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袁世凯善后大借款，罢免赣、皖、粤三省都督；李烈钧湖口举义，国民党二次革命……
却说，孙中山的“讨袁”主张在国民党内部受挫后，倒是使袁世凯壮了胆；以为国民党畏于他的武力而不敢造次，自己不必提心吊胆了；因此，袁世凯更注重武力了，觉得中国的事情最终还得靠武力来解决。
袁世凯知道，宋教仁案虽然被袁世凯他硬是按了下去；但是，他知道国民党人绝不愿善罢甘休；且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也并非一事一时之争，而是不可调和的两股力量之间的角逐，迟早会有摊牌的一天。
此时，袁世凯只相信武力，觉得中国的事情最终还得靠武力来解决。所以，不若早做准备以防生变。只是，此时因沙俄在外蒙古滋事正处于谈判之中，袁世凯有点左右难顾也就不敢兴兵。
而此时，聚集到北京的国会议员们却在为召开第一届国会而忙碌。
四月八日，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国会终于如期召开；这一日，北京城内张灯结彩一片欢庆之状；议员们身着礼服喜形于色，以为国会召开后凡事就都能迎刃而解了。
然而，袁世凯对此却不屑一顾毫无兴趣，只派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出席致贺。
就这样，国会闹哄哄地历时半月，选出正、副议长后，在一片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的呼号声中结束，却谁也没有提及宋教仁案，似乎此事从没发生。
就在议员们忙于国会之时，袁世凯也没有闲着。
袁世凯知道，为付诸武力，最紧要的是筹款备饷；为此，袁世凯指使财政总长周学熙未经国会审议就向六国银行团借贷了高达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外债。袁世凯拿到这笔钱后，即用于购置军火进一步武装北洋军，准备与国民党大干一场了。
民国成立后，全国的陆军统一以师为单位编制；北洋军除禁卫军外，其旧制镇也均改称为师了；于是，袁世凯将北洋军各师悄悄地进行了扩建并作了新的部署。
禁卫军仍由冯国璋统率，驻于北京；而曹锟统率的第三师与杨善德统率的第四师，驻于京畿、直隶一线以护卫京城；奉天则由潘矩楹统率的第二十师与吴庆桐统率的第二混成旅驻防；其他，何宗莲统率的第一师驻于张家口，王占元统率的第二师驻于保定，靳云鹏统率的第五师驻于山东，其余各师均部署到位。同时，袁世凯特地将李纯统率的第六师驻防于豫南信阳；并将从南京败走至山东的张勋所部收编扩充后改称为武卫前军，令其驻于山东兖州；又调任总统府军事顾问倪嗣冲为武卫左军，进驻皖北颍州。袁世凯作此部署，意在为南征做准备。经扩充后的北洋军已有十五个建制师，总兵力约二十万，较原来更强了。
袁世凯用善后大借款的钱扩充北洋军的消息透露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刚选出的国民党籍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和副议长王正廷立即《通电》全国，称“善后大借款未提交国会审议，乃无视国法之举”。
随后，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等人也都纷纷《通电》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国会”、“扩充军备，居心叵测”，大有要向袁世凯兴师问罪之势。?
而此时的袁世凯自觉手中有权、有枪、有钱底气十足了，已全不把国民党放在眼中；非但不理睬黄兴、张继等人的谴责，反而干脆撕下脸皮气势汹汹地反斥：“国民党只知捣乱，别无能耐；若是胆敢妄动干戈，或另组政府，吾将发兵征伐，绝不姑息。”
双方顿时剑拔弩张，矛盾已到了一触即发之际。兵戎尚未相见，双方已打起口水仗了。
袁世凯直称国民党为“乱党”，国民党也不示弱回敬他一句“****”。而国会议员则嚷嚷着非要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到议院就所谓的善后大借款事予以答辩。
段祺瑞乃一介武夫，哪有耐心与国会中那班酸溜溜的议员们磨蹭与拌嘴；在他觉得，耍嘴皮子的活儿哪比得刀枪棍棒来得痛快；于是，干脆带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前往议院去进行所谓的答辩了。
议员们见段祺瑞摆出如此一番阵容，已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许多议员都畏惧得不敢声张了。
议长张继强作镇静，赶紧解释道：“段总理别误会，我等并不质疑借款该不该；而是认为，如此国事，应交予国会审议方可。”
段祺瑞却没容张继说下去，傲慢地打断了他的话，轻描淡写地抛下一句“木已成舟，毋庸再议”后就扬长而去了。
张继遭受如此无礼甚觉尴尬且又无奈，议员们则面面相觑了；自此以后，无人再敢要段祺瑞前来答辩。
与此同时，袁世凯已下决心要与国民党决裂了，但就具体如何处置国民党却心中甚是矛盾。
袁世凯本想干脆取缔国民党或将国民党逐出国会，以彻底消除自己的这块心病。然而，辗转一想却觉得时机尚不成熟还没到时候。因为，此时的袁世凯毕竟还只是个临时大总统；要想去掉临时两字而成为正式的大总统，尚须经国会选举这一关。而国会选举有一套规定，若投票选举人不足法定人数，选举结果则会被视为无效。且目下的国会中，国民党占据了多数席位；若是贸然地将国民党取缔或逐出国会，那么国会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时便会不足法定人数；如此，自己如何坐得了民国正式大总统的宝座？因此，对于如何处置国民党这个棘手的问题，看来暂时还得放一放待后再说。
但是，北洋军中的冯国樟、段祺瑞等人觉得干脆撇开国会，由军人联名共推袁世凯为大总统算了，免得去听那班议员们叽叽喳喳的烦；况且，如此更能显示军人的力量，看谁敢不从？
然而，袁世凯却不想这么做；在他觉得，而今毕竟是民国了，自己已是临时大总统，离正位仅有一步之遥了岂可造次？
虽然，袁世凯也不喜欢国会，但却仍想利用它为自己抬轿粉饰；因为，这能封住国人的口而免遭指责。且此时在北京的国会议员，大多都只是留连于各自的权位，没了往日的锐气表现得甚是软蛋；因此，袁世凯觉得这正可为己所用，也就没有采纳冯国樟等人的谏言。
只是，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等人的谴责声却萦回在耳边，令袁世凯心中甚是不爽；于是，袁世凯决定先治一治这几个人，以给国民党来个下马威。因为，这几个人正是国民党中最具实力且也最不听话的家伙，若是能将这几个征服了，别的也就不在话下。
此前，袁世凯曾接到探报，言“上海有人秘密组织力量准备攻取江南制造局”。袁世凯接此谍报后，即指令江苏都督程德全严加防范并从速查处。
于是，程德全赶紧知会江南制造局督理陈榥加强戒备，同时派出探员抓紧查访；结果探知，原来当时的上海社会底层的劳工阶层也自发的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如中华民国铁道工会、制造工人同盟会、银楼业工会、缫丝女工同仁会等组织，上海人徐企文则在此基础上发起组建了中华民国工党；此时，徐企文伙同海州副都督柳人环，欲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准备在上海策动起义，先行夺取江南制造局以获取所需的枪械与弹药。
于是，程德全与陈榥作了周密的部署张网以待。
固然，五月二十九日凌晨，徐企文、柳人环率百余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号冒雨进攻江南制造局；因陈榥事先已有准备，起事的队伍遭到了阻击而溃散；徐企文等人被捕，柳人环则逃到江西去依傍李烈钧了。
这起伪托黄兴等人名义举行的暴动轻易地被挫败后，倒让正欲向国民党发难的袁世凯有了藉口。
于是，袁世凯决定先下手为强，第二天即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削去了黄兴的陆军上将衔。接着，袁世凯又以“姑息匪寇，遗害民国”为由将江西都督李烈钧免职，由黎元洪兼任江西都督。
貌似老实的黎元洪倒是也有心机，他知道袁世凯是在行一箭双雕之计；既剥夺了李烈钧的权，又欲将他调离湖北的老巢。黎元洪没有那么傻，只是表示了“坚决拥护袁大总统”，却不肯兼领江西都督；结果，由黎元洪保举，袁世凯就让原江西护卫军司令欧阳武接任江西都督。
李烈钧免职后，接任的欧阳武即把柳人环押赴北京，遂与徐企文一起被处死了。
几天后，袁世凯又下令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之职而改任西藏宣抚使，由陈炯明接任广东都督。袁世凯此举，意欲行离间计而令俩人反目。
然而，胡汉民表示了“愿接新任”，使袁世凯的离间计未能得逞。胡汉民接新任后，却并没有去到位，而是仍然留在广东，袁世凯倒也奈何他不得。
同时，袁世凯又命安徽都督柏文蔚改任陕甘边筹使；柏文蔚愤而去职却拒绝接受新任，然后离开安庆避居到南京去了。
袁世凯咄咄逼人之势令一些民国政要都感到了焦虑，唯恐双方因此而再起干戈徒使生灵涂炭；于是，岑春煊、李经羲、谭人凤、王芝祥等人欲居间调停，遂联名《通电》全国呼吁南、北双方和平解决争端。
然而，此时的袁世凯已是铁定了心，要与国民党摊牌；因此，袁世凯以“政府与地方，非南北之争；地方受制于中央，乃天经地义；地方滋事，中央理当惩治，无调停可言”为由，轻飘飘的就将岑春煊等人的呼吁回绝了。就这样，岑春煊等人的调停毫无效果白忙活了一场，心中自然也甚不爽。
岑春煊原本就与袁世凯不和，碰了一鼻子灰后更是心存芥蒂了；于是，偕同李鸿章之侄、时任参政院参政的李经羲，仍以调停之名去往湖北。其实，岑春煊赴鄂的真实意图是欲策反黎元洪，令其也与袁世凯一争高低。
然而，黎元洪哪有这个胆子，非但没有听从岑春煊等人之言，反而将岑春煊所言和盘托出全都告诉了袁世凯。
袁世凯闻后悖然大怒，因岑春煊本来就是五党联盟组建为国民党的发起人之一，也就更下决心非荡平国民党在江南的巢穴不可。而黎元洪此举，倒为自己与袁世凯的关系进一步拉近了；袁世凯对黎元洪也是放心了许多，可以全心思对付国民党了。
因为，国民党所掌控的赣、皖、粤三省中，要数李烈钧的江西实力最强；所以，李烈钧出言不逊恃强不服。而曾为临时政府都城的南京，是国民党之前身同盟会的老巢。故而，袁世凯打算尽全力将此两地铲平；以从根本上削弱国民党，令其永无还手之力。
为此，袁世凯唆使直隶都督冯国璋、奉天都督张锡銮、山东都督周自齐、河南都督张镇芳、陕西都督张凤翙、山西都督阎锡山等人联名《通电》，诋毁黄兴及赣、湘、粤三省都督，诬曰：“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言横行，甘为祸首。”为袁世凯的罢黜三省都督之举及进一步挑起争端制造借口。
同时，袁世凯组建了两支南征军，由冯国璋率领第一军，段芝贵率领第二军，随时准备南征；又密令李纯、张勋、倪嗣冲等人作好准备协同征讨，随时听候调遣，以袭取江西与南京。为达目的，袁世凯又暗中遣人至桂，欲用重金收买广西都督陆荣廷，以牵扯广东的胡汉民与陈烔明。
而此时的国民党内，虽然对于袁世凯罢免赣、皖、粤三省都督反响强烈；但是，却仍不想与袁世凯就此决裂；特别是在北京的一些议员们更是存有幻想，认为“委曲求全一下以求保住国民党在国会中地位”方为上策；于是，纷纷致函孙中山“不可妄动”。
然而，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完全抛弃了对袁世凯的幻想；觉得袁世凯如此咄咄逼人，其目的已很明显，即想一口吃掉国民党；即使国民党委曲求全，袁世凯也不会手下留情。国民党已无退路，大有被逼上梁山之感；若是再不奋起抗争，国民党非但难保国会中的地位，连容身之地也将失去。
于是，孙中山不顾议员们的反对，派遣居正与吴铁城前往江西，劝说李烈钧“不受乱命，宣布独立”。
谁知，曾经赞同孙中山讨袁主张的李烈钧，此时反倒犹豫了；唯恐被免职后才起兵讨袁，会被世人疑为恋栈；因此，李烈钧一时难下决断，遂打算离赣赴沪去与孙中山面议后再作计较。
果然，袁世凯罢免赣、皖、粤三省都督后，并不就此息手；初试得手且国民党表现得甚是窝囊，更令袁世凯放胆了。
其实，袁世凯的真正目的岂是在于罢免几个都督；袁世凯是笃信武力的，因此他需要依靠武力彻底铲除国民党掌控的军事力量，最终实现南北统一；只是，袁世凯在等待时机暂不动手罢了。
不久，北京临时政府与沙俄签署了《中俄协议》，袁世凯得以从外＊蒙＊的纠纷中腾出手来。袁世凯觉得时机到了，遂命令冯国璋与段芝贵各率军分两路南下，兵锋直指江西与南京。
且说，李烈钧抵达上海后，立即拜会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
此时，柏文蔚等人也潜来上海；于是，国民党高层在沪会商，谋求应对袁世凯之策。
然而，孙中山仍坚持认为“唯有‘“武力讨袁”’方是出路”。
而黄兴也与孙中山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歧后，开始意识到了“袁世凯难以感化不可理喻”，且也未能靠《约法》及其它法律手段将其约束”；逐渐认同了孙中山的观点，也赞同“武力讨袁”了。
正在国民党高层会商之时，北洋军前锋却已迫近了江西。
赣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林虎见情势危急，赶紧电告李烈钧，并言：“北军犯境，赣州势如累卵；群情皆欲抗争，以保家安境。都督若登高竭呼，赣军必振臂响应；浴血抵敌，已当其时，不可懈怠，望都督从速决断。”
林虎，广西陆川人，辛亥革命时随桂军北伐到南京，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警卫混成团团长；因林虎与李烈钧是江西武备学堂同窗，李烈钧将林虎邀到了自己的帐下，林虎遂成了李烈钧麾下的一员得力干将。而今，北洋军大兵压境，赣州危在旦夕；林虎等人来电敦促，顿使李烈钧感知自己责无旁贷理当振臂了。
黄兴等人闻知这一消息后，更是觉到了袁世凯已向国民党祭起屠刀并欲行斩尽灭绝，国民党已被迫入了绝境，唯有举兵反抗这条途径可行了。
就这样，黄兴彻底放弃自己原先“欲求法律途径”的主张，同意孙中山的“武力讨＊袁”。至此，国民党高层终于达成共识，决定发起二次革命。
李烈钧急于回赣，自告奋勇地提请愿意担起二次革命的首难之责，这正合孙中山之意；于是，李烈钧风风火火地回江西，率领赣军抵御北洋军去了。
为领导二次革命，孙中山打算亲赴南京。
但是，黄兴觉得孙中山乃革命的中流砥柱，只须登高遥控即可，不必亲临火线；且行军打仗亦非孙中山所长，舍长取短也是不宜；于是，黄兴主动请缨愿往南京替孙中山代劳。
能得到黄兴的鼎力相助，孙中山心中大悦。于是，黄兴即刻奔赴南京，因启程急促连与家人也来不及辞别。
但是，此时的国民党仅靠自己掌有的一些兵力难与北洋军抗衡，也就欲求外援以图成功。于是，黄兴想到了与自己关系不错而雄镇西南一隅颇具实力的蔡锷；为此，黄兴即派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谭心休赴滇，游说蔡锷，邀其举兵讨袁。
然而，此时的蔡锷只热衷于如何增强国力，抵御外患；甚至于对袁世凯欲行中央集权、建强固有力之政府，也觉得理当如此情有可原。
蔡锷心中自有一个尺度，即“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自己就支持他，至少不会公开反对，更不用说武力征讨了”。
且蔡锷又觉得，总统选举在即，袁世凯纵然有错，亦当交由国会审议，或届时由国人的选票来裁决，岂可妄言“讨伐”两字？
因此，黄兴与蔡锷虽然旧谊较厚，但蔡锷却觉得不可因私废公；当谭心休前来游说，蔡锷也就难以入耳了。蔡锷反倒认为“袁世凯与国民党兵戎相见，乃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如此以暴易暴，断非国家之福音”。
但是，谭心休却心中不甘，仍欲以话相激：“都督所言差也，袁世凯狼子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等若再迁就，其必将称帝，如之奈何？”
蔡锷听了此言，方才正色道：“袁世凯若敢称帝，吾必将揭竿声讨断不饶恕；然其今劣迹未彰，师出无名，岂可妄为？公毋再言。”
至此，谭心休自觉难以再言了，只得怏怏而回。
打发走谭心休后，蔡锷与川、黔、桂一起，以四省都督联名的形式致电南、北双方，也欲从中调停。
然而，此时的江西，北洋军与赣军已是刀兵相接了，蔡锷等人的调停也就成了马后炮而不起作用。蔡锷见事已至此，也就懒得再管而坐山观虎斗了。
袁世凯见颇有实力的蔡锷作壁上观，倒是松了一口气；于是，下令各部抓紧征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