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买回来的？”
孙女嘴快，说：“是警察叔叔拿来的。”
儿子拍拍手，说：“咳，是二勇送来的。”
“你们给钱了吗？”
“他没说要钱。”
我一下火了，“你怎么能不给钱？人家没要钱，咱们可得要脸！”
儿子冷笑：“您以为他会吃亏吗？他多安一家锁就多一份功劳，到时候评个先进，奖金比锁钱可多了去啦，这年头，谁也不是二百五。”
媳妇从屋里踱出来，“到底多少钱一把？太贵了咱还不要呢。”
我说：“就是十万八万，也得把钱给人家，我快七十岁了，不能陪你们丢这份人。”我拿出二十块钱，把正在温习功课的孙子叫出来，“去，给二勇送去！”
孙子一脸不高兴，“你们老占我的时间，老占我的时间，马上就该考试了，毕不了业你们谁负责。到现在我连价值规律还没背会呢，我们老师说了……”
我说：“你听爷爷的话，把钱送去，告诉他是你父母亲叫你送去的。咱们为人，得明白为人的价值，千万别把良心看得不值钱了。”
儿子这才说：“好，你去吧，反正就这么几个钱的事，爷爷是海外回来的，场面人，叫人家说小器也不好。”
孙子拉着脸走了。晚饭的气氛很别扭，我一句话也不想和他们说。
吃完饭，桌上的碗筷尚未撤净，孙女跑过来了，站在我面前，一副怯生生的表情，眨巴着眼睛酝酿半天没说出话来。
“怎么啦？”我叹口气，拍拍她的脸蛋。
“说呀。”当妈妈的一边收拾着桌子，一边督促，“和爷爷好好说。”
“爷爷……”她拿着一支笔，“你把这支笔给我……给我吧，做，做纪念。”结结巴巴说完了，立即转身跑开，缩进妈妈的身后，一脸如释重负的形迹。
我认出，那就是我在东京买的那支带电子表的笔，后来不是送给二勇了吗？
“这当爷爷的也真逗，”媳妇不知道是在对谁说，“回来都大半年了，这么个小玩意还藏着掖着的，要不是昨天搬家，我从您提箱的布兜里翻出来，还不知道您带回这么个东西来呢。这玩意现在还新鲜，再过几年一普及，就不值钱了。”
“给我！把笔给我！”
我的叫喊声想必是太大了，太凶狠了，太过分了，一刹那间我看到了一张张猝然惊怔的脸，紧接着就是孙女裂帛般的号啕。我难道发疯了吗？难道人老了，也会像孩子那样不懂克制吗？我说不清是恨谁，恨小成，恨媳妇，恨我自己，还是恨二勇？二勇，你连这样一点真情实意的薄礼也不肯接受吗！
媳妇最先反应过来，使劲搡了孙女一把：“哭什么！”她脸上笑着，话音却狠：“他爷爷，值得了几个钱的东西，至于和孩子发这么大火吗？”
“你们，知道不知道世上还有比钱更值钱的东西，啊？”
“黄金呗！”孙子插嘴说：“黄金最值钱，不过，黄金本身也属于货币，其实也是钱。”
我敲着桌子冲儿子叫道：“你们，别叫孩子沾一身的铜臭，孩子小！”
儿子点着头，风马牛不相及地说：“就是，孩子还太小，用这种笔也糟践了。”
我眼睛直发黑，踉踉跄跄地逃出家门。
钱，你这无情、丑恶、势利的东西！
外面有风，马路上，邻近人家泼出的水已经结成薄而结实的冰，啊，是冬天了。这浓浓的夜，我到哪儿去？
敏芳，我随你去吧，那很远很远的天堂，是否也是这么嘈杂，这么阴凉？
我常常瞎想，我们的天堂应该是一片淡淡的素色，绝不追求珠光宝气的豪华；应该是安静而单纯的清流，哪怕不如醇厚的琼浆；天上飞着鸽子，青灰色的鸽子，小成奔跑雀跃，张开两臂，追着笑着，“我的鸽子！”我也跟着跑起来：“我的鸽子……”敏芳，你笑什么？你的神情从来被忧郁主宰着，等到老了，又病容满面，你现在笑什么？你笑起来仍然那么好看。瞧，这就是我们的天堂，——一个地道的北京四合院，不，是三合院，院子不大，却开满淡雅的丁香花。真的，这不是梦，隔墙可闻，花气微醺……
“是找二勇的。”
在院门侧畔，几个闲聊的小童直瞪瞪地看着我，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
哦，这原来是二勇的家，是胡思乱想把我领到这儿来了。
院门是虚掩着的，我颤巍巍推开它，想喊一声：“二勇……”
堂屋里灯挺亮，有说笑声传来，隔窗看，一群警察正围坐着玩扑克。想必都是二勇的同事了。不知是不是我此刻的心境太孤单太寂寞的缘故，我真想就这么走进去，也变成他们当中的一员，也一起说啊笑啊玩扑克！
二勇输了，正老老实实地被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毫不留情地用力弹脑门儿，两条黑而长的尾毛疼得几乎扭到一起去了，周围的伙伴们哈哈地乐，大声开着玩笑，那玩笑开得……有点荤。
啊，是那只灰色的鸽子最先看见了我，直对着飞过来，隔着玻璃窗咕咕地叫，又看看他的主人，又咕咕地叫。
“嘿，二勇，你家来客人啦。”
警察们止住笑声，一起转过头，望着窗外我这不速而来的老者。
“啊，是您来了，快请进。”二勇揉着脑门儿站起来。
屋子里真暖和，是炉子，还是暖气？
“得，二勇，这下你也甭想报仇了，快招待客人吧。”那五大三粗的警察得意地冲二勇扮着鬼脸，抓起他的大盖帽，“明天见。”
“不不，你们玩吧，我路过，随便看看。”
“我们玩半天了，也该散了，您坐您坐。”
警察们大声吆喝着同二勇告别，走了。我也不知所措地站起来。
“您找我有事儿？”
“没事，路过，随便进来看看。”
“那……您再坐会儿。”
“没什么事，不坐了。”
可我心里明白白的，怎么就一下子留恋起这个地方了？
二勇疑惑地看着我，“您一定有事。”
“我，我……想还你钱。”
“噢——，您的孙子来过了，其实您不用那么认真。”
“不，我不是说这笔钱。”我的眼睛回避开，可究意还欠了他什么钱，我也说不清。
二勇把话岔开了：“我听青年餐厅那帮人说，您烧菜的技术特棒。”
“啊。”我含含糊糊应了一声。
“你一个人住在这儿，”我又问：“不闷吗？”
“没事，我乐意一个人，自由。”
“您一个人在国外，”他又问：“闷吗？”
“闷。”
“噢，”他点了一下头，又说：“不过咱们不一样，我在这儿有好多同学、同事、朋友什么的，我爸爸妈妈也常回来。还有它，”他看一眼那只安静地谛听我们说话的鸽子，“它总陪着我。再说，我们所里又特别忙，我想犯闷还来不及呢。”
“是，你很喜欢这儿，喜欢你干的事，喜欢你的亲人和朋友，还有你的鸽子，这就好，这就算什么都有了，人还要什么？”
“可不是。”他笑笑。
我离开这个小小的三合院。二勇要送我回去。我坚决不让。街上，挺冷，但仍然有三五成群穿得圆圆的人在散步、闲聊；也有人来去匆匆地赶路。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举着红彤彤的纸灯笼，站在一个门口，几个大人群星簇月般地围在他身旁指手画脚。孩子尖声地叫着笑着，又新鲜，又害怕。一群女学生迎面过来了，热烈争辩着什么，笑得多么好听，响亮！
天堂究竟在哪儿？又是大家常说的那句老话吗——在人间？或者说，在自己的心里？
我冒昧地想，大概宇宙间本来没有什么天堂，只有普通而平凡的人间，而人间不圆满，本也是无可见怪之事。就说二勇吧，他就没有一点烦恼么？既食人间烟火，人间的喜怒哀乐，就不能没有，可你看他活得多么认真、热情、兢兢业业，对自己、对别人，对这个世界，都乐意奉上一腔活泼泼的热血，他真心觉得生活挺有意思，挺值得巴结，这多好啊。而我呢，我不如他。坎坷人生、大千世界、三教九流……我已经累透了。也许正因为一切都经验过了，见识过了，才不容易保持住对生活的热爱、宽怀和童心！
冷气西来，天上细细密密地飘开了雪花。雪融在脸上，丝丝凉，似乎想提醒我什么往事，却又着物即化，像一片躲躲闪闪不可捉摸的气泡。这是入冬的头一场雪。我想咱们中国的传统，视雪为祥物，由冬天的瑞雪，盼着来年的丰岁。其实大半是农人的心理。我没种过田，可也从小喜欢雪，对了，算起来该有将近四十年没见过下雪了，难道这雪要提醒我的就是这个？这久违了的雪啊！
带着这一点兴奋，我回到家。家里人正在铺床准备睡觉，大概因为看见了下雪，孙子在他父母那个安了炉子的屋里现搭起一张折叠床来，把那间屋子塞得几乎没有驻足的余地了。
见我回来，大家有点尴尬，小成问：“爸，你怎么睡？你那屋太冷了。”
这当然只是表示一下而已，他并没有提到该不该在生炉子的屋里为我腾出个铺位。但这反而使我庆幸，因为我突然希望这能是个机会，让我去试着找到对生活、对亲人的热爱、宽怀和童心。于是我说：“不要紧，冷点睡着舒服。”说完，还冲他们笑了笑，我看出来，儿子和媳妇都松了口气，也笑了。我心里却难过，我想到我是父亲，我应当对孩子们好啊，千万别搞得他们都怕我，讨厌我！
小成给我灌了个热水袋，焐在被窝里，还把他们的屋门敞着，好让炉子的热气散过来。其实我真的一点也不冷，盖了两床薄被，睡得很死。
我记得那一夜什么梦都没有做，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苦的还是甜的。我好像从来没有睡得这么死，根本不知道身边已经发生了多大的惨祸，直到有人来砸门……
我们都中了煤气！
我被人唤醒，只觉得头沉，想吐，昏昏晕晕地看见屋里屋外有许多人走动，窗户四面大开，清晨的薄阳和冷气灌满了整个儿屋子。有人扶我起来，拿大衣给我披上；有人献计说该给我灌点醋；又有人提议该扶我出去吹吹风，于是几只手扶着我往外走，我不肯，我想着应该去儿子的屋里看看。还没移步，就看见有人把他们一个一个往外抬，我只听见一个中年人冲屋外的什么人说了句：“都没救了。”眼前便嗡地一声黑下来，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菩萨！菩萨！你是在惩罚他们，还是在惩罚我？
敏芳，据说我躺在医院里，断断续续地昏迷了一天一夜，据说我在冥冥中呼喊着你的名字，呼喊着我们的小成。潦倒风尘，坎坷湖海，我为他才活着，千难万难，也为他才回来。如今我回来了，可他也没了，只留下几撮肃然的寒灰。
我在病床上一躺两个月。肉体越安静，思想越活跃，一天到晚上下古今地胡思乱想，想我的一生，仿佛是漫漫长夜，才到天明；又仿佛是白驹过隙，不过短短瞬间。昨天，我那么年轻力壮，儿子六岁，他抱着我的腿……不，别再咀嚼那些苦难了，何不把一生中所有乐事搜罗起来，翻来覆去地回顾、体味一番呢？快乐越少，就越值得重温。
于是我想起浅沼先生，想起二勇和老程，想起青年餐厅的年轻同事们。想起他们，我能看到世间的光明，也能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他们毕竟是外人，再好，也没法填满我灵魂中的全部空白。
于是我又想起我的儿子、孙子，又想起父子重逢、祖孙厮认的一幕。我得承认，半生漂泊在外，暮年归于故里，已算得上人生极乐。回想起来，初初回来那几天，我的确是兴奋到了一种虚脱的状态，谁料那竟是短命的焰花，只有瞬间灿烂。在台湾，至爱亲朋间露骨的势利之交，司空见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惟决于金钱。作为过身之人，我也生了几十年旁观的感叹，谁想到如今会轮到自己？小成死了，媳妇也死了，果真是菩萨示罚吗？何以还要殃及无辜孙辈，还要再陷我这垂垂老者于寂寞的大不幸中？菩萨慧眼，何以如此粗枝大叶？
在医院的两个月里，常有人来看我，从区政府领导到左右邻居，络绎不断，但我仍然能时时体味到那种针刺般的孤单感，似乎痛彻了我的整个身心。人们来看我，异口同声地祝愿着我能早日康复出院，可谁也没有说，我出了院上哪儿去！
那天二勇来了。
因为太阳好，同室的病友都到花园里散步去了，屋里就剩下我和他。他坐在我床前的矮凳上，两条长腿很委屈地弓着，一边给我削苹果，一边兴致勃勃地同我说话。他说到他的鸽子，又要去参加大队远征了，词色中带着毫不掩饰的自信；还说到他们派出所在全局户籍管理“四知道”评比中得了头奖，还在分局的乒乓球比赛中抱了银杯，等等。他说可惜公安局没有足球队，否则他一定会是名出色的“局脚”。说到足球，他又显得有点沮丧，因为昨晚上中国队输给伊朗队的一场球赛，气得他差点没把电视机给砸了，“中国队窝里横，一出去全都废物了。”他的口气中带着近乎偏激的愤怒。
我望着他手上的苹果，那苹果削得干净、整齐，我望着他那认真的神态，我不知怎么搞的，眼泪忽地就滚下来了，不顾一切拉住他的手！
“孩子，孩子！你让我和你一起过吧，你知道我是个没家的老人吧！”
那一刻我仿佛才看清我自己，已经再也不是个刚肠男子了，我真的再也耐不住无边的寂寞，人老了就无耐性，也最怕孤单！
二勇呆了，拿着削好的苹果，不知所措。护士闻声进来，大惊小怪地以为出了什么事。二勇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走的时候既尴尬又莫名其妙，因为护士很严厉地训斥了他，她断定二勇一定说了什么伤我心的话。
我这是怎么了？我把二勇当做小成了，当做我六岁的小成了。我看到他心里就不能平静，也知道全是胡想。
从那天起我真的常常陷在一种难以自制的幻觉中，迷迷糊糊地，分不清哪个是二勇，哪个是小成，我心目中的小成，我理想中的儿子，有时是两个人，有时又是一个。
我这是疯了吧？
有一天我搞不清是真疯了还是有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因为我突然生了一个妄想，又仿佛是一个深思熟虑已久的念头——为什么我就不能索性认他做个儿子，或者做个孙子！
我急不可耐地叫护士帮我买了纸笔，写了一封信，不是给二勇，而是给老程。我本想把我的一生都写出来，把几十年的那点可怜不足道的拳拳之心都一泻无余地倾倒出来，但我没有，只是非常简短也非常郑重地，把那个突然冒出来的，或许也是在不知觉中酝酿了很久的念头，告诉她。
信寄出去了，我彻夜不眠，囚犯似的等着宣判。
星期一，是医院探视的时间，可老程没来。
星期三，又是探视时间，她还是没来。
星期五，……没来。
星期天，她来了。
病房里人多，她和我寒暄，闲扯，却闭口不提那封信。到了晚上快六点了，来看我的人一拨一拨都走了，她才坐下来。
“您那封信，呃……我同二勇说了。”
“哦，”我点一下头，想尽量做得轻松。
“您喜欢他，想认个干亲，是好事。可要和他一起生活，他一时可就做不了主了。这不是叫一声干爹干爷爷就能算完的事，将来您的生老病死，他得负责任。这么大的事，也得征求他父母同意啊，二勇是个孝顺孩子。”
这话，当然是没错的，甚至也没流露出一点可否的倾向来，可我却如同被判了死刑似的，知道这事是不行了。我的盼望，不过自作多情罢了。
老程自然要往宽处开导：“其实咱们区里养老院的条件很不错，国家对孤寡老人是很关心的，您完全可以……”
“不，我不去养老院！”
我没有老，我还有事情干，我是青年餐厅的顾问。我明白国家对我不错，就更得尽一番绵薄之力，以为报效。我不去养老院！
老程走了，一连几天我心里又委屈又烦躁，我的生老病死，我自己会负责，不打算拖累任何人，如果仅仅需要个年轻力壮的人来服侍晚年的话，那不如请个保姆好了。我独身生活了几十年，温饱自理，没什么难处，我只是想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我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也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地死。
有时候，你真会觉得活着比死更费劲儿。可假使我去死，那必定会给那些对我好的人带来麻烦，那么还是活着吧。也为那青年餐厅活着吧。
老程又来看过我两次，谈我的病，谈青年餐厅，谈北京的天气，以及风花雪月之类，不知有意无意，我们像约好了似的，闭口不谈二勇。
敏芳，对你的上帝，你也许至今仍能献上最虔诚的灵魂，可我不知道，一个终生为造化所忌的人，是否还愿意永远抱着那全无应验的信条不放。如果真是“心诚则灵”，那早该灵了。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菩萨啊，一辈子就没给我好脸色！
九九八十一难，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千辛万苦地跑回来，没有错，不后悔，可谁想得到会有那么一场无妄之灾？要恨，只能恨我的命吧，这个倒霉的命！
所以难怪，在福星降临的前一分钟，我也想不到还会有峰回路转的一天。就仿佛是咣地一声，我的生活，我的余年，就在一个猛然的转折中决定下来了。大前天傍晚，老程又来了，带着一脸不同寻常的兴奋，她几乎是一进门就对我笑道：
“老先生好点吗？您的孙子叫我来看看您。”
这竟是真的，二勇的父母回信了，同意他认我这个爷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有其父必有其子，反之亦然。养育二勇的父母啊，我这孤苦伶仃的老头子没什么好说的，谢谢了！
“您以后怎么过呢？叫他到您家来，还是您搬到他那儿去？”老程问。
“都行，孩子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老程作主，“依我看，不如您搬过去。”
“行。”
我又想起那个测字先生的话了：迁，主遇难呈祥。
“老先生，我还有句话，先搁出来，当不当您自己斟酌：您的东西，钱，还是您一个人的，别往二勇那儿拿。”
“怎么？”
“我也要替二勇先想一步。不用瞒您，现在咱们这个社会上，好人难当，总短不了那么几个长舌头，备不住满世界传风播雨，说二勇为财认亲，是想图便宜，孩子脸皮薄，别委屈了他。”
“行。”这事我当然胸有成竹，“你们放心，我自会处置。”
“那行了。”老程笑笑：“你们爷俩的家务事，我清官不断，回头您出院，我叫您孙子来接您。”停一下她又压低了声音说：“我得祝贺您，贺您有眼力，跟这孩子过，保险没错！”
我要出院！
就在今天下午，我把出院的手续都办齐了，正在要走没走的当口上，青年餐厅的同事们来看我，大姑娘小伙子闹喳喳地挤满了一病房。
“今天不探视，你们怎么进来的？”我问。
“我们从太平间溜进来的。”小伙子们拍着胸脯，“没我们进不去的地方。”
“就算接您出院吧。”大姑娘们调皮地咯咯笑，“我们掐算着您准住腻味了。”
我说：“我有人接啊。”
他们说：“是二勇吧？这小子，还在大门口傻等呢，叫他跟我们进来他不敢。”
“他比你们守规矩。”
“哪儿啊，您不知道，过去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主儿，调皮得出花儿，穿了两年‘官儿服’，变老实了。”
护士终于发现这些“非法越境者”，板着面孔来轰，他们满不在乎地打着哈哈：“就走就走，但愿永远不来这地方。”
大家争先恐后替我拿上东西，前呼后拥，旁若无人地把我搀出病房。我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恍然满头乌发又少年了。
我爱这些年轻人，也爱他们……不，我们的餐厅，我曾经为此坚定了活的信念。然而，信念固然高尚，也固然可以为我带来安慰和自豪，可却不能弥补我心头那凄凉的空白。人，只有当他感到幸福生活也是属于自己的时候，才会真的迷恋人生！
出了住院楼的大门，高高的台阶直通下去，连接着一片开阔的平地，我的胸襟也豁然开朗起来，不知怎么就激动得浑身发热。敏芳，你也跟我来吧，就在医院那白色的栏杆外，二勇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民警服正在等着我们呢！我流泪了？为什么看不清他那高高昂起的大盖帽上的警徽？可那朦胧而斑斓的颜色却分明打动了我，还有那身厚厚的棉警服，臃肿得可爱。二勇看见我了，使劲向我挥了一下胳膊。就在这时，我听见一串嘟嘟的哨声从高远的蓝天飘过，活泼、悠扬，也安详。那是一群鸽子，像点点灰帆，潇洒地在恬淡的白云下盘旋而去，……我心头忽然发抖，两腿一软，不由一屁股坐在台阶上，痛哭失声！
啊——，我的孩子，我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