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唐绍仪组阁；孙中山长江之行，黄兴裁撤南军；贷款风波，唐绍仪辞职；张振武案……
却说，唐绍仪组阁后；第二天，即四月一日，孙中山就到临时参议院正式宣布解职，并致辞道：“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本大总统受职之初，不料有如此之好结果，亦不料以极短之时间，而能建立如此之大事业。今国务总理唐绍仪组织内阁已成立，本大总统自当解职。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凡为中华民国国民均有国民之天职；本大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而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四万万国民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同尽天职，从今以后，使中华民国得为文明之进步；使世界舞台，得享和平之幸福。”
辞毕，即将临时大总统印绶交还。
接着，临时参议院也作了答词，竭力赞颂孙中山的丰功伟绩与高风亮节，并言：“有利于民国者，无间在朝在野。”
就这样，孙中山如约兑言，解职后倒觉得无官一身轻了。
此时，在武汉的黎元洪特地派人邀其赴鄂，孙中山欣然应邀。
于是，孙中山带了一直追随他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一行数十人，开始了长江之行并沿途游历讲演。
途经上海时，孙中山遇到了阔别多年的旧友宋嘉树；乃下榻于宋寓，俩人畅叙往事相见甚欢。
此时，陈翠芬已于镇南关起义后，因病赴香港疗养离开了孙中山。于是，宋嘉树让他那已从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回国的大女儿宋霭龄，作为英文秘书跟随孙中山，并照孙中山的生活起居。
尔后，孙中山一行从上海启程溯江而上，途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直至武昌。一路上浩浩荡荡，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人人皆欲一睹这位开创民国的大英雄；孙中山先后讲演十余场，听众如云盛况空前。
数日后，孙中山一行抵达武昌，黎元洪率众迎候并盛情款待。孙中山与黎元洪是首次晤面，倒也有相见恨晚之感。然而，当孙中山谈及民生主义时，黎元洪因不晓政治而显出一付不以为然的样子，这令随行的胡汉民等人心中不爽；所以，孙中山的长江之行后，黎元洪在同盟会高层的心目中反而留下了不佳的印象；因此，孙中山一行在武昌只停留了三天就辞行了。
黎元洪也有所感觉，遂与同盟会的距离反而拉远了。
袁世凯获知孙中山前往武昌的消息后不由得心生焦虑，深恐黎元洪与孙中山联手对付他；于是，急忙派遣陆军参谋长唐在礼、教育次长范源濂、总统府秘书王揖唐等多人持上他的亲笔函，赶至武汉邀请孙中山赴北京会晤。
然而，此时的孙中山却萌生了思乡之心；对于袁世凯的相邀表示谢意，答以“回粤后，必择日北上”。
唐在礼等人也没强就，返京回复去了。于是，孙中山一行离鄂返沪，再乘泰顺号轮南下广州；孙中山离乡远行几十年为事业奔波劳碌，此次还乡自然也甚风光并有着不少闲趣逸事，但因篇幅有限恕不赘述。
且说，原任广东都督胡汉民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赴南京出任秘书长；其广东都督之职交由陈炯明代理。
此时，陈炯明见胡汉民随同孙中山返粤，明白其代理都督的任务应已完成；而广东内部多是拥护胡汉民的人，陈炯明自知无法恋栈，也就决定将广东都督之职交还。于是，在欢迎孙中山一行抵穗的晚宴后，即托故赴香港去了；并由广东陆军司长邓铿、广东军法处长朱执信至胡汉民府上转告，请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
陈炯明的这一举措，倒使胡汉民不好意思了；因此，坚持不肯复受广东都督之职。
众人遂将此事告知正在广东省参议会演讲的孙中山，孙中山闻知后倒是赞成胡汉民复职。经孙中山敦促，胡汉民这才答应复职，但以“陈炯明必须回粤”为条件。
于是，朱执信又受广东政府的派遣，赴香港邀请陈炯明回粤，陈炯明这才回到广州。
接着，广东省议会议决，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陈炯明改任护军使。
而孙中山解职并离开南京后，临时参议院即于第二天又进行了表决；决定将临时政府与临时参议院都迁往北京，而将南京改回普通的都会城市。
黎元洪因兼任着鄂督而没有北上，袁世凯就让他挂了个副总统的虚衔。陈其美也因不愿放弃沪军都督的实权而留在上海，其工商总长则由次长王正廷代理。
其实，临时政府的北迁，早在袁世凯的预料之中；此时实现，算是遂了他的一个心愿。
接着，袁世凯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授予黎元洪、黄兴、段祺瑞等三人陆军上将衔，此后又颁授了一大批中将、少将衔。同时，又对全国二十二个行省的都督进行了任命；其分别为：直隶都督冯国璋、奉天都督赵尔巽、吉林都督陈昭常、黑龙江都督宋小濂、江苏都督程德全、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浙江都督朱瑞、福建都督孙道仁、湖南都督谭延闿、山东都督周自齐、河南都督张镇芳、山西都督阎锡山、陕西都督张凤翙、甘肃都督赵惟熙、新疆都督杨增新、四川都督尹昌衡、广东都督胡汉民、广西都督陆荣廷、云南都督蔡锷、贵州都督唐继尧，而湖北都督则由黎元洪兼任。
这些地方实权人物，有新任也有仍旧；有革命党人，也有北洋军阀，还有前清官僚，可算是大杂烩。不过，毕竟是经袁世凯任命，多数尚能听命于他；况且，中央机构已移至北京；所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是操纵在了袁世凯的手中了。
与此同时，袁世凯特地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以示安抚。黄兴本来不想接受，但考虑到虽迁都北京了，南方却还有许多善后事要做，才受任了。
原来，辛亥革命成功，定都南京时，南方各省的许多民军以保卫临时政府的名都一窝蜂地拥到了南京。至今，南京城内还有来自各地的驻军七支，共二十六个师，号称三十万人。现在临时政府北迁了，已无必要再有如此多的军队驻于南京。但这些军队都是辛亥革命时追随革命党人起义的各地武装，因是源于各地的杂牌军而不愿受政府约束；且又自恃对革命有功，而伸手向政府要官要饷。有的因军饷无着，常引发士兵哗变及骚扰地方；所以，这些当时对于推翻满清皇朝起过一定作用的队伍，此时却成了政府不堪重负的包袱。
黄兴看在眼中急在心上，决定趁自己尚未离宁，帮政府处理好这件棘手的事，遂致函袁世凯表明心迹：“袁大总统命兴继任参谋总长，兴去意已定。然虑及南京城内，数万将士，亟待安置，刻不容缓；兴纵然怀归隐之志，却断不敢置之不顾，以负江南同胞之心。当须妥善处置，务使南方各军，布置得宜，各安其所。一俟布置大定，兴即行告退，以遂初志。”
而袁世凯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也正担心着留在南京城内自己难以驾驭的数十万南军，若是被人利用了，无疑是对政府的一大潜在威胁。因此，袁世凯也正欲将这些军队裁撤掉，以免如同一块悬石终日令他提心吊胆。
但是，自己刚坐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若急于裁撤唯恐得罪了人，这才迟迟没下决心不敢明言。如今，黄兴替他道明了并欲实施，正中袁世凯的下怀。因此，袁世凯二话没说即予同意，心想“早一日裁去，早一日安心”。于是，袁世凯依着黄兴所言，即下令设立南京留守公署交由黄兴主持。此时，奉蔡锷之命北伐的原广西副都督、时任第三军军长王芝祥尚留在南京；于是，成了黄兴的助理。
同时，袁世凯颁布了《南京留守条例》；宣布南京留守公署直隶于临时大总统，负有维持南京秩序的责任及整编南军的任务。而这“整编”两字，言下之意包含了裁撤；袁世凯鬼得很，故意没有明言；但明眼人一目了然，只是没被道破罢了。
黄兴受命后，却如接了个烫手山芋；南京城内的各军就都奔他而来，要官、要饷了。然而，南京留守公署只是个空架子，哪里有这多的官、饷可给？黄兴只好免为应付。
而刚成立的临时政府眼下是国库空虚捉襟见肘，实在没有足够的财力可供养如此庞大的军队。也就促使黄兴决定“除保留必要的守备部队外，将多余而不必要的部队全都裁撤”。
黄兴的这一决定，自然又得到了袁世凯的认可。于是，经过一番斟酌后；黄兴将来自广西的巡防军与赵恒惕部合并，组建成了一支名为模范军的第八师留守南京；而将其余各军全都大刀阔斧地裁撤掉，以让临时政府卸去这个沉重的包袱。
然而，要将这么多军队全都裁撤谈何容易；因为，这些军队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中毕竟是起过作用的；若真要裁撤，也得给将士们一笔像样的遣散费，让他们能心情舒畅地走；否则，岂不让人觉得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如此，定会寒了众将士之心，非但难达目的还会生乱。
因此，黄兴决定给每个被裁撤的将士发放优于以往一倍的遣散费，以示安抚。只是如此一来，临时政府就得支付一笔数字惊人的遣散费。但思绪再三后，黄兴觉得非如此不可，否则断难实现。于是，黄兴报请北京，向临时政府索要。
而此时的袁世凯只盼着能早日将南军裁撤掉，顾不得遣散费之巨而压手了；对于黄兴的索要巨额遣散费又大笔一挥即予批准，而筹措这笔巨款的压力就落到了刚上任的内阁总理唐绍仪肩上。
然而，此时的唐绍仪却是两手空空别无财源，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缺钱。而刚从满清皇朝统治下解脱出来的华夏民族，百废待举处处都要用钱；国库中却空虚如洗，将南、北两京的库银加在一起也仅有数十万两，如何足用？而今，黄兴又提出了需巨额的遣散费，且不容拖沓；唐绍仪不知该从哪儿去筹措如此巨款以解燃眉之急，实令他叫苦不迭。
正在唐绍仪犯愁时，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见中国的局势开始趋缓，遂发函给袁世凯表示愿意向中国输出资本。
原来，早在清宣统年间，满清政府为了改良币制及振兴东三省，拟向列国借贷一千万两。
当时，即有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组成了四国银行团合资签约来华投资。后来，因辛亥革命爆发，四国银行团中途缩手，给了四十万两的垫款之后便停贷了。而今，四国银行团卷土重来，正是临时政府求之不得。只是，四国银行团有个附加条件，要求中国政府给四国银行团以借款优先权。
袁世凯知道，自己的政府正寅吃卯粮地缺钱用；四国银行团愿意贷款，岂不是好事一桩？至于借款优先权，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于是，立即给四国公使回函答应所提要求，并指示唐绍仪行借贷之事。
而唐绍仪闻知四国银行团愿意贷款，也如释重负了。于是，临时政府决定向外举债；由唐绍仪代表临时政府与四国银行团洽商借贷，借贷额高达八千五百万两。
唐绍仪要求四国银行团在签《约》之前，先行垫付三百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四国银行团见有利可图，也就爽快地答应了。
唐绍仪拿到这笔钱后，正欲交予黄兴作遣散费。谁知，各省督府耳灵得很；于是，也纷纷找理由狮子大开口地向唐绍仪要钱，这一下可把唐绍仪又难住了。唐绍仪只得将已到手的钱分给了南京、武昌、上海等地勉强应付，但杯水车薪的仍不足用；而四国银行团已垫付了三百万，唐绍仪倒是觉得不便再开口，因此又患难了。
恰巧，比利时银行也瞄准了这个商机，主动提出愿以较低的利息向临时政府放贷，这无疑是帮了唐绍仪一个忙；于是，唐绍仪即与比利时银行签约，欲行借贷。
可是，谁知，四国银行团获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发来《照会》，指责“袁总统许诺四国银行团有借款优先权”；现在临时政府违背承诺，四国银行团就向袁世凯讨说法了。
四国银行团的这一招果然厉害，袁世凯记起了确曾有过许诺而自知理亏；相比之下，比利时毕竟是小国，袁世凯不愿为此得罪了英、美、德、法四国；于是，一面向四国银行团道歉，一面要唐绍仪终止向比利时银行借贷。
唐绍仪无奈，只得遵从袁世凯的命令，终止了与比利时银行的借贷关系；然后，又被迫转向与四国银行团交涉了。
就在唐绍仪再次向四国银行团借贷时，四国银行团却故意刁难了，责问：“原先只说垫付三百万，现在为何要这么多了？”
唐绍仪虽然窝着一肚子气，但还是如实相告。
然而，当四国银行团闻知所要的钱是用于遣散军队时，却又提出了“要对这些钱的使用情况实施监督”；若是用于遣散军队，则须由“外国军官前来监督”。
四国银行团的这一要求显得甚是无理，简直是在干涉中国内政了；唐绍仪深有受辱之感，心里很不是滋味，如何接受得了？于是，愤然离去，此项借贷也就陷入了僵局。?
唐绍仪回禀袁世凯，袁世凯缄默无语。
而国人闻悉后，倒是纷纷致电支持唐绍仪，指出：“列强如此，欲借监督财务之名，行监视军队之实；民国政府已非满清皇朝，断不可再屈从。”
有了国人撑腰，唐绍仪的底气足了；于是，唐绍仪打算放弃向外举债，而在国内发放公债以筹措所需资金；甚至于打算找一千名富商，强迫他们各购买一万元公债；如此，岂不就能筹措到一千万元的巨资了？燃眉之急即可缓解。
然而，唐绍仪的打算没能得到袁世凯的认可与支持；袁世凯唯恐如此做后，既得罪了列强而又得罪了富商。在他觉得，民国刚成立，亟须收拾民心；欲渡时艰，不能靠向民强征。政府需要钱，而国库空虚，只能向外举债。若真与四国银行团闹僵，那就什么事都难办了。现在政府是有求于人，只要能借贷到钱，别的不必过于计较。
于是，袁世凯撇开唐绍仪，派遣财政总长熊希龄去与四国银行团交涉，希望能打破僵局。
熊希龄知道这是个苦差，但职责所在无法推诿只得前往。好在，熊希龄处事圆滑多有点子；果然，熊希龄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临时政府需要用钱时，先由财政部列出《清单》，交由双方派遣的核计员审核无误后，四国银行才予贷付”。
接着，熊希龄又凭三寸不烂之舌，居然将四国银行团的代表说服了。因如此，须派人核计形若监督，四国银行团也就接受了，答应再予借贷；而不提监督与军队，没了明显的侵权与受辱感，国人也尚可接受而少了谴责声；熊希龄算是度过一关，免强将此事办妥了。
四国银行团挤走比利时银行后，日本正金银行、俄国道胜银行却接踵而来也欲分得一匙羹。两国还从中作梗，扬言：“中国政府所借的款项，不得用于蒙、满。”欲以此相威胁，要挟临时政府及四国银行团。
日、俄两国可不是比利时，四国银行团不敢抵制以免矛盾激化；于是，只好六方斡旋从中调停各自做出让步；结果，六国银行的代表在法国巴黎会议后相互妥协，四国银行团遂变成了六国银行团。
于是，临时政府又与六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协议。
临时政府从六国银行团借贷到钱后，包括裁撤在内的许多问题得以解决；但自此，临时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其经济命脉操在了列强手中得任人摆布了。
不久，黄兴从临时政府得到钱后，将南京城内的三十万将士遣散；接着，即自行取消了南京留守公署，以兑现自己的诺言。袁世凯虚言挽留，黄兴却义无反顾地功成身退避居到上海去了。
孙中山与黄兴相继自去，袁世凯如释重负；然而，贷款风波却使袁世凯与唐绍仪这对多年的好友之间产生了隔阂。
唐绍仪认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建的内阁，应该是责任内阁；身为内阁总理的他既要对临时大总统负责，又要对四万万同胞负责。而且，既然组建了责任内阁，应按《临时约法》规定，凡事由内阁各部遵照宪法赋予的权限各司其职，临时大总统不该插手干涉。
然而，这么一来，临时大总统岂不成了一个虚位？一向视权如命的袁世凯怎甘如此？在他觉得，《临时约法》只可约束别人，岂能束缚于他？两人常因此而争执。
唐绍仪自认是袁世凯的老友，一旦遇有分歧即无所顾忌地与袁世凯争辩，有时甚至于当面批驳与指正，令袁世凯甚是尴尬而不爽。
所以，每当唐绍仪晋谒袁世凯时，袁世凯的左右便会悄悄议论：“唐总理又来教训大总统了。”
时间久了，袁世凯也开始忍耐不了；于是，故意道：“少川，我老了；今后，你当总统吧？！”
唐绍仪觉到了袁世凯的话中带刺，自此不敢复言，但双方已心存芥蒂。
而内阁中的段祺瑞、赵秉钧等原系北洋诸人，眼中仍只有袁大总统而无唐阁揆；加之，唐绍仪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后，更被北洋系人士视为了陌路。
此前，赵秉钧曾欲安插一些北洋系的亲信入阁为官，唐绍仪却以“民国用人，须按《约法》”为由加以拒绝；因此，内阁中的北洋系人士与唐绍仪的裂痕也日渐加深，并常在袁世凯面前对其贬损。
而熊希龄借贷到钱后，更是不把唐绍仪放在眼里了；凡事请示总统，不与唐绍仪商量；唐绍仪的内阁总理形同虚设，责任内阁也就如同一个摆设了。
而袁世凯存心想大权独揽，当时把内阁总理一职交给唐绍仪，无非是考虑到唐绍仪是自己信得过的多年好友，关键时刻定能鼎力帮助自己。但谁知，而今的唐绍仪却如此刻板，主张事事处处“须按《临时约法》办理”，这无异于给自己上了一道紧箍，实在令他也深感头疼了；因此，袁世凯也开始萌生了须设法摆脱其羁绊的念头，只是一时拉不下脸。
数月后，王芝祥因南京留守府撤消而调任直隶总督；且这一任命已由直隶省议会审议通过，即可赴津到任。
王芝祥是唐绍仪好友，闻知王芝祥能赴任直隶总督，唐绍仪自然高兴并切盼其赴津共事；且王芝祥的任职，程序到位完全合法无可指责。然而谁知，因王芝祥是同盟会员，袁世凯担心将直隶总督如此要害的职位交予一个来自南方的同盟会员，唯恐对自己不利；于是，以“军界有意见”为由，派人见唐绍仪要他以内阁名义下令王芝祥返回南京另行委任。
袁世凯无视《临时约法》的行为，令唐绍仪再也忍不住了。因此，唐绍仪愤愤地对来人言：“总统无视《约法》，失信天下，吾不能随同。”
来人回禀袁世凯后，袁世凯知唐绍仪已不愿附和于他，只得自己亲自签署《委任状》，改任王芝祥为南京宣抚使，并命其即日赴任。于是，刚到津的王芝祥只得立刻重返南京。
王芝祥向唐绍仪辞行，唐绍仪方知自己的据理阻挠毫无作用；终于看清了袁世凯居心不良必有图谋，觉得自己难以再与其共事了；于是，决定舍弃阁揆之位主动告退。
于是，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五日，唐绍仪以“养病”为由不辞而别去往天津；到了天津后即向袁世凯提交了《辞呈》，正式提请辞去内阁总理之职。
唐绍仪的突然请辞确实出乎袁世凯的意料，袁世凯赶紧致电慰问，并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前往天津探视且加挽留。但是，唐绍仪辞意已决不愿回京。
袁世凯无奈，只得接受了唐绍仪的《辞呈》。
唐绍仪辞职以后，交通总长施肇基、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总长陈其美、农林总长宋教仁、财政总长熊希龄等人也相继辞职；就这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内阁不到三个月就结束了。
于是，袁世凯提名原外交总长陆征祥接任内阁总理，临时参议院审议通过了这一任命。
接着，袁世凯给了陆征祥一份新一任内阁的组成名单；陆征祥对于袁世凯是唯命是从，没说一个不是。然而，当陆征祥赴临时参议院就职演讲时，却又起了个不小的风波。
原来，陆征祥曾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精通俄语是个外交专才；但却不擅国语，常开口说错话而遭人取笑。此次就职演讲，同样难免尴尬；于是，未待演讲完毕，陆征祥就竟自下台离去了。回到府上，陆征祥越想越不是滋味，干脆也一纸《辞呈》欲撂挑子了。
这下可把袁世凯急了，袁世凯亲自提名的内阁总理还未上任就辞离，岂不是让他脸上无光？于是，袁世凯好说歹说才把陆征祥留住。同时，袁世凯想了个办法，在自己的府上设了十几桌盛宴，将临时参议院的百余名议员全部请来。
袁世凯宴请，谁人敢不来？当然，议员们谁都心知肚明袁世凯所为何事；因此，宴后没人再敢嘲笑陆征祥了，这个小插曲才算过去。
六月二十九日，陆征祥正式就任内阁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第二任内阁也相继成立。
陆征祥虽然出任了内阁总理，但却仍羞于在国人面前露面；且因陆征祥兼着外交总长之职，也就把精力仍放在外交专长上，而无意过问内阁中的其它政务。因此，许多国务会议都移到了总统府中召开；渐渐的，总统府取代了内阁；有关国家大事的决策皆出自总统府，内阁形同虚设了。而这正是袁世凯所希望的，国人虽觉诧异，但却见怪不怪地无人异议，袁世凯也就无所顾忌了。
谁知，陆征祥勉强出任内阁总理后不久，又爆出了一起张振武案。
张振武与孙武、蒋闻武在辛亥革命时曾被时人誉为“首义三武”而名振一时，可谓是武昌首义元勋。
当时，黎元洪鼠胆没敢受任湖北都督；张振武扬言要杀黎元洪，方迫使黎元洪就职。自此，黎元洪甚是骇怕张振武，且处处心存戒心。
而张振武生性刚烈桀骜不驯，从不把黎元洪放在眼中；黎元洪虽然名为湖北都督、进而为副总统，却奈何他不得；后来，俩人之间又时有矛盾，黎元洪更是将张振武视作眼中钉了。
南北和议迟迟未决，张振武曾谋划组建北伐军欲对袁世凯发难，后终因南北和议成功才作罢。
此后，袁世凯为笼络人心，曾邀武昌首义诸豪杰入京；此时，边陲多有事端，袁世凯派张振武去蒙古处理边事；张振武却不愿就，顾自返回湖北了，令袁世凯甚觉不爽。
张振武入京后，黎元洪以为自己少了个对头；但谁知，张振武又返鄂了。
张振武是个不好惹的主，这使黎元洪不免又忧虑了；果然，张振武回到湖北后，不但与鄂军将校交往甚密，并与赣军总司令冯嗣鸿常有联络；还创办了《震旦民报》，活动频繁大有独树一帜之态。
因此，黎元洪更是忧心忡忡；曾经湖北都督也不敢当的黎元洪，此时却担心张振武危及他的权位了；于是，总是想着如何去掉这颗眼中钉。而不久，袁世凯再次召张振武入京，欲聘其为总统府顾问；张振武应召，带了武昌将校方维等一行数十人赴京。
虽然，张振武又离开了武汉；但是，黎元洪却仍担心其不能久居他乡而再回鄂，也就打算借袁世凯之手除掉自己心头的这个隐患。
于是，黎元洪即给袁世凯密电，诬陷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等诸多罪行；还故意告以“张振武曾欲北伐，对袁世凯发难”之事，以激怒袁世凯；然后道：“其虽有功，罪不容宽；元洪爱既不能，恕也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故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以昭炯戒。”摆出一付挥泪斩马谡的姿态。
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的密电后，将信将疑不知如何是好。但转而一想，张振武确曾对于他这个大总统有过抗命不遵；而今，黎元洪又告知“张振武曾欲北伐，对他发难”；可见，这个张振武确是个放荡不羁难以约束之辈，且旧性不改居心不良是个危险人物；若将其置于身边，恐会养虎遗患而于己不利。所以，不若依了黎元洪之言，将张振武剪除了以免后患。
不过，袁世凯也精得很；他知道张振武是同盟会员，处理不当会引出麻烦；且黎元洪是想假手杀人，自己岂可被他利用？袁世凯琢磨再三后，最后决定反过来利用黎元洪，将一切都推在黎元洪身上。
于是，袁世凯指示总统府秘书梁士诒致电黎元洪故意追询：“所述张振武之罪真伪若何？”
黎元洪即回电：“千真万确。”
有了黎元洪的确凿答复后，袁世凯遂密令：“披阅黎副总统电陈述，查张振武虽有前功，却未能始终；竟改初衷，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破坏共和。本大总统常思宽容，然诚如黎副总统所言‘若事姑容，有负国人，而害共和’；故不得已遵照办理，立予正法。”
就这样，袁世凯下令处死张振武，并将责任推给了黎元洪，竟然导出了大总统遵照副总统办理的怪事。而黎元洪哪能料到袁世凯会来如此一手，还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而此时，已抵京的张振武却懵然无知，不曾想到自己已是大祸临头。
八月十四日晚，张振武在六国饭店与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人聚宴；宴毕归途行至前门大栅栏处，即被拘押至玉皇阁北京军政执法处。
张振武不明白是怎么会事，乃责问时任总统府警卫军参谋兼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何故拘我？”
陆建章答道：“奉命而已。”然后，不由分说地即命手下将张振武当场击毙。
就这样，张振武连自己也不知道所为何事，就不明不白地做了屈死鬼。
张振武遇害后，立即引起哗然；临时参议院要求临时政府说明案情并进行答辩。
正在医院中养病的内阁总理陆征祥本来就心中不爽十分勉强，现在又惹上了这么一件天大的麻烦事，不知道如何应对了。
临时参议院追问事由，作为内阁总理的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陆征祥不知该如何辩白且又不甘替人受过，一气之下干脆也以“病患”之由向袁世凯提交《辞呈》撂挑子了。
袁世凯只答应陆征祥继续养病，却不同意他辞职；其内阁总理之职交由赵秉钧代理，陆征祥这才从张振武案的旋涡中脱出。
为了应对临时参议院的责询，袁世凯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及法制局局长施愚俩人出面对付；俩人奉命，先后到临时参议院答辩。
为免遭指责，袁世凯又指示俩人将黎元洪的《密电》抛出，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黎元洪。
果然，袁世凯采取这一手后，情势顿时发生了变化。
众人怎么也想不到，一贯以忠厚长者姿态处世的黎元洪竟然是张振武案的始作蛹者；于是，纷纷致电武汉责问黎元洪，连原来要求弹劾政府的也都转向指责黎元洪了。
黎元洪本想借刀杀人而使自己隐而不显，但想不到袁世凯却把一切都曝光了令他有口难辩。
因此，黎元洪勉强辩上几句：“洪与振武，相从患难，共守孤城，推食解衣，情同骨肉，何忍枉加殊戮？所涉罪嫌，并非道听途说；但恐亦有属下妄报，洪之失察。洪之本愿，实为共和长久，别无贰心。而今首义之士，徒成冤魂，洪之罪也；洪顿足垂怜，剖心难谅，悔之晚矣；洪当自咎，以谢天下。”
接着，黎元洪隆重地给张振武料理了后事，并对其家属进行了优恤；同时，还引咎自责向临时参议院请辞湖北都督之职，并举荐黄兴为湖北都督。
黎元洪的一连串措施，如同又演了一曲诸葛吊周瑜的戏，倒是确也有所效果，这才稍稍地平息了众人的怨怼。
黄兴淡薄名位，根本无意湖北都督之位。
而黎元洪在湖北毕竟根基很深，湖北士绅便致电临时参议院坚决要求挽留黎元洪；湖北军界则也《通电》全国，为黎元洪开脱。
临时参议院见湖北群情如此，倒也不敢批准黎元洪的《辞呈》；于是，黎元洪的请辞与举荐也就仅是一种幌子而已并未实施，而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冤狱张振武案也就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