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辛丑条约》，李鸿章负骂名离世……
却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侥幸逃离海外；慈禧太后仍不放过，派人四出追缉。
当康有为乘坐英国重庆号客轮逃抵日本神户时，不幸被曾是保国会成员、出卖同仁后投靠慈禧太后、时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察觉而派密探跟踪欲伺机抓捕；后来，康有为在其弟子欧榘甲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然后，由与其相识的日本熊本县人宫崎寅藏、日本福冈县人平山周等人的护送下到达东京。
康有为等人到了日本后，仍不忘维新大业；当年十二月，即在日本的横滨创办了一份由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继续鼓吹改良维新。
同时，为了与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继续斗争，并设法营救已被慈禧太后挟持了的光绪皇帝；康有为打算创建一个以“忠君、救国、维新”为宗旨的组织，并筹划营救皇上的行动。
而此前，孙中山已从英国伦敦转道加拿大抵达日本，并结识了宫崎寅藏、犬养毅、平山周等日本友人。听说康有为等人因维新失败而亡命日本，孙中山深表同情。同时也觉得，彼此都是在为谋求强国富民而尽心效力，虽然途径不同，但目标该是一致的，也就应有可合作之处；且康有为受此大挫后，定是有所醒悟，不该再对满清皇朝寄予希望了。
于是，孙中山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向康有为致意，并表达了欲前往慰问之意。
然而，因康有为只图维新而反对革命；他明白孙中山的用意，觉得自己与革命党人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合不到一处；于是，即以帝师自居，托言“奉有光绪皇帝衣带诏，不宜相见”为由，拒绝了与孙中山会面。
身为日本内阁文部大臣的犬养毅听说康有为拒见孙中山，倒是有意帮助消除两人间的隔阂；于是，约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有为、梁启超四人到他的寓所叙谈，康有为又托辞不往。
孙中山吃了两次闭门羹，但仍不放弃；第二天，又委托其拜盟兄弟、兴中会同仁、广东新会人陈少白再次前往拜访；这次，康有为难以再推托了。
陈少白见到康有为后没作虚礼，开门见山地痛陈满清皇朝的种种腐败后，直言“非推翻满清，不足以救中国”；然后，对康有为晓以大义，请其改弦易辙，共图大业。
康有为却道：“清帝圣明，可比尧舜；今虽蒙难，必有复位之日。吾受皇恩，不敢忘怀；惟有鞠躬尽瘁，勉力勤王，方为臣责；余皆非吾所谋，尔勿多言。”
于是，两人又唇枪舌剑了一番，结果不欢而散。
此后，康有为离开日本去往加拿大，忙于组建会社、筹款营救皇上的事了。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却会晤了孙中山。
孙中山甚是大度，并不把康有为的冷漠放在心上；愿尽弃前嫌，与梁启超共商救国大计；一番磋商以后，遂同意合作。
于是，梁启超将与孙中山的商榷结果《电》告康有为。
而此时，康有为已在加拿大创立了保皇会；保皇会的全称即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其宗旨一目了然，并计划在北美、东南亚、香港、日本等地设立分会。
闻知梁启超擅自与孙中山商议合作之事，康有为非常生气；赶紧派人赴日本催促梁启超立刻赴檀香山筹办保皇会的分会，以将其从日本支开。
梁启超不敢延误，即刻启程；于是，与孙中山的合作之事也就半途而废从此告吹不复再提了。
时有曾与谭嗣同一起创办南学会、人称“浏阳二生”之一的湖南浏阳人唐才常，维新失败后也逃至日本。
唐才常为挚友谭嗣同的遇害失声痛哭悲愤难抑，咬牙切齿地发誓报仇雪恨。
唐才常到日本后遇见了康有为，两人同为维新志士，且均欲忠君、救国。其时，康有正在海外募款准备设法营救光绪皇帝，而唐才常则更是主张以武力营救光绪皇帝；所以，两人甚是投机一拍即合。
在日期间，唐才常与孙中山等人也常有接触且深受启发；认识到了腐败的专制皇朝须彻底变革的必要，并逐渐萌生了“须发大难，方能行大改革”的念头。
于是，唐才常决定回国，利用尚隐匿在长江流域的会党伺机起事；用武力营救光绪皇帝的同时，废除清朝专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以实现自己的抱负。
唐才常的“武力勤王”之举很合康有为之意，正是求之不得；所以，康有为即刻给予大笔银两以作活动经费，并答应继续募款给予支持助其成功。
而唐才常的欲“以武力废除清朝专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的主张，已带有了一定的革命性质，孙中山自然也乐观其成；于是，派遣兴中会同仁湖北云梦人吴禄贞、湖北潜江人傅慈祥、湖南长沙人毕永年等协同举义。
所以，对于唐才常的壮举，无论是保皇会还是兴中会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唐才常启程回国时，孙中山、梁启超等人还特意设宴为其饯行。
席间，唐才常慷慨激昂，立下誓言：“吾冒死发难，推行大改革，不成功则成仁。”闻者敬其敢说敢为，无不动容。
唐才常回国后，考虑到维新派曾与洋务派有过合作；所以，选择了被洋务派掌控的长江流域作为活动据点。
且其时，正值义和团滋事而招致列强借口侵华，掌有地方实权的洋务派正力图东南自保；于是，唐才常也适时地在上海英租界内成立了个自立会，取“保全中国自立”之意。接着，邀集容闳、严复等社会名流在上海张园会议，欲实施中国式的议会，并推举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后因与会者意见相左而此议不成，唐才常只得自树一帜了，并着手在自立会的基础上扩充队伍伺机而动。
且说，就在唐才常回国准备在长江流域举事的时候；孙中山也觉到了清皇朝在列强的威迫下已摇摇欲坠，欲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而创建共和已是其时。
于是，决定在广东等地再次举行起义，以创建共和国；同时，也是对在长江流域准备举事的唐才常一种策应。
其时，长江流域与珠江三角洲有不少民间的会社活动，且皆对专制的清皇朝不满。
在珠江三角洲异常活跃的三合会更是明确主张“反清复明”，这与兴中会的宗旨相近；于是，孙中山觉得可资利用。因孙中山早期与三合会有过接触，且其同窗、广东惠州人郑士良是当地三合会的首领。
一直来，郑士良对孙中山十分折服并赞同其革命主张，曾言：“日后可发动会党参加先生领导的起义。”
于是，孙中山与郑士良进行了联络并将其吸纳过来，同时被吸纳的还有部分哥老会；于是，兴中会组织扩充了，遂决定更名为“兴汉会”。
因原兴中会会长杨衢云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往南洋，虽经辗转南非、印度等地后也到了日本，但已于一九○○年一月辞去了会长之职；于是，兴中会和三合会、哥老会代表在香港开会，共推孙中山为兴汉会会长。
兴汉会成立后，即开始筹划起义之事；因起义需要有足够的粮饷军械，而当时的兴汉会却缺资金可取用；所以，孙中山只得利用各国政界中一些友人的特殊关系谋求支持；于是，孙中山就为此而奔波忙碌了。
正在兴汉会紧锣密鼓地筹划起义之时，孙中山忽然收到其同乡、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邀其赴粤，共商国事”的来函。
原来，香港总督卜力爵士欲将两广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竭力鼓动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可与孙中山合作；趁机脱离清皇朝，在两广建立独立政权。
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探知此情后，即函告孙中山并促其速赴粤。
孙中山将信将疑，不信李鸿章有此魄力；但又觉得，若此举果能有成，不流血而创共和，乃华夏之大幸，故不妨一试。
然而，此时的李鸿章，虽然面对的是变幻莫测的政局，但却仍效忠于清庭；东南互保乃是不得已而为之，欲要他脱离清庭而自立却是不愿为。因此，对于卜力爵士的劝说却无动于衷，只是没有明确拒绝罢了。
最后，在卜力爵士的一再撮合下，李鸿章才答应与孙中山见上一面。
于是，七月十七日，李鸿章乘招商局的安平号轮抵达香港；同时，孙中山在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的陪同下搭乘日本商船佐渡丸号也如期到达。
其实，此时的李鸿章已接到了慈禧太后调其回任直隶总督、并授权其与列强谈判的《诏》书。
李鸿章接《诏》后，决定临危受命立即北上。
所以，李鸿章的香港之行，已无意于两广独立，无非是礼节性的向卜力爵士辞行而已；可能的话，倒是想说服孙中山效忠清庭，这才是他愿意与孙中山见上一面的真实意愿。
而孙中山对于李鸿章也不抱多大希望，因此赴港时也做好了两手准备。若能促成两广独立，当然是好事一宗；而一旦谈判破裂，就趁机在广州起义。
但谁知，因香港总督府曾对孙中山发过《驱逐令》；卜力爵士虽然有意促成孙中山与李鸿章晤谈，但却忘了解除对孙中山的《驱逐令》；所以，孙中山到达香港后，却未被准予入港。
因此，孙中山与李鸿章虽然都抵达香港，但却未能谋面。
不过，因两人所谋本是南辕北辙，未能谋面也就都显得无所谓。
因此，李鸿章在香港只逗留了一晚；第二天，就又乘坐安平号轮驶离香港顾自北上赴任去了，所谓的两广独立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且说，孙中山在东南忙碌的同时，唐才常的自立会在长江流域的活动也在紧张的进行中。
然而，自立会的活动早已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察觉，只因时局混乱前景莫测故而权作不知。
而康有为以为张之洞是洋务派旗手，且国难时期当有合作的可能。于是，指使唐才常劝说张之洞；也希图能策动他脱离由慈禧太后等守旧派把持的清皇朝，而在长江流域建立所谓的东南自立之国；拥戴并设法营救光绪皇帝，从而让光绪皇帝复位，以立千古功勋。
然而，张之洞权衡利弊后却觉得维新派的想法甚是幼稚，但又不宜拒绝故而态度十分暧昧；只是，对维新派的活动持保留态度，也没对自立会采取任何措施。
而今，老佛爷为保大清社稷，终于决定与列强和议并饬令各地镇压义和团了；这使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地方实力派们感到该做抉择的时刻了。
张之洞权衡再三后也终于觉到，虽然慈禧太后眼下亡命于西安，然而一旦与列强和议成功，这大清朝的江山仍然是她的。维新派欲拥立的光绪皇帝是个懦弱之辈，岂是慈禧太后的对手；何况，光绪皇帝现在慈禧太后的手中，满朝文武只能听命于她而难以抗衡。
虽说，现在是东南互保了；但那只是为了谋求一方平安的权宜之计，自己毕竟是大清朝的命官，岂可有谋逆之心。再说，力主东南互保、敢将上《谕》称乱命的李鸿章已经受命北上了，自己何不也见风使舵明哲保身呢？而那些只知纸上谈兵的维新派，有光绪皇帝撑腰时尚且不经一击，而今又能闹出什么名堂？无非是仍如昙花一现终难成气候；与其合作只能引火烧身，其利弊得失显而易见。
张之洞是明智之人，当然得趋利避弊；于是，决定远离维新派而不屑一顾了。
张之洞的态度转变，令康有为、唐才常等人十分失望；于是，决定孤注一掷准备起义；然后，用武力营救光绪皇帝。
此时，唐才常已联络长江流域各地的哥老会，于一九○○年八月二日，悄悄地组建了一支二万余人的自立军；并在汉口设立了自立军总部，而在湘、鄂、皖各地分设中、前、后、左、右等五军；其中，中军在湖北武汉，前军在安徽大通，后军在安徽安庆，左军在湖南常德，右军在湖北新堤。唐才常自任诸军督办，亲率总会亲军和先锋营。
唐才常将一切部署停当后，定于当年的八月九日，在湘、鄂、皖等地同时起义。
然而，由于康有为的军资未能及时送到；故而，起义日期只得往后推延。
可谁知，自立军的前军统领秦力山由于没有接到起义改期的通知，仍然按照原定时间在安徽的大通举行起义，并一举攻占了大通县城。
两江总督刘坤一闻讯大惊，立即派兵镇压。
由于得不到别的自立军起义响应，秦力山就成了孤军奋战；结果，终因寡不敌众而惨遭失败。
由于秦力山的单独举事，暴露了自立军的起义计划。
刘坤一和张之洞等人想不到维新派竟敢也会举行武装起义，而且是在他俩的辖区内；长江流域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平和局面将被自立军扰乱，气得恼羞成怒了。
于是，俩人皆派出重兵，将唐才常部署在各地的自立军一举破获镇压了。
至此，张之洞不留情面了，将自立军设在汉口的总部也一举捣毁。
唐才常见事已败露，痛心疾首却不愿单骑出逃；结果，也如其挚友谭世同一样坐以待毙。
唐才常就义时疾呼：“天不成吾！”
噩耗传到日本，康有为不禁伤心落泪；他想不到自立军竟是毁在自己曾寄予希望的洋务派手中，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但同时，此一大挫也使他醒悟了，欲与那帮已经身居要职了的洋务派谋求合作，几如与虎谋皮；而仅凭维新派的微薄之力，欲行武力营救光绪皇帝是没有希望且不现实的；从此，不复再言兵事了。
而自立军在长江流域活动期间，兴汉会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另一场武装起义了。
就在李鸿章离港的同一天，孙中山即在佐渡丸号上主持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正式决定举行起义，起义地点定于广东惠州。
会上决定，派遣郑士良回广东惠州老家利用当地的会党势力发动起义；另派广东番禺人史坚如等到广州刺杀清廷大员，以牵制清军，以策应郑士良的惠州起义；而孙中山再赴日本、台湾，筹措粮饷军械以资起义前线。
如此部署定当后，即分头行动。
于是，郑士良刻不容缓地赶赴广东惠州。
一九○○年十月八日，郑士良率领六百余名会员在惠州的三洲田举起了义旗；起义军旗开得胜，猛攻新安的沙湾，直逼新安县城。
郑士良原打算起义后即挥师北上，与活动在长江流域的自立军取得联系遥相呼应。
然而，因自立军已遭镇压，郑士良也就只好率领起义军在广东境内周旋。
不过，起义军士气很盛，在广东境内连战连捷；在佛子坳、镇隆、永湖、崩岗墟等地连挫清军；然后，经龙岗、淡水进至惠东的三多祝，令广东的清军闻风丧胆。起义军人员也骤增至二万余，声势大盛。
惠州起义爆发，广州城内风声鹤唳了。因李鸿章北上而代理两广总督的德寿惶惶不可终日，不知该如何是好。
而此时，受命刺杀清廷大员的史坚如等人已潜入广州，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刺杀代理两广总督德寿。
于是，史坚如悄悄地挖了一条地道，直达总督衙门内宅的底下。
十月二十七日夜，正当德寿入睡时；忽然一声巨响，总督衙门内多间房屋全被炸塌；德寿被爆炸后的气浪掀翻在了床前的桌底下，倒是逃过一劫幸免于难。
被吓得丧魂落魄了的德寿定神后，方知必是革命党人想谋杀他；于是，也恼羞成怒了，连夜将全城戒严搜捕凶犯。
果然，第二天，史坚如不幸被捕，备受酷刑后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二岁。
而此时，孙中山已在海外爱国华侨的捐助下，从菲律宾筹措到了一批军械；于是，赶紧派宫崎寅藏运往惠州。
同时，孙中山通过与日本内阁文部大臣犬养毅的良好个人关系，求得了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帮助，也在台湾筹措到了一批军械。
于是，孙中山决定赴台湾取得这批军火后，即到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厦门亲自主持再发动另一场起义；为此，孙中山指令已在惠州起义了的郑士良向闽南进军，以便相互呼应及就近给郑士良军械接济。
但谁知，就在孙中山如此筹划时，日本内阁却发生了变动。一九○○年十月，伊藤博文第四次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伊藤博文认为，让腐败无能的清皇朝继续存在下去，对于明治政府来说应该是有利的；所以，他不支持孙中山欲用武力推翻满清皇朝的行动；因为，清皇朝一旦被新政权替代，可能反而会难以驾驭。
为此，伊藤博文上台后，一改对华政策；立即下令“日本政府官员不得与中国革命党人接触”，更不允许“给予中国革命党人任何支持”。
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部遵照伊藤博文的命令，禁止孙中山登陆台湾，孙中山在台湾筹措的军火也被禁止离岛外运。
如此一来，非但筹划中的厦门起义因缺少军械而不能按计划举事，连已经起义而正急需军资接济的惠州起义军且如断奶了的婴儿而要哇哇直叫了。
忽遭如此变故，令孙中山始料不及应对无策了；无奈之下，孙中山只得取消厦门起义而令此计划胎死腹中；同时，派遣日本志士山田良政赶赴三多祝，告知郑士良“后援难济，自行决定行止”。
而此时，郑士良的起义军正因从菲律宾运至的军械多是废品无法使用，枪械、弹药开始枯竭。
虽然，起义军在粤东连战连捷，但所缴获可用于补给的辎重却不多，对于二万人的队伍显得是杯水车薪远不足用。
郑士良正欲告急，却得到了这个令人大失所望的通告；急需军资补给的起义军，此时且如哇哇待哺的婴儿突然被断了奶，岂不是要了命？而此时的清庭却开始组织力量反扑了，郑士良进退维谷自料支撑不了多久；因起义军的基础是三合会，其组织纪律本来就很松驰聚散皆易，面临如此窘境已是人心涣散兵无斗志。
郑士良权衡再三后，最终决定干脆将起义军自行解散了事，自己则避往香港。于是，轰动一时的惠州起义也就如此半途而废了。
却说，李鸿章离开香港后，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天津。
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李鸿章迈着蹒跚的步子，特意去察看了一下自己曾坐镇过二十多年的直隶衙门；只见衙门内已是破败不堪一片狼藉，李鸿章触景生情悲苦难言；尔后，李鸿章带着沉痛的心情去往北京。
此时，八国联军在北京大肆掳掠以后，遂又四面出击；一路经宣化、张家口，直抵长城的娘子关；另一路则经涞水、易县，进驻到了太行山的紫荆关；再一路则经涿州南下至保定，然后再抵正定，直迫石家庄；至此，直隶的大部已均被联军所控制。而北京城内，除了参与谈判的庆亲王奕劻的庆王府与李鸿章下榻的贤良寺尚算仍属清政府管辖外，其余皆落入列强之手。
李鸿章到达北京时，奕劻已等候多时了。两人目睹京城中遭劫后的惨状，皆欲哭无泪。
李鸿章由于年时已高且旅途劳累，刚到北京就病倒了；但是，为了能使不忍目睹的民族灾难早日结束，李鸿章拖着病体与奕劻一起赶紧拜会了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
窦纳乐知道李鸿章所负的使命，倒也有点同情这位仍在为自己那多灾多难的民族忍辱负重地奔波的老人；所以，答应了重启和议。
只是，窦纳乐提醒李鸿章，德国政府因克林德事件必不肯轻易罢休。
李鸿章也已揣测到这点，且也深知此乃症结所在；但因此前他已了解到杀害克林德的凶犯、清军神机营章京恩海已在京城中被德国人缉获并处死了；于是，故意探问：“吾闻元凶已伏法，何纠缠不休？”
窦纳乐却告知：“元凶伏法时，大呼王爷害我；可知其中另有隐情，德国人岂肯善罢甘休？”
李鸿章闻言后，也就缄口了。
果然，在与德国陆军元帅兼联军司令瓦德西晤面时；瓦德西断然表示：“在克林德事件没有得到满意答案前，决不接受清皇朝的和议。”同时，明确提出了：“必须严惩杀害克林德及唆使义和团滋事的幕后指使者。”
瓦德西的态度十分强硬，扬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双方会晤的气氛十分紧张，且令人觉得甚是尴尬。
李鸿章与奕劻均感无奈，只好详情《电》告远在西安的老佛爷，并言：“若不依其言，断难抑阻联军西进。”
慈禧太后阅后大惊，想不到竟然到了战不能、和也难的地步。但当想到，为保祖上的基业及自己的权位，不得不牺牲他人利益时；慈禧太后只得痛下决心，委屈一下曾经为她出谋划策且卖命过的宗亲与朝臣了。
于是，慈禧太后下《懿旨》，将端亲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两人革职发配至新疆；同时，废除载漪之子溥儁的大阿哥名位而命其归宗，并随父发配新疆。而庄亲王载勋、右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三人，则被赐令自尽。直接指使并参与杀戮行为的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则被处斩，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军机大臣刚毅因已死于逃亡途中，倒是免了刀斧之辱。
载漪父子流放新疆后伺机逃往了蒙古，至光绪三十四年被慈禧太后派人刺杀；此是后话，不赘述。
慈禧太后原以为如此惩处后，德国人该可以满意了。
但谁知，瓦德西却仍以克林德事件为借口得寸进尺地不肯罢休。
而此时的清皇朝已无能力再与列强抗争，虽感窝囊却又无奈。
正在老佛爷一筹莫展时，醇亲王载沣想到了一个办法，进言道：“吾闻京中名妓赛金花与瓦德西有旧，令其周旋，必可成。”
赛金花，原名赵三宝，安徽黟县人；因家境贫穷，自幼被卖到苏州的花船上为妓。
光绪十三年，幸遇内阁学士洪钧而被纳为妾；不久，即以公使夫人身份随同洪钧出使俄、德、奥、荷诸国；此间，结识了时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的瓦德西。
归国后，洪钧不幸病逝，遂复入青楼并更名为赛金花。
八国联军进京时，赛金花居于北京石头胡同，瓦德西就成了她的常客。
老佛爷闻言后觉得此计可行，即差人命赛金花游说瓦德西。
果然，在赛金花的游说下，瓦德西的态度软了；只是，仍坚持要清皇朝赔礼道歉。
而此时，赛金花却出了个歪点子，言：“可在克林德遇害处建立牌坊。”
这倒很讨瓦德西欢心，于是又多了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
因为，在中国人的眼中，只有令人称颂且仰慕的人或事，方能树碑立传建牌坊；而今，要为一个残害过华人、对华夏民族负有罪孽的克林德也立牌坊；这如同被人打了巴掌反而要向对方道歉那样蒙受屈辱，如何让国人接受得了？
但是，此时的慈禧太后只求早日息事宁人，别的什么屈辱之类已都不在话下；历来死要面子的大清皇朝此时已顾不得颜面，也管不了国人如何感受，就都答应了下来。
于是，一座用汉白玉砌成的牌坊在崇文门大街上克林德遇害的地方建起了，并在上面刻了“为国捐躯，令名美誉”等字样，以此表示所谓的涤垢雪侮；这座俗称克林德碑的建立，是满清皇朝腐败无能的见证，令中国人民蒙受了奇耻大辱。
消除了与德国之间就克林德事件而存在的障碍后，清政府与列强的谈判才正式开始。
谈判桌上，李鸿章和奕劻费尽口舌，欲求列强垂怜大清伸手索要时能适可而止。
但是，列强岂会善心，早把清皇朝视作了一头愚蠢笨拙的肥猪；虽已被剥夺得所剩无几了，却还是狮子大开口地欲将其吞噬掉。
而此时的清皇朝确实犹如一个输得精光了的赌徒，已无资本可讨价还价，只得听凭摆布任人宰割。
于是，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威迫下，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侵华的十一个国家，在北京签订了《中国与十一国关于赔偿一九○○年****的最后协定》；因时值辛丑年，故又命《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共十二款，另有十九个附件。
《辛丑条约》中规定了，清政府必须就克林德事件向德国政府赔礼道歉并为克林德建牌坊；同时，也须就日本公使馆的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向日本政府赔礼道歉。除此，列强还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了不准华人居住的使馆区；如此所谓的使馆区几乎成了国中之国，但清皇朝不敢哼一个不字。
更为可悲的是，清政府又得向列强支付高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已经捉襟见肘了的清皇朝只得再将这个沉重的负担转嫁到黎民百姓头上，而使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的华夏民族更是雪上加霜了。
《辛丑条约》中的其它诸条也皆骇闻，华夏民族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令人倍感痛心。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皇朝即派醇亲王载沣等大臣专程赴德、日两国谢罪。
接着，在崇文门大街的西总布胡同口立了一块名为克林德碑的牌坊；这块令国人深感耻辱的牌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后才从崇文门的闹市处移走，并将坊额名改为“公理战胜碑”，这才让国人舒了口气。此是后话，顺提不赘述。
国人对于《辛丑条约》的签订怒不可遏，再次痛骂并声讨李鸿章为卖国贼。
殊不知，李鸿章在签完《辛丑条约》后，也禁不住泪如雨下；自知必遭国人唾骂，心如刀绞却只好默默承受。
《辛丑条约》签订两个月后的十一月七日，在北京贤良寺内，李鸿章咯出最后的一大口血后，终于带着洗刷不清的骂名离开了人世。
从此，大清皇朝这座处于风雨飘摇中破败不堪的殿堂，连尚能修修补补的匠人也没了，大厦的最终倾倒已在所难免为时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