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祥，”我紧张地探过身去，低而急地说道：“你千万别想太多了，这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我多么希望他能从乐观积极的方面理解自己处境，因为只有这样他心里才会好受啊。
他低着头没答话，可手上停止了摆弄，我禁不住有点焦急了，几乎用恳求的口吻又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大家都很关心你，”我接着说：“都希望你能尽快配合专案组搞清问题，早点回去工作，千万别有其他想法。”
“你说呢？”我盯着他。
他抬起头来，那一瞬间我发现他的脸上竟是一片异样的平静，我的心反而更加缩紧了。他的声音小小的，发哑，一句一停，却很清楚：
“这些天，我老是想，我想我已经大了。”
他的眼里忽然闪起了泪光。
“我已经是男子汉了！”
我估不出这两句话是主悲还是主喜，迟疑地说了句：“男子汉心胸开阔，那就好。”
又沉默片刻，小祥突然自己宕开话头，问：“我姥姥呢？他们说她住院了，他们说没把我的事告诉她？”他显然不太相信这话，是向我核实的意思，我当然得说：“没告诉。”
他毫不掩饰地露出放心的笑容，又说：“要是你有空，能去看看她就好了，就说我到远地方出差去了。她喜欢你，你说的话她准会信的。”
我说：“我去。”
他感激地看了我一眼，话似乎也稍稍多了些，“工作队什么时候回北京？他问。”
“还没信儿呢。”
他仿佛一下子又被什么东西提醒了，又低下头去，低低地说：“有件事，想求你答应我。”
“行。”我觉得此时此刻，他的任何要求都是应当满足的。
“你走以后，以后……再也别来清河了。”
我鼻子一酸，拼命挤出些笑容，“你这是怎么了，你忘了，我们不是约好了吗，我还要来的。”
他低头不吭声，好半天才说：“我不想让你再来这里了。”
我忍住哽咽，“可你还在这里，我怎么能不来呢。”
他狠狠地吸了口气，“我也要离开这儿，带我姥姥走，再也不回来！”
我知道他这些天准是胡思乱想得太多了，走？能走到哪儿去？难道连工作、连户口，都不要了吗？我想劝他，也看出他此时不愿意听任何劝导的话，他的口气中发泄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粗暴，喊道：“你忘了我吧！”
值班干部听见声儿不对，探进身来，看看，问：“怎么啦？”
小祥铁着脸，不答话。值班干部进来了，哼了一声问：“又犯葛是不是？”
我连忙站起来说：“没事儿。”
值班干部对我笑一下，说：“冲他这脾气，要是他妈我队里的犯人，看我不把他攥出尿来。”
小祥一脸轻蔑，挑衅般地说：“少废话，嘿，给根烟吧。”
值班干部瞪瞪眼睛，“年轻轻的，抽什么烟。拿到衣服没有，拿到了走。”
小祥抱着衣服被领走了。我有些发呆地站在屋子当中，刘成德进来问：“中午在这儿吃饭吧，我有饭票。”
我摇摇头。
离开一分场，上了大路，茫茫然不知该往何处。风吹猛省，我想起来刚刚答应了小祥去医院看他姥姥的，对，这就去。
骑车上路，中午十二点多钟才到医院。大概因为是星期天，医院门庭冷落，看样子连值班的人也大都回家吃午饭去了。顺着头一排防震棚往里走，忽听到尽里头一间有说话声，便去敲门。
进得屋来，有四五个大夫和护士模样的人像是正在商量着什么。我刚说了一句“劳驾请问……”有人便认出了我。
“你是工作队的吧？”
我略略迟疑，点了一下头。
“那正好，您能不能替我们把这个带到总场去？”他递过一张纸来，“您带去就省得我们跑一趟了。”
“带给谁？”我接过那张纸，表示愿意帮忙。
“这本来应该给家属的，现在呢，您看……”
我在那纸面上扫了一眼，入目一行铅印的粗体字——“死亡通知书”，把我吓了一跳，再看底下的名字，我心里嗡地一声。
那大夫接着说：“她是陆场长的母亲，是不是应该先交给场党委办公室？”
有人不同意：“再大的干部死了也得把通知书交给亲属，这本来就是通知亲属的。”
于是有人说：“她孙子是分局的，那就送到分局吧。”
另有人更正补充：“那是她外孙子，现在归专案组管，交不交给他要听专案组的。”
“哟，他犯什么错误了？”
我颤抖地打断他们，问：“来的时候好好的，怎么死了呢？”
这近于质问了，“白大褂”们全都愣住了。一个年纪大些的答道：“是今天早上去世的。”停了一下，似乎才反应出我的所问，忙又说：“按这个病人人院时的情况，能维持这么久已经不容易了。”
我两腿发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胸口堵得出不来气，说不清该可怜谁：是孤独地死去的老人，还是孤独地活着的小祥？我无力地问：
“她死前有什么话吗？”
“昨天夜里醒了一下，没头没脑地叫值班护士给她外孙子买两盒好烟，值班护士一看，就知道是回光返照了。老太太说了好几遍，睁了一会儿眼就又迷糊过去了，再就没醒。”
哦，她是在睡梦中告别她的外孙子的，这种梦别于死者毫无痛苦，而生者却无从知道她最后的遗愿和嘱托了。姥姥，你弥留时究竟惦念着什么？啊，我知道了，你曾经告诉我于人世惟一不能撒手的，便是小祥的终身，那么现在你可以放心地去了，有我呢！
我带着那一纸“通知”离开了医院。在路边副食店里买了两盒简装的“大前门”，是这里最贵的烟。
小祥，我爱你！
你身陷囹圄，又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几乎是突然地告别了以往的平静，在不幸中步入了新的人生。我为这不幸所感动，在感动中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爱所包含的价值和使命。
小祥，我们的未来是不会孤单的。
“你愿不愿和我结伴，去那遥远的天边？
那儿没有强暴和愚昧，也没有万恶的金钱。
只有你和我，我们的诚实和热血。
还有头上一方，湛湛的蓝天！”
但愿这首情歌终于应验！
在总场机关，在工作队，人人听到小祥姥姥去世的消息都报以一声长叹，连肖科长都“哟”地一声，把嘴张了半天。老太太人缘并不好，风烛残年连续发作这种要命的病，谁都知道住医院也无非拖日子而已。人们叹的其实是小祥，都能想到以他此时的心境，这无疑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
人心都是肉长的。
孔局长面色僵硬，拿着那张“通知书”看了片刻，迟疑地征询左右：“在这种时候告诉他，会不会妨碍他集中精力检查问题？可不可以拖一段再跟他说？”
洪场长阴沉着脸，说：“瞒着不妥吧？”
肖科长也说：“还是告诉他好，否则弄不好反而激化矛盾。”
孔局长点点头：“好吧。不过不要简单拿通知给他看，要先做好正面教育工作，老肖亲自去一趟吧。我看可以用工作队的名义说两句安慰的话，但主要是要教育他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反省自己的问题，告诉他，他的错误并不大，现在关键是态度不好。凭这个态度还能出来？”
洪场长叹了口气，谁也不明白他叹得什么。“好吧，”他说：“我跟老肖一块去，既然出不来，也不能老住在那个蒸笼里，我去跟一分场商量一下，看能不能给他现搭个棚子住，不然他的‘通知书’也快来了。”
口气是不大顺耳了，可谁也反应不出什么词儿来驳他。
下午三点钟，他们乘一辆吉普车要走，我拦住车门，要求同去，他们答应了。
虽是星期天，一分场却因为忙着安置刚刚接收的两百多个新犯人，干部们大都没有放假。我们先到分场长的办公室和头头们简单说了几句情况，就准备起身到监区去。毕竟是洪场长和肖科长亲自出面，一分场的分场长格外重视地正要吩咐人把监区的接见室打开，不料洪场长却摆手叫住了。
“接见室是供犯人家属探视用的，他又不是犯人，让他上那儿去他会有想法的。”
分场长解释说：“就那儿还干净点。”
洪场长执意不允：“就随便找个办公室吧，我们谈不长。”
于是就定在离监区最近的生产股办公棚里谈，我们因为又谈了几句给小祥搭棚子的事耽搁了一会儿，等来到生产股时，带小祥来的队长说，他已经在棚子里等了。
肖科长和分场长正要进去，洪场长一横手又拦住了，说：“我看还是先让女同志进去开这个头吧，气氛好一点。”
肖科长看了我一眼，犹豫地点了一下头。
小祥独自坐在屋里，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进来。我一看见他才知道自己领了一个多么艰难的使命，我怎么开这个口呢？我的心怦怦跳，先把那两包“大前门”拿了出来。
“你买的？”他有点惊奇。
“啊，不，”我竟慌慌张张脱口而出：“是你姥姥……”
“她给我买烟？”他睁大眼睛，好在并未发现我的慌张，急着问：“你去医院了？她能下床了？”
我为自己的粗心暗暗叫苦，慌乱中只好一误再误地往下编：“是她托人买的。”
“啊——”小祥很认真地看看那两包烟，放在鼻子下面闻闻，脸上微微有点笑意，眼圈却红了。
我攥着兜里那张发烫的“通知书”，手心儿里全是汗，张嘴刚想说，一颗心却紧张得差点从嘴里蹦出来，这时小祥又开口了，他的情绪比上午好得多了。
“我忘了一件事，听说我姥姥前几天跟刘成德要那个立柜的钱来着，这怎么行呢，你什么时候再见到她，千万替我说说，就说我给她跪下了！”
我的眼泪忽一下出来了，扭身跑出了屋子。
“怎么样？”肖科长问。
我把“死亡通知书”拿了出来，“你们去吧，我说不出来。”
肖科长皱起眉头，“怎么他还没掉泪，你倒先哭开了，这可是执行任务！”
洪场长沉沉地打断他，“老肖，我们进吧。”
他们在屋里怎么谈的，我不知道，意外的是，小祥像是非常平静，我在外面没有听到一点声响。十分钟后，他们三个鱼贯而出，只简短地冲我说了句：“给他看了，让他一个人安静会儿吧。”
向分场长道了别，我们坐上车子回来了，一路上谁也没说话。
晚上，按工作日程的安排，各分场来汇报警卫力量的调整情况，又轮到我做记录。因为孔局长特意垂询，一分场的人便顺带讲了讲小祥的情况。
“今天洪场长他们走以后，他开始还倒安静，光是自己在反省号里小声哭了一阵。晚上给他送饭的时候，他提出要去看一眼他姥姥的尸首，送饭的同志没理他，跟他说已经埋了，他不信，砸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门，凶得很，还骂人。”
“骂什么？”孔局长霍然板起脸来。
一分场的人迟疑了一下，说：“就是什么混蛋啦，畜牲啦之类，乱骂呗。”
砸门，又加上骂人，似乎不大好为他说情了，洪场长也只得环顾左右，迂回着问：“他姥姥下葬了没有？”
有人应声答道：“没有，准备明天下葬。天热，留不得。”
洪场长慢慢地说：“清河的群众倒是一向重孝道，也都知道他们祖孙的关系，实际上跟母子差不多……”
肖科长还算仗义，随声附和：“当然，旧社会忠孝仁义那一套要批判，但革命的人道主义还要讲。”
孔局长这才点了一下头，“让他看吧，这对他也是个触动嘛，说明组织上对他还是仁至义尽的。但是要警告他，到了医院不准又吵又闹的，丑话说在头里：要闹就别看！”
这事居然这么痛快就定了，让人从心里松了口气。散会后洪场长特别嘱咐，让我明天跟专案组的一位同志一起陪小祥到医院去，路上好安慰安慰他。
是的，这时候再也没有谁比他更需要安慰、同情和真诚的爱了。我盼着天亮。
天亮了！
我第一个吃完早饭，正要到家属区去找那个专案组的同志，迎面碰上一个从办公区方向来的半熟脸的农场干部，交给我一张电话记录，要我帮忙转交给工作队的“随便哪位领导”。我在电话记录上扫了一眼，血液突然紧张得不能流动了。
“据一分场秘书股今晨六时电话报告，寄押在一分场的隔离审查人员陆小祥今晨三时左右，撬开反省室逃出，凭借尚未拆除的施工脚手架爬上围墙，用反省室的棉褥垫在铁丝网上翻出监区，当即被塔楼执勤战士发现，鸣枪示警，该陆拒不理睬。值班干部刘成德和警卫战士黄茂发随即出击追捕，并一再鸣枪警告，追至监区以南树林外，因天黑恐其逃走，遂开枪将其击毙。分场领导已连夜组织人员对该陆逃跑的方法和路线进行勘查，以找出警卫工作的漏洞。详情待报。”
有人迎面走过来，笑着向我问了一句什么，我下意识地往前踉跄了两步，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冥冥世界，我飘了很久，很久。直到朦朦胧胧地，发现有人在我脸上擦着什么，凉丝丝地使我心里打了个冷战。用力想睁开眼，头马上疼得像要裂开，有人从我身边站起来，说了句：“没事了。”
我听出这是工作队医生的声音，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张床上了。拼命想坐起来，马上听到另一个声音：“躺着吧，躺着吧。”我感到疲乏，疼痛，但身体各部位的知觉却在一点一点地恢复，最厉害的是脸上的一片肿胀，还伴着一股刺鼻的碘酒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