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一般承认墓祭的现实合理性，从而证明设立墓祠的合理性。或认为墓祠祭祖虽不见于古礼，但是礼以义起、以情起，墓祭与礼的精神不悖，应当实行。嘉靖时学者唐顺之（1507—1560年，嘉靖八年进士）指出：“墓祭非古也，其起于人之情乎！礼起于情之不能已，故虽好古执礼之士，亦未有能非之也。”他把墓祭看作是根据人之感情需要兴起的习俗，礼制亦认同。郑真应邀为前引金谷汶所建墓庵写记，他从尊祖和坟墓性质的角度论证墓祠祭祖的合理性：“予惟礼莫重于亲亲，尊祖所以重本，亲亲之至也，谷汶其知所本者哉！《周礼》家人凡祭为尸，汉制定为上陵食举之仪，下至公侯士大夫家，皆得有事于墓。墓也者，体魄之所藏也，墓之有祭尚矣，然非有栋宇之制，其何以肃位奠之诚哉！”把墓祠祭祖作为汉以来的传统。类似的看法还有吴县人徐有贞（宣德八年进士）：“礼不墓祭，墓而为之享祠礼乎？曰礼而无之也，其义则有取焉。先王之世，卿大夫之祭有庙，士庶人之祭有寝，固无事乎墓祭也。汉立原庙，后世因之，而卿大夫士庶始有为祠以享于墓者，其于礼制则远矣。然原其为心，则固有孝子顺孙追远报本之意焉，君子于此其可深非之耶。”他认为虽然礼不墓祭，遑论墓祠，但礼以义起，墓祭体现了追远报本的孝道，不应对它非难。
有的人从庙祭与墓祭的关系切入，根据坟墓的性质以及生者的感情论证墓祠祭祖的合理性。明初人王行认为：“事死之礼，葬祭而已，体魄即葬，神依于主，子孙之奉，一于主焉。此墓祭所以非古也。然古人之祭也，尽礼于奥足矣，而复祭于祊何也？以孝子之心不知神之所在，故博求之。恐其或在此或在彼也。则祖宗体魄之藏，又安知其神不有时而在乎？此墓祭虽非古，而中世以还，礼有所弗禁也。”把孝子事死的感情作为墓祭存在的理由。明初著名学者宋濂的学生浙江义乌人王绅（1360—1400年）也指出：“予考诸礼，古无墓祭，其殆以既葬必制主，而主者神之所依也。有主必有庙，故祭必于庙。而墓者特体魄之所藏也，因略而无文。盖礼以义而制者也。后世人子不忍死其亲，见手泽桑梓之存，必悲感而怆慕，况体魄之所在，其有过而不哀思乎？哀思之至，肸蠁潜通之道也。于是上墓有祭，依墓有庐，而庵制之设，礼以情而起者也。且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事合乎理而尽乎情，此儒先君子所以弗之禁也欤。”更明确指出礼以义起、礼以情起的道理，论述了情、理、礼三者的关系。王绅与王行认为礼制无墓祭之说，根据礼以情而起，故礼制不禁止墓祭。萧山人魏骥（1374—1471年）也把该问题归结为礼以义起，他说“：尝闻先正谓，墓之有祭，古所无有，然亦不在所禁，惟以既葬奉主以归于庙，岁时则祭主于庙耳。殊不知墓为先人体魄之所藏，故昔人有过丘垄则哀心生之说。是则孝子肃然僾然之意，岂不有见于此乎！于墓而祭，以义而起。”义是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情是在说人的内心感受，墓祭符合人们的情与义，自然也符合礼的精神，或者说礼应当根据人们的情与义来制定。
还有一些人从加强宗族制度出发，依据宋儒的主张，论证墓祠祭祖的合理性。浙江台州叶氏在永乐年间创始基祖祠堂，岁久屋坏，正德十二年（1517年）移建。嘉靖年间族人叶良佩（嘉靖二年进士）指出：“封建亡天下无世家，圭田废而士大夫之家无庙祭，凌夷迄于叔季，民不族居，仕靡世禄，而隆本敦睦之礼荒矣。宋司马文正公始创议祭其先于影堂，朱文公因损益为祠堂之制，以五服为祭限，士夫之族得祀高曾祖祢四龛，而河南程子复益始祖、先祖之祭。繇是家有祠、墓有庵，岁时有祭，上以报祖，下以联族，收失道涣散之民，以萃于一，此法意之最善者也。”他参考司马光、朱熹、程颐的主张，把墓庵与家祠均作为报祖联族的祭祖制度，实现隆本敦睦的宗族之礼。湖广兴国人吴国伦（1524—1593年，嘉靖二十九年进士）说：“余按古者卿大夫而下各得随分立庙，以祀其先。自秦恶庙制比于上特禁抑之，故民多野祭之云。紫阳氏仿古庙意而异其宇位，诸得上祠四代，用以明孝，而合族祠所由来尚矣。”视墓祠为借鉴朱子《家礼》的宗族合族祠堂。湖南茶陵人李东阳（1447—1516年，天顺八年进士）为刘氏敦本堂作记，依据宋儒的主张，认为“礼于始祖有墓祭之义”。他指出：“礼曰‘人本乎祖’，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凡此者，情之所自致者也。然服穷于五世，祀止于四代，而墓归于一，生人之情，盖有不但者，而礼寔制之，君子使礼足以达情，而情不至于害礼，斯可矣。”肯定墓祭亦礼，是礼以义起，符合人情。
三、小结
明代墓祭建筑主要以墓祠与墓庵类命名，墓祠流行于南方地区，尤以安徽、浙江、江苏三省为最。墓祠建筑一般为三楹或更大，或设有附属建筑。嘉靖、万历年间是明代修建墓祠较多的时期。建祠祭祖者既有士大夫也有平民，所祀祖先主要是父母、近祖以及先祖与始迁祖。墓所田产一般是十至三十亩。
明代墓祠是宗族祠堂形态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组织宗族的作用。明人一般承认墓祭的现实合理性，从而证明设立墓祠的合理性。或认为墓祠祭祖虽不见于古礼，但是礼以义起、以情起，墓祭与礼的精神不悖，应当实行。或从庙祭与墓祭的关系切入，根据坟墓的性质以及生者的感情论证墓祠祭祖的合理性。还有一些人从加强宗族制度出发，依据宋儒的主张，论证墓祠祭祖的合理性。明代士大夫热衷于墓祠祭祖的讨论，是一种加强宗族制度的现实关怀。他们继承了宋儒重建宗族制度的理论，并进行建祠祭祖的实践。明代墓祠祭祖形态，证明宗族制度进一步深入社会生活，进一步普及。
明代墓祠事例表资料出处
（序号与表中相同）
1.宋濂：《文宪集》卷2《平阳林氏祠学记》四库全书第1223册第285页。
2.王行：《半轩集》卷3《筠谷郑氏墓祠记》，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331—332页。
3.郑真：《荥阳外史集》卷7《竹林庵记》，四库全书第1234册第9页。
4.王行：《半轩集》卷3《金氏墓祠记》，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341—342页。
5.王绅：《继志斋集》卷7《施氏双溪庵记》，四库全书第1234册第743—744页。
6.杨士奇：《东里续集》卷41《南耕先生传》，四库全书第1239册第218页；传文说解公曾作祠记，解缙（1369—1415年）亦吉水人，与传主同乡，故据解缙生活年代推断建祠时间。
7.徐有贞：《武功集》卷4《徐氏袭庆庵重修记》，四库全书第1245册第151—152页。
8.魏骥：《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6《新昌潘氏墓庵田记》，四库存目集部第30册第398页。
9.谢铎：《桃溪净稿》卷9《墓祭学田记》，四库存目集部第38册第352页。
10.谢铎：《桃溪净稿》卷9《祠墓诸田记》，四库存目集部第38册第352—353页。
11.李东阳：《怀麓堂集》卷31《敦本堂记》，四库全书第1250册第328—329页；李东阳（1447—1516年）天顺八年进士，刘时雍为东阳友，据东阳出仕至去世时间推断建祠时间。
12.罗钦顺：《整庵存稿》卷2《清塘陆氏始迁祖祠堂记》。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33页。
13.金瑶、金应宿纂修：《珰溪金氏族谱》卷15《宫室志》，明隆庆二年（1568年）家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14.朱存理《野航文稿》之《杨氏修墓记》，四库全书第1251册第620—621页。
15.唐顺之《荆川集》卷8《休宁陈氏墓庐记》，四库全书第1276册第376页。唐顺之（1507—1560年）嘉靖八年会试第一，嘉靖三十九年去世，据此推断建祠时间。
16.嘉靖《太康县志》卷8《安氏茔堂传》。
17.吴津撰：《休宁县市吴氏本宗谱》卷5《吴君文美林塘哀慕记》（嘉靖二年撰），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刻本。
18.吴嘉誉撰：《武峰吴氏家谱》之《震泽武山吴氏重修墓祠纪略》，国家图书馆藏崇祯刻本。
19.江德中等：《郡北济南江氏宗谱》卷2《松石公暨元配杨孺人合葬墓祠碑》，安徽省图书馆藏崇祯黄叔达刊本。
20.周绍泉等：《窦山公家议校注》卷2《墓茔议》、卷三《祠祀议》，黄山书社1993年版。
21.熊过：《南沙先生文集》卷3《永思亭记》，四库全书存目集部第91册第579页。
22.吕本辑：《余姚新河吕氏家乘》卷9《明故征士郎中书舍人少渠吕公行状》，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
23.吴崇节：《狎鸥子摘稿·立祀田序》，四库存目集部第137册第650页。
24.程一枝：《程典》之《槐塘宗观察大宾记》，安徽省图书馆藏万历刊本。
25.金瑶、金应宿纂修：《珰溪金氏族谱》卷15《宫室志》，明隆庆二年（1568年）家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26.金瑶、金应宿纂修：《珰溪金氏族谱》卷15《宫室志》，明隆庆二年（1568年）家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27.王世懋：《王奉常集》卷13《沔阳陈氏达生庵记》，四库存目集部第133册第347页；据王世懋（嘉靖三十八年进士，1536—1588）科举与生活年代推断建祠时间。
28.吴国伦：《甔甀洞续稿》卷11《朱方伯公祠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123册第609页；据吴国伦（1524—1593年）生活年代推断建祠时间。
29.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卷46《汪公墓碣铭》，四库存目集部第141册第773页；据吴子玉生活年代推断建祠时间。
30.陈与郊：《隅园集》卷2《修复墓田墓屋序》，四库存目集部第160册第394页。
31.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97《张仲公杨孺人墓志铭》，四库存目集部第152册第738页；李维桢（1547—1626年）隆庆二年进士，据李维桢出仕至去世时间推断建祠时间。
32.冯梦祯：《快雪堂集》卷8《陆冢宰庄简公菁山祠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164册第162—1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