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汪精卫行刺载沣，温生才刺杀孚琦；广州黄花岗起义……
却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虽然仍不气馁；但是，反对革命的维新派却抓住机会冷嘲热讽地攻击了。
梁启超撰文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讽刺革命党领袖们尽是一些“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梁启超这么轻描淡写的一笔，对于同盟会的领导层来说，无异于如被当头淋了一盆污水，如何承受得了？却又难以声辩。因为，同盟会所领导的多次起义屡屡失败，却是不争的事实摆在世人面前；如若再不能有所进取，对于主张革命的同盟会来说，将真的会面临一场危机了。如何渡过这场危机，进一步激发国人的革命热情呢？着实令孙中山等人头疼了一番；最后，决定只能继续走武装起义之路；成功与否听天由命，千秋功过任人评说。
不过，这次准备再在广州举事的同时，同盟会也开始把目光注意到了中部的长江流域地区；希望能有新的突破，以向国人有个满意的交待。于是，孙中山顾不得维新派的冷嘲热讽，又为新的起义忙碌去了。
随同孙中山在南洋筹建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汪精卫，见到梁启超撰文讽刺同盟会领导层是“远距离革命家”，心中很不好受。心想，看来确须有人冒险去国内闯一下龙潭虎穴、扎扎实实地干出一点能让国人信服的事来，方能堵住梁启超之辈的嘴。
此时的汪精卫年近而立血气方刚，倒也有一副敢于担当的气概；于是，为了同盟会的声誉，决定自己只身潜往国内，去搞一次能引起轰动的谋刺清朝大员的暗杀。
然而，当汪精卫将自己的打算告诉胡汉民时，胡汉民觉得不妥。因为，此时的汪精卫正受孙中山的委任，在筹建同盟会的南洋支部；并准备赴日本出任《民报》主编，可谓是同盟会中的一名主要骨干。所以，胡汉民觉得，一名同盟会的主要骨干人物去当刺客，若有闪失实在是太不合算了；故而，竭力劝阻汪精卫放弃这一打算。
然而，汪精卫决心已定，任由胡汉民如何劝阻，仍打算趁北上赴日本出任《民报》主编之机，前往北京按计划行事。
胡汉民无奈，只好将此事向孙中山通报。
孙中山一贯主张“革命须光明正大”，不赞成搞暗杀；认为搞暗杀“非智者所为，实乃下策”；在他觉得，那样无非是“去其一、二人，行甲、乙更替而已；敌之大势未摧，又有何益？”
其实，这也是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分道扬镳的原因之一。因为，光复会的人也竭力主张暗杀，并已有徐锡麟刺杀恩铭的先例；然而，那件事情轰动过以后，清皇朝仍没被推翻，而光复会却失去了一名干将；这对于革命事业来说，无疑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当孙中山闻知汪精卫想去谋刺载沣时，深感诧异也表示反对。
然而，未待孙中山出面阻止，汪精卫已启程北上了。
于是，孙中山电令时任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冯自由将汪精卫截留在香港，以免他去行刺载沣。
果然，当汪精卫搭乘的法国邮轮到港后，冯自由就把汪精卫截留在香港了，孙中山也才放心了。
但不久，为了筹备新的广州起义，冯自由受命赴加拿大募款，汪精卫得以行动自由了；于是，汪精卫在香港逗留一段时间后，就悄悄地离港溜走，仍按自己的计划行事去了。
陪伴汪精卫北上行刺的还有一位妙龄女郎，此乃马来西亚槟城的富商、华侨陈耕基之女陈璧君。
孙中山来到马来西亚槟城开展活动时，陈耕基常捐资给以支持；后来，孙中山在槟城成立了同盟会的分会，年仅十六岁的陈璧君随同母亲卫月朗一起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最年轻的会员。当汪精卫随同孙中山来马来西亚时，陈璧君很快就被这个比她大九岁、风流倜傥一脸俊秀的美男子吸引了，并将一颗少女的痴心给了他。
只是，此时的汪精卫倒是无意于儿女情长很有一股英雄气概，而陈璧君却也认准一条道后要走到底了。所以，当汪精卫决定回国行刺时，陈璧君却也义无反顾地愿意陪伴同行；为了表明心迹，陈璧君甚至将自己的英国护照撕碎，以示要与汪精卫生死与共。
因为，汪精卫打算利用杀伤力较强的炸弹作为暗杀武器；所以，俩人打算绕道日本先设法制好炸弹后，再携带回国以用。
为此，汪精卫与陈璧君到日本后，又特邀了两位也欲此举的同仁黄复生和喻培伦一起行事。
黄复生，原名位堂，四川隆昌人，曾任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为研制炸弹不慎引爆身负重伤，伤愈后遂更名复生。
而四川内江人喻培伦对制造炸弹甚有研究，被同仁尊为炸弹大王。
一年前，黄复生与喻培伦曾赴汉口，欲用自制炸弹设伏阻击两江总督端方；后因端方改道而行，预谋未果。
不久前，刘思复与广东梅县人谢英伯、番禺人高剑父、河南开封人程克等多人组建了一个支那暗杀团，欲专事暗杀清朝大臣的活动。而今，汪精卫相邀同往行刺，俩人二话没说欣然答应。
于是，汪精卫、陈璧君、黄复生、喻培伦等人就组成了一个暗杀团。
不日，喻培伦就制成了炸弹；由汪精卫与黄复生携带先行回国，陈璧君与喻培伦随后启程。
时任同盟会总部外务部干事廖仲恺闻知汪精卫等人欲回国行此壮举，赞佩之余乐见其成。
廖仲恺觉得，汪精卫等人携带炸弹欲进京城定是不易，决定给予援手助其成功；于是，特意写信给正在北京的同盟会员郑毓秀，要她帮助汪精卫等人将炸弹带入京城。
郑毓秀，广东新安人，出身官宦之家，曾入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东渡扶桑后，受廖仲恺引导加入同盟会。回国后，郑毓秀很快就成了京城中的一朵交际花，与在京的一些外交官都混得很熟。而今，廖仲恺将此任务交予她，郑毓秀毫无畏言欣然应诺了。
汪精卫与黄复生到埠时，郑毓秀专程迎接，还特地拉上了一位外交官作掩护；从而，堂而皇之地帮助汪精卫将炸弹运进了北京城。
汪精卫与黄复生进京后，即在有九市精华萃一衢之誉的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开了爿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
不久，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
四人汇聚一起后，即商议具体的行动了。
此时，镇国公载洵与醇郡王载涛出访西欧后回国；汪精卫料定俩人必走前门站回府，遂决定就在前门站对俩人下手。然而，俩位王爷回到京城，这次却偏偏没有前呼后拥地摆王爷的架子，而是夹杂在普通乘客的人流中就出站了。候在前门站的汪精卫和黄复生找不到要袭击的目标顿时傻眼，只好作罢无功而返。
四人不甘心就此罢休，经商议后决定干脆暗杀宣统皇帝的老爹、摄政王载沣了。
因为他们知道，载沣在什刹海的醇王府与皇宫之间有一座甘水桥，载沣进宫上朝必经此桥。
甘水桥地处僻静，且因是旱桥，故而桥下可藏身宜于行动；若是将炸药置于桥下，待载沣行至桥上时引爆必能成功。如此谋定后，定于一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深夜，先由黄复生与喻培伦前往甘水桥预埋炸弹；然后，再由汪精卫藏于桥下，待载沣到来时引爆。
是日，三人依计而行；黄复生与喻培伦先往甘水桥埋炸弹，汪精卫则静候回音。
陈璧君知道，此次行动中汪精卫定是凶多吉少甚至会有去无回，汪精卫也已做好了与载沣同归于尽的准备；因此，这一晚俩人大有生离死别之感。
但谁知，正当汪精卫与陈璧君惜别欲辞行时；只见黄复生与喻培伦匆匆奔回，言：“大事不好。”
原来，俩人在埋设炸弹时，不慎被当地居民发觉。居民不知就里，误以为是盗贼在埋藏赃物；所以，急切地就向警局报告了。
黄复生与喻培伦见事情败露，丢下炸弹赶紧逃离；结果，尚未埋好的炸弹被警方起获，欲在甘水桥谋杀载沣的计划也就付诸东流了。
如此的突变令人始料不及，黄复生与喻培伦不知如何是好，打算离开京城。
但是，汪精卫却显得很是镇静；他估计没有当场被抓获，警方不一定就能怀疑并查到他们。
果然，时过多日，警方确不准是何人所为？一场虚惊似乎悄悄地过去了。
于是，汪精卫让喻培伦回日本再制造炸弹，而叫陈璧君回南洋去筹款；自己则与黄复生仍留在京城中，筹划下一步行动。
然而，汪精卫估计错了；就在喻培伦与陈璧君离京后不久，警察突然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逮捕。
原来，警察已从炸弹的用料与制作方法上觉到了此事必是海外的革命党人所为；于是，开始留意从海外归国的人员了。而几名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不从文、不入仕途、不经商，却在京城中开爿不起眼的守真照相馆，这与常理不符；于是，警方对守真照相馆引起怀疑并进行了监视。经过半个多月的监视、确认后，警方遂下手捕人。
幸亏喻培伦与陈璧君已离京去日本，警方只逮住了汪精卫与黄复生俩人。
汪精卫与黄复生被捕后，都表现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汪精卫更是直言不讳地当庭坦承，并把一切都担在了自己身上，言“与黄复生无关”。
于是，“汪精卫谋杀载沣未遂”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北京城乃至全国都被轰动了。
此时，远在南洋的孙中山闻知汪精卫出事了，不忍看他死于非命，赶紧指示在京的同盟会员组织营救。
时有应聘在陆军部编纂军事《教科书》的同盟会员程家柽，伺机向经办此案的肃亲王善耆故意进言：“若杀汪、黄，恐引至党人报复，公当三思。”
此话点到了善耆的软肋，他知道革命党人是不好惹的。
昔日，恩铭死于徐锡麟手中，已有先例；今朝，汪精卫又欲谋杀载沣，后继有人；可见革命党人都是不怕死的亡命之徒，真是捕不尽、杀不绝；不知道下一个又会轮到谁呢？
善耆却确是不想因经办此事而记恨于革命党人，成为被刺杀的下一个目标；因此，觉得程家柽所言有理，也就打算不杀汪精卫，而给自己留条后路了。
于是，善耆为了自身能免祸，只好设法劝说载沣：“摄政王息怒，党人悖逆，罪该万死；然殊其一、二人，恐有万、千众再起，如何得了？且非当场缉获，言其谋刺摄政王，仅传闻耳，不可尽信。若将其殊死，徒给贰心者以口舌；且于摄政王不利，故当慎之。依吾愚见，不若留其残生而永禁；以示摄政王之宽怀，感召天下，以求太平；此为上上之策，摄政王以为如何？”
本来，载沣知道有人要谋害他后气得咬牙切齿，必欲将这些该死的革命党人千刀万剐了；但听了善耆的一番话后，却也犹豫不决了；最后，顺了善耆所言“免死而永禁”。
就这样，善耆说服了摄政王；终于，汪精卫与黄复生在载沣的额外开恩后，捡回了一条命。
而经此轰动全国的大案后，梁启超等人的冷嘲热讽固然噤声了。
虽然，谋杀载沣没有成功；但是，同仁对于汪精卫如此大无畏地舍生取义之举甚是敬佩；自此，汪精卫在同盟会中的声望大增。
而由于汪精卫等人的壮举为同盟会挽回了声誉，孙中山也就不责怪他擅自行动；而誉其为大才，更是刮目相看了。
一年后，武昌起义成功，汪精卫与黄复生方被获释出狱。
汪精卫出狱后，即与陈璧君结为夫妻；俩人留下了这么一笔值得一叙的壮举后，却开始走上了另一条不光彩的人生之途，最终误国害民且也毁灭了自我。此是后话，暂搁下不表，容后慢叙。
且说，此时，为策应同盟会的南方起义以谋南北夹击而受命赴东北筹建同盟会辽东支部的宋教仁，完成使命后回到了日本。宋教仁看到了因南方起义屡次失败，陶成章等人复建光复会；致使同盟会面临了被分裂的危险，事态甚是严峻。
宋教仁也觉到了为使革命成功，须改变择地起义的方略；在他认为，择地起义的方略有上、中、下三策；取边地为下策，取中部的长江流域为中策，取京城首都为上策。
所以，宋教仁十分注重同盟会在辽东的工作；在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的同时，还在奉天设立了秘密机关部，希图时机成熟时在奉天发动起义，以便直接威胁直隶与北京。
但是，清庭的根脉在东北，对其龙兴之地奉天控制甚严；同盟会虽然已立足并有所发展，但要想急于举事成功却仍有难度；故而，这一上策尚不可行。而南部边陲两广之地，清庭已高度警戒防备森严；所以，革命党人的起义屡屡失利；可见，边地起义是“举事易、成功难”；且远离京城，即使成事，对于清皇朝的撼动也不大；故而，也不可取。而长江流域位居华夏中部，地方势力虽然较强，但却与清皇朝的中央政权离心离德时有矛盾，倒是可以为革命党人所利用而宜于成事；且长江流域地区包括十多个省，一地成功四方即会响应，清庭的京城必被震撼；而且，进可北上，退可南下，伸缩自如；所以，在长江流域起义虽然是谓中策，却是眼下最可取的。
宋教仁的这番论述，得到了湖南新化人谭人凤、湖北广济人居正等人的赞同；于是，纷纷向孙中山建言：“应速在长江流域各省建立同盟会的分会。”以图向中部发展并谋划起义。
孙中山对于宋教仁的精辟分析也已有共识，而对谭人凤等人的建言也表认可。
只是，在他认为，广州新军起义的失败实属意外，是倪映典个人的粗心大意所导致，而并非是事件的必然结果。况且，同盟会在广州新军中已有较扎实的基础，新的起义准备也已进行了多时，岂可半途而废重起炉灶？所以，孙中山斟酌再三后，决定双管齐下；一面继续谋划再次在广州举行新军起义，一面准备在长江流域筹建同盟会中部总部。
为此，孙中山将黄兴、胡汉民、赵声、谭人凤等人召集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会议。
经商议后，决定翌年四月在广州仍以新军为主力再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并在香港成立领导起义的统筹部，由黄兴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
计划起义成功占领广州后，即兵分两路向中部挺进；一路由黄兴率领进军湖南，另一路由赵声率领进军江西。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同时，决定筹建同盟会中部总部，并将此任务交给了谭人凤与尚在日本的宋教仁。中部总部除了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还须配合广州起义；谭人凤二话没说欣然受命，即回日本与宋教仁等人筹建中部总部去了。
自此，孙中山的目光开始北移，同盟会的起义重心也渐渐的转向长江流域了。
槟榔屿会议后，黄兴与赵声赴香港组织并领导起义。
俩人到港后，即刻成立了广州起义的领导机构统筹部，并下设了调度处、储备课、交通课等多个具体的办事部门。
接着，派人进入广州城内与新军中的党人联络。
同时，黄兴还特意挑选了五百名极具献身精神的同盟会员，组成一支敢死队；由黄兴亲自率领，为广州起义打头阵。起义时间则定在四月十三日打算十路同时举事，夺占广州城后，按计划北进。
一切似是就绪，但黄兴忽然想到了，同盟会的多次起义都是毁在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手中，这无疑是只威胁极大的拦路虎；如若不先剪除，恐怕对于这次广州起义仍有不利。
赵声看出了黄兴的心事后，决定派人除掉李准。
黄兴考虑到此事关系到起义成败，所以觉得应谨慎而行；且一再关照“切不可距起义之日太近”，以免有碍举义大事。
时有一位同从马来西亚槟榔屿来港的党人冯忆汉，常扬言“能干汪精卫般惊天动地之事”；于是，赵声就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冯忆汉既已放了海口，也就不好推托只得勉强应承。
然而，冯忆汉是个言过其实之辈，只是夸口炫耀而已，根本无甚胆量真去干如此壮举；但却碍于面子又不敢明言，于是只得想方设法敷衍拖延；最后，干脆称疾离港藏到外地去了。
就这样，非但没有成行赴义，反而让时间白白的流逝掉。
眼看起义日已渐临近，不宜再行此事；无奈之下，黄兴与赵声决定取消这一行动，而起义按计划举行。
此时，正在南洋办广益学堂的同盟会员温生才闻知此事，甚是鄙夷冯忆汉的胆小如鼠，却为李准不除可能有碍起义而心感焦虑；于是，暗自决定行侠仗义独自将此事担当了。
温生才，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十四岁时，被人拐至南洋做苦力。后逃回国内，曾为云南提督冯子材的亲随；深被冯子材的不畏强虏、为国效命的气概所感奋，也常思报国。离开军旅后，几经周折又回到了南洋。
温生才生性豪爽喜欢独来独往行侠仗义，加入同盟会后曾打算效法汪精卫等人也北上京城刺杀清庭的中枢大臣，以继续汪精卫与黄复生俩人的未竟事业，但因缺乏川资只好作罢。
尔后，又欲刺杀新任两广总督增祺，也因没有炸药终未付诸实践。
为此，温生才甚是懊恼常自责；这次，温生才下决心，刺杀李准非得成事不可。
于是，宣统二年四月，温生才没有告诉任何人，独自一人赴广州了。
四月八日，这一天，曾在美国旧金山的奥克兰开办飞机制造厂、两年前回国又创办了广东飞行器公司且自任总工程师的华侨、广东恩平人冯如，用不久前从美国带回、由他自己制造的两架飞机，正在广州的燕塘进行飞行表演。
广州城内顿时万人空巷了，全城百姓连同大小官吏都被这一闻所未闻的新鲜事所吸引，纷纷涌往燕塘观看。
温生才料想李准必也会去观摩，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于是暗携手枪，在从燕塘回城的必经之路、广州城东门外咨议局前的茶馆内，专候李准到来，以便下手。
日暮时分，观摩完飞行表演的人们纷纷回城了，候在茶馆中的温生才也就提起了精神。果然，不一会，回城赶路的百姓忽然止步让道于两旁；只见一大群随从、护卫簇拥着一乘八人抬的绿呢大轿缓缓而至，看那轿子十分气派非同寻常。
温生才不认得李准及其坐轿，只觉得如此气派想必定是李准无疑；而因轿子虽然行进缓慢却也很快就会过去，容不得温生才多思细辨；于是，温生才已顾不得是不是李准了，冲出茶馆拔开簇拥在轿旁的随从与护卫，跨前几步撩起轿帘后就举枪射击，轿内人应声倒下。
枪声一响，随从、护卫都惊作鸟兽散了；于是，温生才又补上三枪，确认轿内是一介高官，且已头部中弹倒毙于血泊中了后，才将手枪掷于地上从容地离去。
只可惜，被温生才射杀的不是李准，而是刚上任不久的广州将军孚琦。
而此时，倒有一名巡警显得很是冷静，温生才离去时他却尾随于后；结果，温生才在永胜街被郑家森等五名巡警合力擒获。七天后，温生才慷慨就义，时年四十二岁。
继温生才刺杀孚琦，后来又有广东梅县人陈敬岳与归善人林冠慈合谋刺杀李准，广东兴宁人钟明光谋刺广东宣抚使龙济光，但均因事败未遂而献身；后人为悼念这四位英烈，将四人遗骸葬于广州的红花岗，并建坊立碑，遂有红花岗四烈士墓存世。此为后话，顺提不赘述。
且说，孚琦遇刺身亡后，清庭又大为震惊，赶紧任命两广总张鸣岐兼任孚琦的广州将军之职。
张鸣岐以为温生才刺杀孚琦，定是受革命党的组织与指派，不会仅是一人所为；于是，立即下令广州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
而这一事件也实出乎意料，而且离既定四月十三日的起义时间仅有五天；由此导致的全城戒严和清军的高度戒备给起义按时举行增加了难度，使领导起义的统筹部措手不及难以应付；不得不将起义时间推迟到四月二十六日，原定的起义计划顿时被打乱了。
二十三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了起义指挥部，做起义前的最后准备。
然而，须从日本、越南输入的枪械却尚未按时运到，使黄兴等人急得团团转了；无奈之下，只好准备再往后推迟举事时间。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忽又传来参与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即将退伍的消息，这比枪械尚未运到更骇人；因为，新军士兵一旦退伍被遣散就再难召集，起义时就会失去一支生力军。看来，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为此，黄兴毅然决定只准延缓一日，四月二十七日必须起义；并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了四路，由黄兴亲率一路攻打总督衙门、广东海丰人陈炯明率一路攻打巡警教练所、广东番禺人胡毅生率一路攻打南大门、广东平远人姚雨平率一路攻打小北门，并迎接新军和防营入城。
但是，胡毅生和陈炯明认为清军已有防犯，提议再改期；而姚雨平却要求再给他五百条枪，方愿按期参与起义。
黄兴唯恐夜长梦多再生变故，坚持按期起义。
因意见分歧，胡毅生、陈炯明干脆离开广州了；姚雨平因没能领到枪械，随即也离开；于是，黄兴只得孤军作战了。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下午，黄兴率领一百二十名臂缠白巾的敢死队员直扑总督衙门，歼灭督署卫队后冲入衙门。
然而，两广总督张鸣岐闻报革命党人起义，早已仓皇地从后门溜走逃往水师提督李准的衙门内去了。
起义军找不到张鸣歧，气愤地一把火将总督衙门焚毁。
起义军离开总督衙门，转而去攻督练公所。
因是孤军作战，起义军明显地感到了势单力薄。当起义军行至东辕门时，遇到了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
曾任同盟会福建分会会长林文眼见敌我兵力太过悬殊，也就打算临阵策反清军中的汉人，以求逆势取胜；于是，上前高呼：“你我皆为汉人，当同心协力，驱除鞑虏，恢复汉室。”
但是，林文的话音刚落，就胸中一枪当场牺牲。
接着，清军率先开火；起义军顿时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而死伤多人；福建闽县人刘元栋等五人相继中弹而亡，黄兴的右手受伤且中指、食指都被折断，起义军只得且战且退。
因为，驻防于广州城外的巡防营哨官温带雄与黄兴有过约定；待起义军在广州城内打响后，温带雄即以保卫水师行台为名入城活捉李准，然后共同举义。
所以，黄兴率敢死队举事前，派人与温带雄联络了；现在眼看天色已晚，估计温带雄应已在向广州城进发的路上了。于是，黄兴将所部再分成三路行动；一路由四川内江人喻培伦率领绕道龙王庙后再攻打督练公所，另一路由广东花县人徐维扬率领攻打小北门，黄兴自率一路与朱执信、方声洞等出南大门接应温带雄的巡防营。
喻培伦率部绕过龙王庙后向督练公所进发，路遇大队清军遭到了阻击；战至半夜，终因寡不敌众或死、或伤，喻培伦也全身多处受伤后被俘遇害。
徐维扬率领的另一路，前往小北门的途中与两广总督张鸣岐亲自率领的清军遭遇；激战一夜，徐维扬与数十名敢死队员战死。
而此时，温带雄闻知黄兴已在广州城内举事了，即按约定率领巡防营开拔，并已临近广州城了。但因，巡防营是擅自拔营进城，温带雄唯恐按约定臂缠白巾做好起义标识，会过早的暴露了真实意图？而与起义不利；所以，温带雄没有叫部下臂缠白巾做好起义标识，打算入城后再说。而这一失误，却酿成了意想不到而又追悔莫及的大祸。
当黄兴所率的一路出了广州城的南大门赶至双门底时，正与温带雄的巡防营相遇；因天黑难以辨识，且温带雄所部人员没有起义标识；方声洞误会了，以为是遇到了敌军；于是，二话没说便开枪射击；带队的温带雄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击倒丧命了。
巡防营士兵立即还击，方声洞也应声倒下。
接着，双方混战；待等认清对方知晓是误会了为时已晚，双方均已伤亡惨重。
黄兴与朱执信虽然幸免于难，但起义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俩人只得返回香港。
就这样，一次原本已有周密计划了的广州起义，由于起义领导层内部意见分歧、陈炯明等人的我行我素未能配合行动、以及别的一些始料不及的原因，最终功亏一篑致使起义再次失败。
较前几次起义失败，这次教训更为惨痛，孙中山与黄兴等人都痛心疾首了。
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员潘达微通过多方设法后，终于收殓了七十二具英烈的遗骸也葬于红花岗。
因菊花象征节烈，而菊花又俗称为黄花；于是，将红花岗改称为了黄花岗，以赞誉英烈；并立碑铭刻了《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遂又有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存世，供后人凭吊缅怀。又因，广州起义的英烈长眠于黄花岗；故而，这次广州起义又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