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独步成绝学，世间再无陈寅恪。陈寅恪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峰，被誉为近现代最博学的人。
1919年，吴宓在哈佛刚刚认识陈寅恪时，就宣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亦称陈寅恪为中国最博学的人。1938年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前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后，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陈寅恪生于1890年，祖籍江西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出身名门望族，其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号散原，是晚清著名的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其长兄是著名画家陈衡恪（师曾）。陈寅恪夫人唐筲，也出于名门，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宣告了祖父和父亲政治生命的结束。陈寅恪十岁不到，就目睹了一代世家如梦般消失。他到晚年还有诗写道：“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衰败之痛和兴亡之叹，是陈寅恪心中的永远的忧伤。
陈寅恪是一位怪才，他游学西方二十三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因为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在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并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学问深不可测，独步成绝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
1925年起，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非常有名的高级学术机构，不论后来的有志者如何想重建这样的机构，实际上谁也没有重建起来。在“四大导师”这样的名师面前，培养了很多了不起的第一流学人。赵万里、徐中舒、姜亮夫、刘盼遂等后来的大学者，都是当时国学研究院的高才生。他们在这里的学习生活非常愉快，师生之间，如沐春风。陈寅恪曾经写过一副对联给他的学生，说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说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是因为梁启超的老师是康有为，而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既然是梁启超的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是同学吗？同学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最重要的是，陈寅恪讲课，从不拾别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而，陈寅恪上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人称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崇尚学术自由。和他同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尽后，陈寅恪亲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以生命捍卫了思想的奔放与学术的自由。他一生从未写过一篇媚俗的文章，从未无感而发地去“遵命”写作。笔者以为，这是中国文人学者最可宝贵的性格。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因为二战爆发交通断绝，牛津大学虚位等待陈寅恪多年，才另请他人。
1949年前后，陈寅恪谢绝了一切关于移居海外的劝说，携全家前往广东岭南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从此开始他最后二十年的岭南生活。陈毅看望。陶铸照顾。胡乔木、郭沫若、周扬过访。许多重要人物到了广州，总是以目睹陈氏风采为荣，一惯狂横的康生竟然被陈寅恪堵在门外。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几乎都在中山大学度过，失明与膑足的痛苦，并没有消磨掉他喷薄欲出的创作才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篇著作，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1953年夏，陈寅恪病了一场。他让历史系的同学到中大图书馆为他借回了一堆弹词小说，其中有清代陈端生所作的《再生缘》。助手黄萱便在陈寅恪病中休养的那些日子为他诵读了这些弹词小说。于是，他那积蓄已久的生命感受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口。他把生命情感体验与感慨身世之浩叹，全都倾泻于陈端生身上，一篇意境气象万千、文采光芒四射的《论再生缘》诞生了。有趣的是，这篇气如长虹、势若飞瀑的佳作之创作过程，被陈寅恪谦虚地幽默为“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柳如是紧随陈端生步入陈寅恪的历史之梦中。陈端生长于“承平之世”，柳如是活在动荡的时代；陈端生是深闺女子，柳如是则为风流放荡之，“不类闺房儿女”。活在盛世的陈端生忧伤而死，不为世所容的柳如是因理想与人生倚托的消失而亡。陈、柳二人人生有异，但留给历史的痛感却相同。陈寅恪为陈、柳而伤，也为自己而伤。从1954年至1964年，足足十年时间，陈寅恪在迹近湮没的历史废墟之中艰难地发掘。《柳如是别传》全书八十余万字，此书犹如一堆需不停地添加燃料才能旺盛燃烧的火，耗尽了这位还有很多愿望尚要去实现的老人的心血……
陈寅恪一生学贯中西，倡导以诗文证史，能运用十几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并能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他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了罕见的成就。但使人深为遗憾的是，这位文化巨匠留给后人的著作，与他渊博的知识系统相比实在是太少了。陈寅恪生前，中国学界便一直翘首以待陈寅恪能写出通论性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一时有“天命所归”之切望，但陈寅恪没有写出这种体系性的著述。直到今天，依然有学人认为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是不值得的。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他曾预作挽夫人唐筲联：“涕泣对牛衣，冊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读。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被学界尊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陈寅恪就这样成为了绝响，世间很难再拥有这样的鸿儒通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