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言志明听其他同事在采访过程中，也听很多单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明明知道假记者，还不敢动怒，更不敢报警。
其实对于假记者，言志明也是心恶痛觉的。这真是一些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而且弄得他们这些真正在主流媒体工作的记者，下去采访都很被动。打电话一沟通，人家一听是记者，直接拒绝！这tmd！
这样的情况，越到基层越严重。这些假记者们可以说到了胆大妄为、肆意而为的地步。他们往往都是十多个人为一个集团，每两个人一组，开着车到乡镇转悠，看着哪家工厂的烟囱冒黑烟，就直接过去，以“查环保、曝光不良工厂”为由，给人家工厂要钱。每次要的也不多，每个人1000元，当然，车也要算一个人。企业一看，3000元钱也不算多，抱着给钱少是非的心理，也就这么过去了。要说这样假记者，真是摸透了企业的心理。3000元是个坎，不多不少，在企业的承受范围内。要是张嘴就要一万，那企业肯定要通知乡政府和宣传部了，这样就麻烦了。
一天，这一组假记者能够转至少4个企业，每天的收入，可想而知。
这还不算完！每天这帮人还要回去开总结会，互相交换线索。第二天，他们再交叉采访。AB记者今天采访了这家企业，要了3000元。明天，CD记者又来了，还是针对昨天AB记者的问题进行采访，又要3000元。后天，EF记者又来了……
但这帮人也知道把企业惹毛了自己也受不了。因此，他们内部规定，一个企业最多去三趟！等企业被“轮奸”的有些痛苦、想要反抗的时候，他们就拍拍屁股，穿上裤子转战他地了。
当然，也有不怕死的。不知道是脑子出了问题，还是想着逆向思维，大赚一把。
以产煤主城的S省一家企业负责人接到自称某中央媒体驻站“记者”钱某的电话，称接到群众举报，与几名中央级媒体专程采访该企业私挖滥采一事，并表示已拍摄了相关视频。
见面之后，钱某拿出一份“新闻稿”，开口便说：“这事儿也没啥难，我帮你们传个话儿，他们两家就可以不发稿。”企业负责人立即明白了，孙某要的其实是“封口费”，便试探性地问价，结果对方开口就要了20万元。
企业负责人感觉钱某流里流气，而且张口闭口就是钱，根本不像记者，于是就产生了怀疑，随后报了案。警方根据线索抓获了钱某及“同行”。他们冒充中央媒体的记者，并伪造记者证、工作证，利用一些企业花钱买平安的心理，合伙敲诈。
而大多数群众和基层一线干部缺乏对真假记者的辨识能力，往往轻信被骗。一张来历不明的“采访函”和一个“吓死人”的名衔，加之受害人“破财免灾”的心理，使假记者们有恃无恐。此外，由于假记者作案手法隐蔽，往往暗示被敲诈对象，除非警方当场抓现行，一般很难取证。
“一年光我接待的记者就有300多人次，其中很多人连记者证都没有。”S省某县一位宣传部门工作人员说，“他们有的专找问题，再谈版面费、赞助费；有的一来就提各种要求，不答应干脆坐在办公室不走，搞得没法正常工作。我见过很多记者的名片，有的名片名头大得吓死人，印着‘国际通讯社’负责‘亚洲报道’，还有打着国家某部委旗号的，共同点都是口气大。”
“我们最怕的是，假记者与真记者内外勾结，谋取非法利益时由假记者出面，出了事就会有真记者来干预。”在之后的采访中，曾有基层乡镇的干部对言志明说。这是最容易得手的招数，也最让工作人员头疼。问题的症结在于，假记者不可怕，但在他们的后头，不少有真记者“撑腰”。曾有某市中学校长报案称：一手机号码给其发短信，称其是“聚焦网”记者，手中掌握有学校违规收取赞助费百万元的稿件和视频，以要在网上曝光为由要挟索要钱财，后经讨价还价达成给7万元便不发稿的协议。这个校长多了个心眼，在和对方达成协议后，马上报了警。民警在校园内将取钱后离开的两位记者：房某某和曲某某抓获。经查，房某某是供职当地某报社的真记者，而曲某某则是假记者。
以真记者为依托，如果敲诈不成就在媒体上予以曝光，从事诈骗活动，是这类新闻敲诈行为的惯用伎俩。真假记者勾结与当前一些媒体内部管理混乱有关。少数媒体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随意在基层设置分支机构、聘用人员，相关管理却十分混乱。特别是一些报刊、网站在地方建站很简单，有的还可以发“记者证”。但这些“承包者”在基层如何运作，一般情况下“上面不会过问”。
多年后，曾经在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手机段子，题目是《国人的一天》：早上起来，穿上冒牌运动装出门，街边店里买了两根地沟油炸的洗衣粉油条和一个苏丹红咸鸭蛋，冲了一杯三聚氰胺牛奶。中午不回家，在单位食堂要了一盘注水鸡肉，一份农药韭菜炒有毒猪血，再来一份翻新陈米饭，实实惠惠吃了个饱，回办公室泡了一杯香精茶叶，浏览了一会儿假新闻。下班后路过菜市场，买了条吃了避孕药的鱼和一斤尿素豆芽，外加两个膨大剂西红柿，回家烧了三个菜，再开一瓶甲醇酒，喝上二两，吃了一个硫磺馒头。饭后散散步，禁不住吆喝，在路边地摊上买了一本盗版的小说和光盘，回家津津有味地看到了凌晨一点，然后钻进黑心棉做的被褥，摸着两团硅胶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假新闻被编入了手机段子，这也许意味着假新闻已经由一个行业现象“升格”到了社会现象。仔细想来，假新闻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法律问题，表现形式多样，生成机制复杂，社会危害广泛且长远。
曾经有过的“某局副局长持枪殴打记者案”。后来查明，这几名被打者是假记者，是借违规项目来敲诈的。
看来，查清一支枪的真假比查清一伙人的真假要难多了。但是话说回来，即使这伙人真的不是记者，即使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敲诈，也不能改变事情本身的性质，这位副局长的问题远比几个小骗子的问题严重得多。几个小骗子玩玩心眼，耍耍手段动摇不了国家的根本；而一些官员公权私用，一手遮天，把国家的利益变成私人的财富，巧取豪夺，还变着花样的想把水搅混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危机。这就好比小偷偷出了贪官，到底是小偷更无耻，还是贪官更可恨，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一杆秤。其实事情很简单，如果这几个人真是假记者敲诈，或是有个把真记者借职务之便行敲诈之实，该怎么处理法律早有规定，司法也早有判例，不用别人替他们操心。
游荡在各地的假记者不少，但真正暴露出来的却很少，说得严重一点，这些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产业。他们凭借着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记者”身份，四处游走，而且他们多半是“组团采访”，即使是敲诈也敲诈得明目张胆、声势浩大。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真的可以公开发表一点东西，让被敲诈者即使知道他们是骗子也不敢小视他们的能量。但这些人归根到底只是寄生在不健康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以社会中的腐败和病灶为食。他们是整个社会食物链中最奇特的一环，就好像苍蝇逐臭一样，没有社会中那些肮脏、腐败的东西，没有那些病灶与病毒，也就没有他们生存的土壤。如果在某个时期、某个地方，他们的行动异常活跃，他们的生存异常亢奋，那恰恰说明了彼时彼地社会肌体严重受损。
看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明白，与其和这些骗子小丑们浪费精力和时间，不如真正下决心铲除社会的腐败和病灶。基层权力的家族化、个人化，公共权力的私利化，给了这些小丑们充分的表演舞台，让他们的胆量越来越大，敲诈屡试不爽。所以，当我们的一些媒体和评论者在追问这到底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还是一场狗咬狗闹剧的时候，不妨再多问自己一句，这有那么重要吗？还是不要让这种所谓的“揭密”掩盖了问题的本质，干扰了人们的判断吧。
其实，记者是一种职业，说高点，是社会良心，从事这个职业，就是记者，有社会良心，就是好记者，本质上和证件无关。
要是说起来，还有一个层面，那就是许多“假记者”是一些非主流媒体驻地方记者站雇佣的工作人员衍生出来的。在各地设记者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些非主流媒体的赢利方式。一位非主流媒体驻站站长曾说过，虽然在驻地注册登记上明确规定单位全额出资，但实际上单位不付给记者站一分钱，相反每年记者站要交几十万，否则站长就面临着下岗的危险。这就和企业的层层转包一样，记者站也只好再将指标下分转包到各县区。
一个记者靠写稿，每个月的工资也就一千多，刚参加工作的甚至只有几百。但是，假如去做有偿新闻或者替别人摆平一些事，“每年拿个三十来万是轻而易举的事”。在业内，于是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写外稿，四流记者拿红包，五流记者为本报。”
在沉甸甸的大红包面前，言志明相信，没有几个人能够拒绝这样的诱惑。毕竟，自己还要吃饭、人家要生活，这都是不能离开钱的！
他自己也在思考：假记者敲诈，那是错误的，是违法的。但是像他这样的真记者，仅仅靠一个月的“稿费”生活，就真的那么能够清心寡欲、随遇而安了吗？
其实，言志明还是太嫩了，他不知道：那些个已经混不吝的“老油条”们，甚至能够拉下脸来，去排队拿“封口费”！
S省，对，就还是S省，这个产煤大省，就是媒体的风口浪尖！S省的煤矿发生一起死亡矿工1人的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两天内共有23家“媒体”的28人以记者名义前往这个矿，领取矿方以各种名义发放的“封口费”。然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事件曝光的本身，也是记者揭露出来的。老板送给记者两个称号：“端着新闻饭碗的丐帮”和“吃新闻饭的乞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