福赴台帮办防务，所部才又增至八个营，仍称黑旗军。此皆为后话，按下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