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袁世凯操练新军。孙中山创办兴中会，广州起义；康有为办强学会，倡导维新。曹州教案，
中德《胶澳租界条约》……
却说，甲午战争后，清皇朝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北洋海军空有其名了；于是，清庭撤消了海军衙门；李鸿章的北洋大臣之职形同虚设，也就不解自除。
同时，李鸿章对于北洋舰队的覆灭毕竟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清庭念其在剿灭发匪、捻党中累积功勋，故而没有过多的追究；只是，将他稳居了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之职解除了；自此，李鸿章就成了闲逸之士。
对此，李鸿章倒也没放在心上；唯有一事令他刻骨铭心，即因经手了《马关条约》的签订而遭国人唾骂。
李鸿章想不到自己呕心沥血地为强军富国做了那么多事，到头来却落了如此一个臭命，心中甚是郁闷；心想，甲午兵败至此，岂是他一人之过？凡知内情者必晓，实因朝中佞臣弄权所致；若没把北洋海军的巨资挪作他用，何至如此？所以，自己无非是为朝庭当了个替罪羊。
李鸿章的一腔怨言无处诉，只是暗恨朝堂不明；但又十分无奈，只得一如既往逆来顺受地明哲保身算了。不过，李鸿章的被冷落一旁没多久，清庭又派其出使俄国了。
原来，俄国联合法、德两国逼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清皇朝能将这么一块肥肉从日本的血盆大口中要回来，出乎意料地感到欣慰；于是，对俄国有了好感，往日的怨怼顿时化解，甚至于视其为救星而感恩了。
光绪二十二年春，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庭任命李鸿章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
而翁同龢、张之洞等人则更是主张以夷制夷、以与俄国结盟来对付日本。此议得到了群臣的赞同。
清皇朝的这一决策正中沙俄的下怀，俄国早就想往大清朝的南满渗透，此时则趁机以“共同防御日本”为由，诱使清政府与其结盟。
于是，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清政府又派李鸿章前往莫斯科，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防御同盟条约》或《********》。
《********》中，清政府允许俄国在中国的东北修筑铁路；于是，一八九八年八月，沙皇俄国就在中国的东北破土动工修筑铁路了。因为，所修筑的铁路地处中国清政府辖下的东北，也就名为中国东清铁路简称东清铁路。
东清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北与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相连接，西至满洲里，东至海参崴，南至大连，全长二千五百多公里。一九○三年七月十四日，东清铁路全线通车后，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就延入了中国的东北；沙皇俄国的势力也随着东清铁路的延伸，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扩展至了渤海湾，其欲向南满渗透的愿望也就实现了。
而李鸿章自从与俄国签订《********》后复又活跃了，接着又先后访问了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经此亲身游历，李鸿章从中感悟了“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亡”；从而，李鸿章也萌生了朝政须改良维新的念头。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却说袁世凯回国后并没有赴任浙江温州道，而是被李鸿章派遣去协助前敌营务处周馥筹拨粮饷了；袁世凯很是感到委屈不甘于此，总想设法寻找机会再显山露水。
不久，李鸿章因北洋舰队的覆没而不再风光了，趋炎附势的袁世凯也就打算另投门户再觅新主以作靠山。
此时，大清朝没了海军，陆军又被看重了；而朝庭中开始有了一种共识，觉得旧式军队一战即溃，已经不适应现今全部使用枪炮的战争需要了；所以，呼吁朝庭赶紧训练出几支能征善战的新式军队，以应对外敌来犯并维护统治。
袁世凯在朝鲜正好操练过新军，觉得是个机会跃跃欲试了。
然而，因此时的袁世凯毕竟位卑没能引人注目，而主管此事、新上任的步军统领荣禄从不知晓有袁世凯其人；因此，荣禄就将此事交给了时任天津道台胡橘芬去办。
胡橘芬受命后，即在天津小站镇建立了一支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新式军队。军中分置步、马、炮、工等多个兵种，还聘请德国人当教练，完全按照德军的模式进行管理与操练。这支新式军队编制成军后，胡橘芬将其命名为定武军。
袁世凯没能得到这份美差很不甘心，于是想了一个办法；他请人帮助翻译了国外的一些军事教材，再结合自己在朝鲜操练新军的经验，撰写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通稿》等书稿，并印成小册子后在朝中广为散发，以期引起权臣的注意。
固然，袁世凯的这一着很是奏效，原来对他一无所知的荣禄等人这才知道了大清朝中还有这么一位懂得如何操练新军的人。只因此事已交由胡橘芬了，不宜轻易换人；但自此，荣禄对袁世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甲午战争结束后，慈禧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又将其心腹荣禄擢升为各国事务大臣兼兵部尚书；荣禄身居要职后，更是平步青云踌躇满志了。
而此时，胡燏芬被调派去督办津卢铁路；于是，荣禄就起用袁世凯接管定武军，袁世凯这才如愿以偿了。
袁世凯赴小站走马上任后，即将定武军改编为新建陆军，简称新军。
袁世凯操练新军有方，荣禄甚是欣赏。很快的，兵员总数增至七千人；尔后，又逐年扩充，新军也就颇具规模了；荣禄视其为难得的将才，袁世凯也由此发迹。此是后话，暂按下不表。
话分两头，正在清庭热衷于操办新军之时，有识之士却在寻求别的救国之途了。
被李鸿章拒之门外的孙文，在中日开战之时就几经辗转后到了位于太平洋夏威夷群岛中的檀香山。李鸿章极度冷谈的态度，已使满怀赤诚之心的孙文因报国无门而深感失望。
谁知到了海外，很快传来了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且清军节节败退，日军攻占朝鲜后，清军的鸭绿江防线已失守；丰岛海战、黄海大战中，中国海军均遭大溃，北洋舰队受到重创；日军攻占辽东半岛后，在旅顺进行了野蛮的屠城，全城二万余众仅有三十六人幸免于难。而此时的满清王朝，却在紫禁城内为慈禧太后大办六旬寿庆，全不顾国之将亡、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满清王朝如此而为，怎能不令忧心于民族危亡的志士仁人激愤？
孙文深为祖国蒙受如此奇耻大辱而揪心裂肺，感到华夏民族已到了危亡之时；凡有爱国之心的志士仁人都应奋起，以匡扶大厦之将倾，拯救黎民于水火。
此时的孙文已充分地认识到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列强欺凌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其根源乃因清皇朝的腐败无能。且满清皇朝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任何改良维新之类的措施，皆如痴人梦语不会奏效。所以，欲拯救华夏必须从根本入手；只有推翻已经病入膏肓了的满清皇朝，方能使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重新回春，从而恢复朗朗乾坤再现太平盛世。
于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孙文邀集了在檀香山的刘祥、何宽等二十多名志同道合的爱国华侨成立了一个社团，名曰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同时，通过了由孙文亲自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率先举起反清的大旗。
兴中会成立后，孙文离开檀香山回国。
抵达香港后，孙文又邀约志趣相投的香港西医书院同窗、广东新会人陈少白及广东香山人陆皓东、广东归善人郑士良等商议，欲在港、穗也筹建兴中会。
而此前，福建海澄人杨衢云与广东开平人谢缵泰等十七名爱国志士，已于一八九二年在香港就创立了一个名曰“辅仁文社”的进步团体；其宗旨是“进行中国大众的革新”，提倡“学习西方，爱国维新”，同样希望能找到一条救国的道路。
因孙文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上李鸿章书》，早已声名远扬；故而，闻知孙文来港，辅仁文社的同仁即与他取得联系；且也赞同孙文所提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
于是，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孙文与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等人达成协议；决定两会联合，且仍沿用兴中会之名。因辅仁文社创办在先，凭了这一点，联合后的兴中会就让杨衢云当了会长；孙文乃谦恭之君只忧国祚不图权位，也就没有计较。
接着，又在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设立了兴中会的香港总部，对外则用乾亨行的名义作掩护。不久，兴中会香港总部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并拟定推翻满清皇朝后，即建立共和政府。
兴中会做出决定后，就分头行动。杨衢云留驻香港负责筹款、募兵及运输枪械，孙文前往广州负责起义的具体准备。
于是，孙文偕同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等人潜往广州。
因为，孙文从西医书院毕业后，曾在广州行医；于是，孙文偕同一名叫陈翠芬的女子潜回广州，复以此为掩护，准备起义。陈翠芬年方二十，她是在屯门的基督教堂中，由陈少白介绍认识孙文的；俩人初次相识，出身贫困的陈翠芬即对孙文敢于效法洪秀全欲推翻满清王朝的壮举十分敬佩，遂自愿追随于他，并以护士的身份随侍左右。
到了广州后，首先成立了兴中会广州分会，分会机关则设在双门底王氏书舍。为掩护兴中会在广州的活动，又以研讨农桑新法为名，成立了一个公开的团体农学会。农学会的活动名正言顺，没有引起官府的怀疑，且得到了广州一些著名官绅的支援；有了这层保护色，兴中会的活动就方便多了。
尔后，兴中会在广州相继建立了数十处秘密据点，会员也迅即发展成数百人。并派人与广州各地的会党、绿林、游勇、防营等联络，以争取广泛的支持。
经过一番努力，程奎光设法联络了驻广州的水师，郑士良则联络了花县、英德、清远等地的会党，李杞与侯艾泉则联络了香山、顺德等地的绿林及潮、惠等地的会党。
而杨衢云也已在香港募得了资金数万元，用以购置了一批军械；并招募了许多志士、义勇，准备赴广州举事。
十月十日，兴中会总部见一切已准备就绪，即定于十月二十六日即农历九·九重阳节这一天正式举行起义。
为此，兴中会员广东南海人何启、上海人朱淇分别用英、汉文起草了《讨满檄文》；陆皓东则制作了青天白日旗，准备为起义成功后新建立的共和政府而用。
同时，推举杨衢云为共和政府的总统；这次，孙文同样没有计较。
重阳节前夕，起义军已准备就绪；约定臂缠红带作为起义军的标识，只待一声号令即可举事。然而谁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起义军因行事不密走漏了消息。
清庭的两广总督谭钟麟获悉兴中会要在广州起事，赶紧抢先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清军四处缉捕，将兴中会在广州的据点都铲除了，并捕获了陆皓东等七十余名兴中会成员。
孙文见事情败露，起义已不可如期举行，赶紧用暗语《电告》尚在香港的杨衢云。
但此时，杨衢云已派遣朱贵全、丘四等四十余人前往广州，并随带了一批军械；朱贵全、丘四等人到达广州，也即被清军捕获。几天后，被捕的兴中会成员皆英勇就义惨遭杀害；至此，兴中会策划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就这样半途夭折了。
杨衢云得到孙文的密告后赶紧逃离香港。
孙文与陈翠芬也只得离开广州东渡日本，陈少白、郑士良等人也随即离粤东渡。
孙文到日本后，寄居于好友、横滨华侨邮船会社经理张能之家中；期间，陈翠芬干脆以妻子的名分相处，以掩护孙文的革命活动。孙文旅居日本时，化名中山樵，同仁乃以“孙中山”相称；自此，世人只知其为“孙中山”而疏于别名了。
虽然，兴中会的广州起义遭受了大挫，但众人仍矢志不渝。不久，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又创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此后，孙中山让陈翠芬留在横滨；自己则与同仁辞别，取道檀香山去往美、英等国，希望能从旅居海外的爱国华侨中为兴中会筹措资金。
谁知，孙中山到了英国伦敦后；却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雇佣的密探跟踪绑架，并欲将其押解回国。后来，孙中山设法收买了使馆中看押他的人员，才将自己被绑架的消息传到了他的师尊、曾是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时任伦敦市议会顾问医生的英国人康德黎的手中。
于是，康德黎向英国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并设法营救。
英国政府闻知在自己的首都竟然出现了绑架和迫害政治人物的事件，唯恐受到国际舆论的指责；只好通过外交部对清政府驻英公使馆施压逼迫其放人，孙中山这才度过了一劫。
孙中山脱险后，经由加拿大复又回到了日本，继续其未竟的事业。
陈少白与孙中山辞别后，则前往台湾创立了兴中会台湾分会；后来又回到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同样继续为反清大业奔走呼号。
而杨衢云逃离香港后，先后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锡兰、南非等国；尔后，也到了日本，再与孙中山聚义。此皆后话，搁下不叙。
却说，公车上书后，已进士并授受工部主事的康有为，也深感华夏民族危机深重，大清朝时弊众多到了非改良不可的地步。
其实，早在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就欲上书光绪皇帝，指责朝庭因循守旧须变法维新，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点主张。
康有为回到广东后，开办了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宣扬自己的主张，并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尔后，又发表了《大同书》，试图经过改良，探求一条能通向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之途。
而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更是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然而，康有为的这些主张皆因言路受阻而难达天庭；所以，康有为深感广开言路博采众议之必要；为此，决定先办一份可供众人畅所欲言的报纸。
于是，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七日，一份名曰《万国公报》的报纸创刊了。
有了《万国公报》这块论坛，康有为更是向国人畅述自己的政见了；许多有识之士也纷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己见提出主张探讨救国的途径；《万国公报》也就成了一份影响甚广的报纸，连朝庭中的一些士大夫也争相购阅一睹为快。
三个月后，在此基础上，康有为与梁启超、沈曾植、文廷式、陈炽、丁立钧、杨锐等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强学会，又称译书局或强学书局；并将《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继续以报事为先导，宣扬维新改良之主张。
强学会成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研讨中国自强之学。
此时，围绕在光绪皇帝身边的帝党势力，正为长期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势力的压制而郁闷难解。强学会所倡导的维新变法主张，正迎合其欲摆脱后党势力控制的需要；于是，帝党势力中的李鸿藻、翁同和等朝中大臣给予了强学会极大的支持；因此，强学会的影响也就更大了，许多仁人志士、甚至某些朝臣也纷纷入会。
后来，连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加入了进来。
此时，尚闲逸在家无所事事的李鸿章，也赞赏强学会的维新主张；所以，愿向强学会捐银二千两以作资助，并要求能让其入会。
然而，因李鸿章经手签订了《马关条约》已被国人视为卖国贼而臭名远扬；故而，强学会没有接受李鸿章的捐资，并拒绝接纳他入会。
而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觉得强学会有朝中重臣撑腰不可小觑；且已有朝臣入会，也就不敢落后，同样捐上了一些银子后就也入会了。
北京的强学会成立后，康有为又南下至南京，游说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康有为又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张之洞的幕僚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梁鼎芬、汪康年及社会名流士绅张謇、黄遵宪、陈三立等人加入其中。
上海强学会成立后，还创办了一份《强学报》；同样倡导维新变法，并提出了“仿效西国，开设议院”的政治主张。
强学会的迅猛发展并大力宣扬自己的改良主张，也引起了后党势力的注意；后党势力中的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便以“私人堂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为由，上奏到了慈禧太后面前，并谗言：“市井非朝堂，岂容妄议朝政？”
慈禧太后准奏，则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严禁强学会议论时政，将之改为直隶官书局，专事翻译各国书籍。”
于是，北京强学会就遭封禁了。
张之洞见势不妙恐引火烧身，赶紧停发资助给强学会的经费，并令其自动解散。
就这样，曾轰动一时的、为探求中国自强之途而成立的两地强学会都被迫解散了。但是，康有为等人仍不气馁，打算通过别的途径促使朝庭进行改良维新。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却说，德国在甲午战争中与俄、法结成三国联盟，迫使日本从辽东半岛撤离后，就伸手向清庭要回报了。
其实，德国早在甲午战争前就有这个打算。因德国来华较晚，英、法、俄等国的势力早已占据了中国沿海及内陆各地，没了德国可立足之处。特别是，没有一个可供登陆的海口，更令德国政府苦恼之极；为此，甲午战争结束，德国就提出了索要一个海口作为其在远东的海军基地。
然而，因海军基地不同于通商口岸；清政府自然有了更多的顾虑，也就拒绝了这个要求。
德国遭到拒绝后十分恼火，德皇威廉二世即召集御前会议，决定用武力夺取了，并将目标定于山东的胶州湾。
胶州湾，又称胶澳，位于山东半岛南部，是个伸入内陆的半封闭性海湾。湾内港阔水深风平浪静终年不冻，是个屈指可数的天然良港；青岛港位于湾口北部，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十分显要。
德国之所以看中胶州湾，是为了避免与别国发生利益冲突。
因为，德国知道，英国的势力范围集中于华南与长江流域，法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西南的云、贵与两广；胶州湾远离英、法的势力范围，也就不会有什么利益冲突。
然而，自从清皇朝同意俄国将西伯利亚铁路通达满洲的海参崴后，俄国的势力范围很快就向南满渗透扩展至了渤海湾边，并有跨越渤海湾继续南下的趋势；且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已表示过“俄国有使用胶州湾的优先权”，这些无疑是德国欲占据胶州湾的最大阻力；所以，德国觉得在动手之前还须再刺探一下各国的态度，以免引出不必要的麻烦。也因此，德国才推迟了用武力夺取胶州湾的时间。
于是，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会晤了各国驻华公使；果然，英、法等国表示了默许。而从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口中也探知了，俄国的真实目的是在旅顺而非胶州湾；至此，德国这才觉得可以放心地动手了，只待有一个适当的藉口。
不久，德国所需的藉口很快就从天而降了。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山东曹州府巨野县的游民惠潮现等人，在巨野县张家庄的德国教堂内行窃时被察觉，结果让德国传教士能方济等人用枪射伤了。周边的乡民闻知传教士用枪伤人，都深感义愤；加上这些传教士平时作恶多端民愤很大，被激愤了的民众就自发奋起群而攻之，袭击了张家庄的德国教堂，将能方济、韩·理加略等两名德国传教士当场殴打致死，另一名传教士薛田资侥幸逃脱。
这件原本一般的窃案，顿时演变成了骇人听闻的命案，此即史称巨野教案或曹州教案。
曹州教案的突发，实令清政府始料不及；为防事情闹大而不测，清庭赶紧下令缉拿了四名案犯欲将事情平息。
然而，德国政府岂愿就此善罢甘休；因为，对于德国政府来说，曹州教案无疑是天赐良机，让其获得了一个求之不得的藉口。
所以，消息传到德国，威廉二世欣喜若狂了，情不自禁地叫嚣：“华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胶州湾将是我们的。”
于是，命令已在华的德国远东舰队以“保护德国传教士”为由立即占据胶州湾，不可迟疑，以免坐失良机。
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棣特克列接到命令后，即率领哥尔莫兰号等四艘战舰从上海出发，直扑胶州湾。
十一月十四日凌晨，德国远东舰队抵达青岛。
驻守青岛的山东登州镇总兵章高元根本没想到德军有不良意图，以为德舰进入港湾无非是如往常一般借地操演或为躲避风浪而暂时驻泊；因此，毫不提防，正在早操的军士继续进行。
直到两员副将前来报告“德军在前海栈桥附近登陆”时，章高元这才感到了情况严重；赶紧向山东巡抚李秉衡告急请求增援，但为时已晚。
德军在前海栈桥登陆后，很快占领了海防炮台、军械库、弹药库；清军几乎成了赤手空拳毫无还击的能力，困守在总兵衙门等处勉强抵抗。
接着，棣特克列对困守的清军下了《最后通牒》，勒令在三小时内不带一枪一弹赤手撤离青岛。
章高元已为因自己的疏忽遭敌暗算而追悔莫及，岂愿再屈从于敌而不战自退？但因枪械尽失已无力还击，只得缄默不答仍坚守不撤。
而此时，李秉衡接到章高元的告急电报后，即刻上奏朝廷请求开战，并准备调遣兖州镇总兵夏辛酉率部驰援。
然而，军机处的那班迂腐们已被打怕了，赶紧警告李秉衡“不可发兵，恐再引战端”，并下令将章高元调驻烟台；李秉衡无奈，只得《电令》章高元“遵命撤离”。
章高元这才向德军缴械，然后在德军的监视下撤离青岛去往烟台了。
就这样，德军不费一枪一弹占据了青岛，胶州湾也即落入德国的掌控中。
胶州湾被德军侵占后，清庭还想通过交涉希望德军能自动撤离。
而复被起用的李鸿章，仍主张“以夷制夷”，欲借助外力解决外患；于是，清庭就派李鸿章去拜会俄国驻华代办巴夫洛夫，希望俄国能出面帮助抑制德国。
但是，李鸿章岂会想到，俄国已与德国达成了默契，非但不会抑制德国，反而准备趁火打劫也从中取利。
所以，俄国表面上答应李鸿章，并派遣了十六艘战舰驶往胶州湾，摆出一付强势逼迫德军畏缩的样子。
李鸿章喜出望外，以为自己以夷制夷的方略奏效了。
德皇威廉二世见俄国出兵倒也急了，赶紧向已占领的胶州湾增派了一支一千多人的地面部队；同时，任命其皇弟亨利亲王为帝国第二舰队司令，率领帝国海军奥古斯特皇后号巡洋舰、格菲翁号和德意志号铁甲舰前往胶州湾；而正在南亚海域执勤的符腾堡号、奥尔登堡号铁甲舰，也奉调迅速驶往胶州湾增援。
德国重兵进驻胶州湾，摆出了一付不惜一战志在必得的架势。
俄国见状犹豫了，不愿为了清皇朝的利益去火中取栗而伤了与德国的和气；于是，俄国舰队司令乌赫托姆斯基宣布“俄国对胶州湾没有兴趣”后，即掉头进入渤海不由分说地侵占了梦寐以求的旅顺口和大连湾。
这一突变令李鸿章目瞪口呆了，想不到自作聪明的这着棋，反而弄巧成拙地引狼入室了真是追悔莫及。
而朝中群臣除了对李鸿章的指责与鞭挞外，谁也想不出一个好的主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德、俄两国将胶州湾、旅顺口和大连湾都强占了。
至此，清庭别无他法了，只好派遣李鸿章、翁同龢去与德国谈判。
德国谈判代表、驻华公使海靖咬住曹州教案不放，非要清政府惩凶、赔款不可。
在这件事上，李鸿章与翁同龢自觉理亏，只得依从了德国的要求，将凶犯正法；并答应将疏于辖治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兖沂曹济道锡良、曹州镇台万德力、巨野知县许廷瑞等近十名官吏革职，并赔偿白银二十二万两。
然而，德国得寸进尺，还逼迫清政府租让胶州湾。
其实，清庭上下谁都知道，在德军已占据胶州湾的既成事实面前，不愿租也得让，所谓的谈判无非是形式而已。
于是，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中德在北京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清政府同意将胶州湾租与德国，租期长达九十九年。从此，德国在胶州湾立足了，并渐渐地向内地渗透，山东半岛乃至全省即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终于如愿以偿了。
胶州湾是继九龙之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第二个租借地；自此，西方列强以租借形式瓜分中国的第二轮浪潮掀起了。不到一个月，三月二十七日，中俄也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清政府被迫将旅顺口与大连湾租让给沙俄。同年七月一日，中英又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清政府被迫将威海卫、包括刘公岛租让给英国。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国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清政府被迫将雷州半岛东北部大片土地租让给法国。
至此，由曹州教案引发的胶州湾事件算是告一段落；华夏民族又被瓜分，再一次蒙受了屈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