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东虽然喝住了小队长，但他知道小队长只不过是丁局长身边的一条狗，所以他没有理会歪在一边的小队长，而是怒视着那个道貌岸然的老者，看他如何表态。
丁局长拍拍软绵绵地趴在他腿上的小姐，让她退到一边，然后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西装。他先是盯着卫东看了一眼，接着又虎着脸对小队长说：
“别闹了，你还嫌不够给我丢人的？走吧，都走了！”
说完这话，丁局长领着头，不屑一顾地走出了包厢，一行人鱼贯而出，连给小姐的小费都没付。
台湾人林先生却并没有随众人起身，他好整以暇地坐在那里，好像刚才发生的事情与他无关。
“丁局长，你们先走吧，我再坐一会儿。”
丁局长略一迟疑，就没再反对，只是叮嘱林先生要注意安全。
城管局的一伙人走出包厢，就遇上了带着贴身小弟赶来的金才。双方互相盯视着、一言不发，在卫东的眼神制止下，才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丁局长他们走了以后，包房里只剩下了林先生和小红两人。卫东还是有点不放心，就让金才专门安排了一个小弟守在门口。
他自己和胜男一起往大厅走回去，一边略有歉意对胜男说:
“这帮人和我们以前就有过节，却让你受惊了！不好意思啊！”
“没事，我不怕他们！”
胜男用一双好看的丹凤眼直直地注视着卫东，仿佛想看出他的眼神中是否还有点别的什么含义。
林先生坐到十一点多钟，也就买单离开了，临走还给了小红一千元的小费。本来，这个坐台的小费只要三百元，林先生也规规矩矩地坐那儿唱歌，啥也没做。
所以，小红有点受宠若惊，对林先生更是刮目相看了。她一直把林先生送下电梯，送到出租车上，并且妩媚地请林先生下次再来。这本来是一句客气话，可林先生郑重其事地说明晚他还会来。
那个台湾人不仅第二天来了，而且一连几天都准时过来了。到了“好运来”，他就只找小红，搞得小红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是一个人来，后来在小红的劝说下，林先生就要了比较小的包房，可每天消费还是不低，这让招娣也是喜上眉梢。
胜男发现小红似乎对姓林的产生了什么不一样的好感，就有点替她担忧，也劝说过她不要动了真情。可是，从第三天晚上开始，小红夜不归宿了，这让胜男更是觉得不安。
“好运来”的小姐分为出台的和不出台的两种，有人跟客人回去过夜本来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可小红以前是跳舞的，既不懂得这一行的行规，也没有被招娣调教过，可能会出一些状况。
果然，到了这一周的周末，小红干脆不来歌厅上班了。胜男本来和她合租一套房子，见她不回来住，就打电话给她问情况，可小红也不愿多说，只是告诉胜男台湾人对她很好。
到了第二周的周五下午，小红忽然回来了一趟。她在住处遇到了胜男，跟胜男说她今天要去送林先生回台湾，神情喜悦中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
可是，小红送走林先生之后，并没有回到歌厅来上班，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然后，各种流言开始传播起来。
有的人说，小红是和林先生私奔，偷渡到台湾去了。有的人说，姓林的其实是一个人贩子，把小红带到东南亚去卖了。
还有人说知道那个台湾人的底细，那是一个艾滋病晚期患者，他把艾滋病传染给了小红，然后自己跑了。
更有人信誓旦旦地说，看到过小红回来。台湾人给她留下了一件礼物，里面是一套女式寿衣和一封信，小红读完信当场疯了。有人在垃圾桶里捡到了那件寿衣和包装盒。
一时间，谣言四起，搞得人心惶惶，很多小姐都有点不敢在“好运来”做下去了。
其中，最焦急的人就是胜男，她一直在拨打小红的电话，却一直听到的是对方关机的提示。胜男很担心小红出事，心里有几分相信传言是真的。
因为小红以前没有坐过台，有些规矩她是不懂的，比如招娣曾经严格约束手下小姐，和客人发生关系必须使用安全套，而小红极有可能在林先生的诱惑下不设防的。
最后这事儿连警察都惊动了，镇上派出所那个东北籍的所长姓莫，莫所带着手下一个民警专程过来找王金才了解情况。
因为是老相识，警察倒没有难为金才，而是让他把招娣、胜男几个人叫到一个包房里问了问情况。卫东也进去听了听，初次见到莫所，感觉他为人还是比较实在的。
确认了不是自己辖区里的失踪案件，莫所稍稍松了一口气，他告诫歌厅的人不要乱传谣言之后，就走了。
胜男仍然是愁眉不展，她不知道小红会去哪里，也许是回了贵州老家吧，可就算回去了也可以打个电话回来的呀。
其实，艾滋病也并非是绝对的不治之症，在早期往往是可以控制的，更何况小红是否真的染上了病，也还不一定呢。
卫东看着胜男满脸忧色，也不知道怎么劝她。同时，他对胜男这个女孩子也有了新的认识，觉得她是一个重义气的人。
忽然有一天，胜男接到了一个从云南边境上打来的电话。打电话来的人正是小红，她气若游丝，请求胜男过去和她见最后一面。原来，小红并没有回贵州老家，而是一路流浪，到了云南和缅甸交界的边境地区，本来想从那儿出境，可是到了那里身体已经支持不住，只好央求当地老乡打了一个电话出来。
胜男强忍着眼里的泪花，和金才请了一个假，买好机票就奔云南去了。临走，卫东跟她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给他打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