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如刚认识布瑞特的时候，她对自己期许很高，自信满满地跟布瑞特说，她有九成把握能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她或许还打过包票，结婚后可以养活布瑞特。但事实上，那时候她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因为纯如一直非常骄傲又非常独立，她不得不工作得格外努力以证明自己。
然而，1993年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是绍进2月间接受了心脏病手术。2月初，他在铲雪时感到胸口疼痛，我立即开车送他到急诊室检查。检查结果表明，绍进的心脏血管有栓塞。第二天，他接受了心脏血管疏通手术（注：将导管插入心血管，然后在尾端充起气球，使阻塞的血管畅通）。但不幸的是，手术失败，绍进需要立即接受开胸手术。听到这个消息我几乎昏了过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要做这么关键的大手术。
在医院休息室等待绍进从手术室里出来的几个小时中，我给纯如和纯恺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当时的情况。他们都很震惊。回想起来，当时周围的一切都一片模糊。谢天谢地，绍进挺过了手术，但那仍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尽管当时刮着暴风雪，纯如和纯恺还是马上坐飞机赶回来帮忙。
1993年3月7日，纯如回到圣巴巴拉后给我们写信：
亲爱的妈妈和爸爸：
得知爸爸现在感觉好多了，我真是喜出望外。当时听说他必须动手术时真是吓人。布瑞特和我现在决定吃得健康点儿了。我从今天起戒了所有的软饮料和快餐，而且决定每天至少运动一次。昨天，Felice Chu邀请我跟她一起上健美操课，很有意思。今天，布瑞特和我在海边走了很长一段路。
海潮百年不遇的平缓，而今晚的月亮则是百年不遇的圆满。许多人在海边。我们看着他们乘着摩托快艇在海里穿梭，跃过海浪，在空中突然转身，后面留下雪白的弧状泡沫。
光是在海边走走就已经很令人愉快了。海浪涌上来的时候，发出动听的水泡翻腾之声，好像是有人在贪婪地吮吸着我们的脚趾头。海浪退去，留下一片光滑的沙滩，平坦坦的闪着光，好像镜子一样。脚下的沙子十分温暖，每走一步，它们就好像糖一样在脚底融化开来。这样走着的时候，时间仿佛静止了，我被凝固于沙滩上那复杂的波纹图案中。
许多事情涌上心头，但它们又马上消失了，就像海浪袭来前写在沙地上的字。我想着：文字到底是什么呢？不过是试图留住流水一样转瞬即逝的生命瞬间——哪怕是只有一刻也好。
爱你们的，纯如
绍进的心脏病发作和紧急手术似乎令纯如意识到生命的另一面：人生苦短，稍纵即逝。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专注于绍进的健康状况，这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对纯如的生活和她的书的进展不那么关心。我所知道的是，有了麦克阿瑟基金会提供的经费，纯如正在忙于准备她的中国之行。尽管经历了这一场大手术，绍进仍给了纯如不少建议。他把他在中国的研究物理学和工程学的朋友或同事的名单给了纯如，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我给纯如列了张需要携带的物品的清单。毕竟，这是纯如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国。我最大的担心是饮用水问题。我告诉纯如，在中国绝对不要喝自来水。她对我们的爱护和关心十分感激。在她上飞机前，她给我们寄了一张很搞笑的卡片，上面倒写着：“别担心，老爸——一切我都能搞定。父亲节快乐！”
事实上，中国之行经过了精心准备。纯如把行程寄给我们，列出一长串她准备在杭州、上海和北京见的人的名单。这份行程单上包括了每个日期以及那一天纯如将要去的地方。
5月31日，纯如飞到了杭州，钱学森早年生活过的城市。6月6日，她坐上火车，从杭州前往上海。那时候，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经费审批人员试图就她的基金申请报告联系纯如，结果找到了我们。纯如的报告被批准了，但她得修改申请的经费金额。纯如一到上海住进预订好的宾馆，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她。她既高兴又意外。她立即将申请数额作了相应修改。尽管耗时甚久，但纯如精心撰写的经费申请报告终于有了回报。
在电话里，纯如告诉我们，一到上海，她就发现上海交通大学招待宾馆的房费涨了一倍，远远超出她此前的预料。她很担心这一路上钱不够花。后来，纯如告诉我们，一个北京的教授愿意让纯如住在他的家里。这解决了纯如的问题。
1993年6月10日，纯如从上海寄来明信片：
亲爱的妈妈和爸爸：
谢谢你们告知我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消息！在和你们打过电话后，我给布瑞特打了电话，他把相关信息发了份传真给我。我到喜来登酒店把修改后的经费预算和开支明细传真回去。我把经费总额从7万美元减到了6万。
正如我跟布瑞特说的，杭州本地的历史学家帮我找到了钱学森童年时的故居、钱氏宗祠、他父亲的故居甚至还有他父亲的母校和工作地点。6号那天，我坐火车到了上海。当我透过车窗看风景时，不仅为中国人口之多而震惊。甚至在农村也有那么多的人。在布瑞特家的农场，玉米和大豆田一眼望不到边，根本看不见别的谷仓或人家。在中国，农民的房子很小很简陋，田地也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稻田和玉米地。
今天，我在交通大学里走了走，拍些照片……钱学森住过的宿舍，老图书馆和教室等等。明天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会帮我在交通大学的档案馆里寻找资料。我会尽快给你们写信。
爱你们的，纯如
纯如去了上海，钱学森作为交通大学的一名学生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大学时光。在那里，纯如参观了校档案馆，找到钱学森当年的毕业纪念册和照片，甚至是他的班级排名和成绩单。纯如雇用了一家上海出版公司的助理编辑帮她寻找20世纪30年代关于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市的相关资料。这名编辑还陪同纯如对仍然生活在上海的钱学森的大学同学作了非常重要的采访。
除了收集钱学森大学时代的相关资料，纯如还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环太平洋地区国际太空大会（International Space Conference of Pacific Basin Societies）。她在1992年的华盛顿世界太空大会上听说了此次会议的信息，并获得出席那次会议的中国导弹科学家的邀请。在上海的会议上，纯如认识并采访了许多导弹科学家以及钱学森的同事，还得到了许多在北京的采访联系人的名字。作为大会代表，纯如随队参观了中国的发射器和卫星模型。
6月15日，纯如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我们连续几天都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于是就给她准备住下的宾馆打了个电话。纯如很好，很开心，她说她在北京见到了能帮上大忙的人。我们后来收到一张她于1993年6月20日寄出的明信片，上面用很小的字写着：
亲爱的妈妈和爸爸：
谢谢昨天打电话给我……我很吃惊你们居然能够找到我。今天我搬到了清华旅馆的3202房间。钱学森秘书王寿云的儿子和儿媳带我游览了长城和十三陵（王寿云在外面开会，他帮忙安排了一辆专车和司机）。真是不可置信，几百年前居然可以仅凭人力和石头筑起这样宏伟的墙。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到底有多少人在建造的过程中失去了生命，当那些苦工背着沉重的石块爬上山又下山时，会是怎样一种感受。我还在想，除了象征着建造它的那个时代对外来思想的发自内心的猜疑和不信任，长城是否也反映了惊人的官僚机构组织管理技巧。当王寿云的儿子向我问起美国的自然名胜时，我感到有点尴尬……大峡谷，黄石公园，希尔斯大楼，迪士尼乐园……和中国一比，美国显得多没文化啊！
爱你们的，纯如
纯如在北京待了两个半星期，那是钱学森度过大半生的城市——20世纪10年代末到20年代时作为学生，50年代后作为中国导弹项目的奠基人和管理者，直到他于2009年以96岁高龄去世。纯如在北京停留期间，她参观了钱学森上过的小学和中学（她在那儿得到了许多20世纪20年代珍贵的学生集体照）、清华大学档案馆，以及钱学森1955年回国后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办公区和住宅区。
纯如对钱学森以前的同事和曾经与他十分亲近的人——比如秘书、朋友、高中和大学同学——进行了一系列口述历史式的录音采访。纯如说，她收集到了许多未发表的与钱学森有关的文件和回忆录，还有大约50个小时的采访录音。然而，她一直没能采访到钱学森本人，也没能采访到钱学森的夫人，虽然他们两个当时都在北京。据纯如说，钱学森是个极其孤僻的人。他拒绝采访并不出人意料：自从回到中国后，钱学森从未接受过任何美国作家的采访，或许是因为他仍对美国政府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对他的虚假指控耿耿于怀的缘故吧。纯如告诉我们，据钱学森的秘书说，他还不允许任何人在他依然在世时撰写他的传记（除非是他指派的人选）。
在北京时，纯如之所以能够有机会采访到钱学森的秘书以及一些政府高官和军方人士，原因是他们以为纯如会按照他们的想法撰写这本传记。然而，纯如清楚地向他们表示，她必须收集到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然后从实描述。她告诉我们，她的坦诚和不妥协的态度让这些人很不自在。
1991年夏天，在苏珊·拉宾娜向纯如提及这本关于钱学森的传记的几个月后，纯如设法找到了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他那时在加利福尼亚的弗里蒙特，不顾家里的反对，他在自己的汽车里接受了纯如的采访。纯如能够找到钱学森的儿子并在美国成功采访到他，这件事给苏珊·拉宾娜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很欣赏纯如作为新闻记者的能力和投入精神。
中国之行宣告对钱学森的资料收集工作圆满成功，这让纯如可以全面地了解钱学森的生平，深入了解他的工作对中国导弹项目的影响。1993年7月4日返回美国的时候，纯如手头关于钱学森的资料对于她所要写的书来说已是相当充足的了。1993年9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研究专项基金终于批下来，这对纯如帮助极大。
1994年1月14日，我们飞到洛杉矶，参加绍进侄儿Bernie的婚礼。在洛杉矶时，我们遇上了1994年1月17日清晨的那场地震。震级高达里氏6.7级，震中就在北岭（Northridge）附近，那儿距离我们所在的圣莫尼卡只有20英里。幸运的是，我们逃过了这场劫难，安全地回到家。
不幸的是，1994年，更多悲剧接踵而来。3月14日，星期一，我接到弟弟从纽约打来的电话，告诉我，父亲当天凌晨去世了。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一直病得很严重，我们都知道他时日无多，但这个消息仍让我感到难以言喻的悲伤和失落。父亲活了95岁，但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家人的辞世。到那时为止，我从未真正感觉到死亡的打击。我的祖父祖母在我父亲很年轻时就不在了，我的外公大约在我母亲20多岁时逝世，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外婆活到很大年纪，但她留在大陆，因为政治原因，我们从来没见过她，也没参加过她的葬礼。正因如此，直到1994年我父亲去世前，家里近亲都健在。我立刻飞往纽约。在飞机上，我的眼泪流个不停，空乘人员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
父亲所有的孩子及其配偶子女都飞往纽约参加葬礼，其中也包括纯如和纯恺。3月18日，星期五，葬礼在曼哈顿下城唐人街的一家殡仪馆中举行。除了家人，一些华人社团领导人和中文报纸的记者也出席了葬礼，因为我父亲作为作家在纽约的华人圈里颇有名望。仪式上，我、我哥哥和弟弟及小妹都简短致辞，回顾父亲对我们的养育教导之恩。在父亲临终前几年中负起照顾责任的大姐菱舲因为过于悲痛以至于失声。家庭成员致辞时，我留意到，纯如在一张小纸条上快速地写着些什么，然后，葬礼最后，她站起来，请求发言。她在葬礼上说的话后来被收入我哥哥张铮铮编纂的纪念父亲的文集里：
外公度过了难以置信的一生。他生于1899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的那一年。清朝结束长达200多年的统治走向灭亡时，他12岁。中华民国成立，一战爆发，那时候他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他38岁。二战结束时，他46岁。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时，他50岁。当他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时，他已经73岁高龄。就是在那一年，尼克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