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马加
为了工作，为了生存，许多人都离乡背井。印子君也不例外。
20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曾出现规模空前的南下和北上打工潮，其中从外地到北京的务工者被称为“北漂族”。印子君便是“北漂”中的一员。约略记得1997年深秋，川南富顺一老作家到京造访，陪同前来的一小伙，正是印子君。于是知道印子君是四川富顺人，其时，他在北京亚运村一家餐馆打工，负责后勤采购工作。每天，印子君骑着三轮车不断往返于餐馆和菜市场之间，工作之余坚持读书写作，常有诗歌作品在报刊发表。因为这个缘故，当时北京不少媒体对他进行了大量报道，一时间成了引人注目的“民工诗人”或“打工诗人”。印子君上街或到菜市场买菜，许多并不认识的当地居民都主动向他打招呼，投来钦羡的目光。
印子君的务工之处离我家不远，周末或假期，他常带着自己的一些习作登门求教，其真诚和执着，令人感动。同为四川人，对这位从千里之外来京打拼的家乡诗友，我能深深地体会到文学创作对于他的重要意义，且不说是他整个的精神生活，至少占据着他精神世界的重要分量。所以，对印子君的诗作，在坦诚表达我的看法时，也特别对其作品中的亮点给予肯定和鼓励，甚至也对其中进步明显、颇值得称许的部分作品，向相关刊物推荐过。印子君因此备受鼓舞，创作更加勤奋，作品质量不断提升。那时，印子君所在餐馆员工的宿舍，是租住的地下室底层，从地面下去直线深度至少有六七米，夏天特别潮湿，我曾去过他住的那间堆满书籍的小小房间。也因为媒体的报道，他房间简易的书桌、桌上的稿笺和台灯、床头的一摞摞书刊，以及他骑的那辆破旧的三轮车，一一暴露在聚光灯下，被更多人所知晓。从印子君的朴实、腼腆和带着自贡口音的四川话中，我分明感受到一个诗人面对严峻生存时透出的坚韧和在追寻人生理想过程中表现出的坚毅。
后来由于餐馆经营不景气，印子君想换一个工作，我曾把他介绍到熟人的文化公司。大概离家太久，比较惦念家人，1999年夏天，在京待了5年的印子君决定回四川。后来，在文友的帮助下，他选择了离家相对较近的成都，在相关媒体上班，一直到现在。
2002年初，印子君家乡富顺县作家协会，为他这位“打工诗人”举办了一个作品研讨会，我特意发去贺电。据说印子君的富顺籍老乡、著名诗评家朱先树先生专门写了评论，而同为富顺籍老乡的著名诗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新泉先生，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我想，作为一个来自基层、长年在外的“漂泊者”，因为诗歌，能获得家乡的如此关心、文友的如此关爱和社会的如此关注，无疑是对其作品和人品的高度肯定，也给予了他奋斗的信心和前行的力量。事实的确如此，这么多年来，印子君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工作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其诗歌创作从未停歇。所不同的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印子君的创作已不是以追求发表为目的，更多时候体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表达的需要，让阅读和写作成为一种自然之需和生活方式，所以他不少诗歌写出后，往往只在朋友圈交流。尽管每个人的认识和选择有差别，但我觉得印子君的这种“转变”是个人在认识和理解上的突破或跨越，这有助于在创作中进入一种“自在”状态，从而实现诗意的栖居。
印子君这部即将出版的诗集《身体里的故乡》，是他近二十年的诗歌作品选，清晰地反映出一个诗人的创作脉络、诗歌印迹和心路历程。无论在题材的拓展、风格的探索还是诗意的挖掘上，印子君都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和尝试，视野更加开阔、表达更加从容、把握更加准确、意蕴更加深邃、诗艺愈发纯熟，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和实力，让人欣慰。
一个生活在异地他乡的人，“回望家园”已成为一种必然，因而“回家”也成为无时无刻不在的心念。而真正踏上回家之路时，我们才发觉已无法回到曾经的家了。曾经的家园，只存在于我们遥远的记忆中，尽管变得越来越模糊，还是被我们一次次翻检出来，反复打量。当此之时，作为诗人，诗歌已成为他的精神故乡，诗歌写作已成为他“回家”的最佳方式，并且是一条最佳捷径。
印子君居住成都快二十年了，这座诗歌之城显然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其诗集取名《身体里的故乡》，这里的“身体”应是指“精神体魄”，这里的“故乡”则是心灵归依之所，它留驻在“精神”中。因此，《身体里的故乡》当是积淀着诗人印子君深厚情感、容纳着诗人印子君炽烈情怀的一部精神之旅的“还乡之书”。
是为序。
2018年6月28日于北京
（吉狄马加：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国际著名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