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传入中国
毛泽东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10月是诱人的。80年前的10月25日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宝贵的一页。这一天，中国北部邻国沙俄首都彼得格勒市郊停泊的一艘名叫“阿芙乐尔”的巡洋舰，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指挥下，向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冬宫开炮，宣告了一个新世纪的开始。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十月革命的炮声”。这炮声非同小可，它产生巨大的冲击波，穿越国界，给全世界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们带来新生活的曙光。它告诉苦难的中国人民以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是整个资本主义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必然伴侣。”
伴随着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学说，成为20世纪20年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探索的重大课题。
李大钊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在阐述俄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劳工阶级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夺取资本家手中的“工具”，把“武器授与他们自己”。劳工阶级“有了武器在手，就要掉过头来，拥护劳工的权利，攻击他们的公敌”。俄国革命的办法，“虽然不能认为终极的理想境界，但它是革命的组织，是改造的必经阶段，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
李大钊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行动的。还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断走向高涨的1925年11月，他就在北京勇敢地进行了一次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当时，由共产党人张兆丰担任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的国民军第三军第三旅，将要开到北京市区接防。李大钊主持的中共北方区委研究决定，利用这次驻京部队换防的机会，在北京发动一场夺取政权的革命，以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11月2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指导下，北京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在神武庙门前召开国民大会，会后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冲击政府机关的大示威。这次革命，虽然由于推翻军阀政府的条件尚不成熟，加上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突然改变换防计划，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一次有益的尝试和重要的经验。
李大钊的确用自己的热血浇灌了“自由的花”。
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领导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组织三万多北京民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李大钊在大会上发表激昂的演说。军阀政府下令开枪，死伤二百多人，史称“三一八惨案”。
此后李大钊被指控为“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罪魁祸首，遭到通缉。一年之后，他不幸落人军阀张作霖的手中，很快被判处绞刑。就义前，李大钊慷慨陈词：“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然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走上绞刑架。
李大钊大义凛然，刚毅而死，时年才38岁。
毛泽东青年时期，由于受着各种思潮特别是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起先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性。1919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但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20年12月他给好友蔡和森的一封长信中，系统地批判了那种主张用和平手段和教育方法改造社会的改良主义思想。他在信中说：用教育改造社会的主张“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这是因为搞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这三样尽在资本家手中，且受到议会、政府、法律、军队、警察的保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毛泽东在信中还写道：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
毛泽东又说：“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还要任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因此，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是自然的结果。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蔡和森提出用俄国式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至此，毛泽东从主张“呼声革命”转向主张“暴力革命”。
毛泽东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时，蔡和森是最积极的支持者。1919年12月，蔡和森赴法国留学。同行的有他的母亲葛兰英、妹妹蔡畅以及蔡畅的同事向警予。蔡和森到法国后，“猛看猛译”法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快接受了其中的主张。1920年8月13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信，极为明确地提出要在中国组织共产党。9月16日他在给毛泽东的又一封长信中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思想：“我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并说：“我以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毛泽东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成”的，就是指这封信。
蔡和森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到1922年更加明确，他在9月的《向导》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民主革命仍要靠人民的武装斗争。他说“形成军阀专政和军阀割据，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并未解除”。中国的出路“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
蔡和森也像李大钊一样用自己的热血，浇灌了“自由的花”。
蔡和森1931年由于叛徒的出卖，被广东军阀陈济棠投入监狱，在经受了各种酷刑以后，被敌人处以死刑。临牺牲前，刽子手把他拉到监狱的墙边，朝他眼前扔了几颗长钉子，逼他说出共产党内的情况。在凶残的敌人面前，蔡和森昂首挺胸，横眉怒斥敌人。敌人气急败坏，把四颗长钉钉入蔡和森的四肢。但他仍不屈服，敌人就用刺刀在蔡和森的胸膛上乱刺，直戳得他血肉模糊，心脏最终停止了跳动。蔡和森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有36岁。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寻求以武装斗争方法解决中国问题的还有许多许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国内外的一些党员就开始学习和研究军事。1921年冬，中共旅俄支部从东方大学选派了萧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四人进入红军军事学校接受初级军官训练。1922年3月7日，阮啸仙在《青年周刊》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军人》专论，提出要“组织社会主义的军队——赤卫军”。远在法国的周恩来，于1922年发表的《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也曾提出：“真正的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是从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获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曾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23年2月7日举行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但很快就失败了。这次罢工的失败，使工人阶级看到了发动工农群众和组织反帝反封建军阀联合战线的重要性，同时也得到了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革命武装力量，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力的条件下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派。不过，这时共产党还考虑不到拥有独立的武装。因此，运用苏俄红军的经验，把国民党在广东的现有军队改造成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军，以实现党的二大提出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当前基本任务，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1925年9月，中共中央四届扩大执委会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由张国焘、任弼时、王一飞三人组成，在此前后，部分省区也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或设军事特派员，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军事工作的系统，开始了党的军事建设。
周恩来当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说：“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仗，彼等必不去打”。“解除人民痛苦”，“增加人民幸福”，是这种人民的武力一切军事行动的根本目的。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我国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始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所以又通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为建立革命军队，以挽救中国危亡而创立起来的。参与创办黄埔军校，是我党早期军事活动的开端，表明我党已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揭开了我党军事史上光辉的第一页。
依照苏联红军建设的经验，开展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是我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从创建黄埔军校开始，到成立黄埔学生军和国民革命军，我党都以苏联红军为榜样，设立了政治部和党代表。1924年10月，26岁的周恩来刚刚从欧洲回来两个多月，便怀着满腔的热血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接受了党交给的重任，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很快又遵照我党的决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从此，周恩来穿起一套黄色军便服，每天清晨，披着羊城绚丽的彩霞，健步来到烟波浩淼的珠江“天字”码头，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来到政治部工作；傍晚，他迎着南海带着碱涩味道的暮风，兴致勃勃地离开“黄埔”码头，回到两广区委的寓所，处理党内事务。
周恩来一踏进军校大门，立即为革命军队的建设而紧张地工作。他利用训练间隙，接近教职员、学生，亲自了解群众的心声。简陋的学生宿舍，嘈杂的小吃部，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那平易近人的风度，热情而风趣的谈吐，很快就抓住了大家的心，使大家在闲谈中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
政治部是军队中专门从事政治工作的机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负责全校的政治训练，把革命的政治课放在重要地位。课程除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外，还有苏俄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当时社会上，对黄埔军校普遍有“国民党的党校，共产党的政治教育”之称。军校政治部设有组织、宣传、事务三科，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机关的职能。
在创建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中，周恩来等创造性地运用苏俄红军建设的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革命军队的性质、宗旨及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方针和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作的《军队中政治工作》讲演中明确指出：“军队是一种工具”，“是实现革命理论的先锋”。他在《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讲话中，强调“革命军是党的军队”，必须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晓得时代的政治”，“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要宣传组织群众，要对敌军士兵进行争取改造工作。他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中，指出了军队的宗旨和政治工作任务。他说：“告以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要使每个军官、每个士兵均能了解此理”，“能如此，则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仗，彼等必不去打”。“解除人民痛苦”，“增加人民幸福”，是这种人民的武力一切军事行动的根本目的。
“青年军人联合会”是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对青年军人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组织形式。周恩来经常找该会的负责人蒋先云等研究情况，给他们出谋划策。在他的关怀指导下，“青年军人联合会”很快发展会员二千多人，活动范围由黄埔军校扩展到陆粤的陆军和滇、桂、湘军所设的军官学校。在同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次，“孙文主义学会”在军校集会，宣传戴季陶的什么《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硬把孙中山先生说成是周公孔孟的继承人，妄图扭转历史潮流，破坏国共合作。为了戳穿这种谬论，“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设计了一幅漫画：戴季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疙瘩小帽，十分吃力地背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塑像，朝着孔庙里走，旁边站着的洋人、军阀、党棍、财东，拍手称快。这幅漫画对国民党右派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很快贴遍了军校内外，反响强烈。
政治部出色的工作，得到我党和广大进步师生的高度赞扬，也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切齿嫉恨。他们诡称政治部是“赤色黄埔系”，“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御用工具”，破坏统一战线，甚至唆使“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教授部的官佐林振雄制造事端，殴打“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引起全校进步师生的极大愤慨。这件事发生后，周恩来十分气愤，他立即找军校的党代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廖仲恺的支持下，将林振雄撤职查办，广大师生无不交口称赞。但人称蒋介石“第一只手”的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却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共产党人进攻，派人监视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在一个个旋涡面前，周恩来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舵手，劈波斩浪，镇定自若。他主持召开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委员会会议，决定由蒋先云等出面，公开揭露王柏龄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当时蒋介石由于羽毛未丰，佯装公允，不敢公开庇护王柏龄，使得这个“教授部主任”威风扫地。从此，黄埔军校就留下了周恩来打断蒋介石“第一只手”的佳话。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出色工作不仅为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做了思想组织准备，而且也为我党独立领导军事斗争，建设人民军队，培养了干部，积累了经验。
周恩来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还经历了一次出生入死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