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已在苏联的周恩来说：“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0年6月，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准备休养生息，尽快抚平连年战乱给古老中华民族带来的累累伤痕，为年轻的新中国建起一座和平安宁的大厦时，中国人民又面临着一场威胁国家安全和近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亡的战争。
这场战争是侵略者强加到我国人民头上的。
朝鲜从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国家，本世纪初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按照美军上校腊安·腊斯克的建议并经美苏两国同意，美苏两国军队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区占领了朝鲜。随后，美国支持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于1948年8月15日建立“大韩民国”，同年9月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1948年末，苏美两国先后从朝鲜撤军。李承晚政权同金日成政权围绕国家统一问题展开尖锐斗争。李承晚政权在美国支持下大力叫嚷“北进统一”，“南北分裂是必然用战争来解决的”，同时加紧了战争准备。朝鲜北方在这种情况下做了必要准备，加强了人民军队建设。朝鲜南北双方在“三八线”上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对抗不断升级，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全面内战。
朝鲜内战爆发后的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声明公开宣布美国武装入侵朝鲜，随后又纠合了英、法等15个国家的军队组成“联合国军”，连同南朝鲜的军队统归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指挥。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使朝鲜战争性质迅速发生变化，由朝鲜国内战争变成反对美国侵略的战争。
杜鲁门在宣布出兵朝鲜的同时，公然声称：“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在使台湾“中立化”的借口下，美国海军堂而皇之地开进中国的领土台湾，并控制了台湾海峡。
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和台湾的第二天即6月28日，毛泽东主席也郑重地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来管，而不应该由美国来管”；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者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中国人民许久以来即不断地揭穿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亚洲的全部阴谋计划，而杜鲁门这次声明不过将其预定计划公开暴露并付诸实施而已。”中国政府连续致电联合国，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要求其撤军。
针尖对麦芒，朝鲜半岛的温度骤然升高。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马上意识到朝鲜战争已趋于复杂化，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在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地区，战争双方形成胶着状态的时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明确指出，美国扩大战争规模和朝鲜战争转入长期化的可能性已日益增大，中国人民不能不有所准备。毛泽东还指出，对于侵略战争．我们是不怕的。因为我们有进行了23年武装斗争经验的党和军队，而且美国也有困难，在军事上有它不可克服的弱点。但要防备美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长期打下去，甚至使用原子弹。一旦美国坚持要打，我们只好奉陪到底，用手榴弹抓住其弱点打败它。总之，要作充分准备，避免仓促应战。
基于上述考虑，在积极揭露美国武装侵略罪行的同时，为保卫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和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未雨绸缪”，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重大事变。
早在1950年7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了加强东北边防的军事部署问题，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议》，决定立即抽调战略预备队，并配属地面炮兵、高射炮兵及工程兵部队，集结东北地区，组成东北边防军，抓紧时间进行整训工作。这就完成了保卫东北边防和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第一步部署。8月下旬，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再调两个兵团的实力，部署于山海关内机动地区作为第二线兵力，以策应东北边防军。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还极为重视加速特种兵的建设，决定从苏联购置装备，扩编空军、装甲兵、地面炮兵、高射炮兵。同时，加强了沿海地区及东北地区重点城市的防空力量。这些富有远见的战略应变措施，为保障国家的安全和援助朝鲜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争取了主动的地位。
1950年9月中旬，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在仁川登陆，9月28日占领汉城，朝鲜人民军的主力被截断在南朝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即将越过“三八线”。同时，美国空军不断侵袭我国领空，轰炸、扫射我安东（丹东）等地，美国海军在公海炮击我商船。全国人民对美国武装侵略朝鲜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同朝鲜人民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美国当局不顾我国的再三声明，认为我国义正辞严的警告是“政治讹诈”，于10月1日起，南朝鲜军队和美军先后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中朝边境进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我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10月1日，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致电毛泽东主席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是出兵参战，还是不参战，这一问题已刻不容缓地摆到了新中国的领袖面前。
出兵入朝同美帝国主义作战，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支持朝鲜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立场。中朝两国是长期的友好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共同抗日的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战争爆发后，中国也曾给北朝鲜以各种支持。但主要的问题是新中国有没有力量出兵与美国作战，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有人认为出兵是引火烧身，也是基于这种考虑。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要为5亿人口的国家负责的执政党，出兵决心确实一时难下。
当时我国经历几十年的战争刚刚结束，国土上还是百孔千疮，战争创伤还未来得及医治，财政经济状况还相当困难，在经济力量上同美国相比非常悬殊。1950年美国钢产量达872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而同年中国钢产量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约折合100亿美元。广大新解放的地区，地方政权建立不久，土地改革刚刚开始，散布在一些新区的国民党小股武装和土匪也亟待剿灭。在军事力量方面，中国虽有500余万富有战争经验，英勇善战的陆军，但空、海军尚在初建阶段，陆军装备与美军相比也相差很远；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各种世界先进的武器装备，并有世界上最大的军工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作出什么样的决策，确实事关重大。
从1950年国庆节开始，在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菊香书屋东厢房连续举行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会议，反复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10月2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首次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表示：“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仍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遭到根本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10月2日的决定作出后，中共中央还想争取最后一线希望来避免中美双方的交战，通过印度向美、英政府转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能坐视不顾。
10月3日以后，中共中央继续开会讨论出兵问题，在大家尽量摆出出兵的困难后，毛泽东深情地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么说，心里也难受。”10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赶到北京，他把毛泽东的这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想到这里，他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他想通后，拥护毛泽东的这一英明决策，并接受了指挥志愿军的任务。
10月7日，美国一意孤行，无视来自各方面的警告，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统一”朝鲜的决议，这充分说明美军越过“三八线”已势在必行。在此情况下，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出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让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10月9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10月10日，因苏联不肯向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重新慎重考虑同美军交战的问题。
决策的难度更大了，毛泽东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脑子里翻江倒海，思潮起伏。
斯大林先是对朝鲜的战局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美国会出兵。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处在危急关头，他又通知我党：“金日成同志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毛泽东为此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如果朝鲜国土上的革命政权和军队都没有了，志愿军就很难派出去。在敌人占领朝鲜全部国土以前派出志愿军，志愿军的牌子亮出去了，万一被打了回来，等于足球比赛的第一球输了。下次是我们发球，还可以再打出去。等到敌人占领了全部朝鲜，宣布了朝鲜所谓“统一”，那就等于我们在球赛前就“自动弃权”，丧失参加比赛的资格，美国将更加猖狂，而我们再想挽回局势也都来不及了。
经过全面深入地分析当时的形势，充分估计面临的困难，从挽救朝鲜危局，保卫我国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这一根本立场出发，毛泽东不再犹豫，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已在苏联的周恩来说：“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支援朝鲜人民反抗侵略，不仅是政治上、道义上的责任，而且也是我国人民切身利益所必须。救邻就是自救，保家卫国就必须抗美援朝。当时我国重工业集中在东北，而东北工业又集中在南满。南满的用电主要是由靠近鸭绿江的小丰满电站（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供应，如果敌人控制了南满电力，东北多数工厂就要停产。如果让美军和极端反华的李承晚政权压到鸭绿江边，东北长达300公里的边防线将无休止地需要大量部队设防。从国际主义义务和我国的切身利益考虑，出兵在所难免，而且，与美国交战也在所难免。因为美国如在朝鲜得逞，还将迫使我们在另一个战场跟他们较量。它就要出兵越南对我国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中共中央、毛泽东估计，美国企图在三个战场同中国作战：朝鲜、越南、台湾。同美帝国主义较量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在什么地点讲行的问题。选择朝鲜与美帝国主义交战，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对我国来说，总的方面是利大于弊。
决策抗美援朝，也并非轻举妄动，而是建筑在全面、正确地分析世界政治形势和敌我双方各种条件的基础上，体现了毛泽东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一贯战略思想。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虽然是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但它所进行的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在军事上，它妄图称霸世界，在全球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战线由西欧到东亚，顾此失彼。而英法等国已不是强国。在此形势下，美国资源的优势就不能不受到限制和抵消，而原子武器已非美国独有，且不能决定胜负。“美国如果竟敢在此时爆发世界战争，则其失败将更加彻底，因为现在美国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而和平民主阵营势力则大于美英势力。”中国抗美援朝是正义之举，必然是得道多助；中国经济虽然很落后，但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人民的全力支援，有经过多年战争锻炼的人民军队，出国作战背靠祖国，有深远的后方，支持得起长期战争。只要我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才抓住时机，决定入朝作战，使我国在战略上处于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的主动地位。
至于用什么名义出国作战，也是毛泽东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我国决心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是在美国武装侵略面前迫不得已的选择，只是想达到制止侵略的有限目的，并不希望扩大战争的规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作出出兵决策时，已下定了不惜打烂了重新建设的决心，作好了美国公开向中国宣战的准备。在立足于最困难的情况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力争使“朝鲜战争局部化”，使其不至于成为中美两国之间乃至世界性的全面战争。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考虑到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惯例，力求在军事行动的范围和名义上有所节制，减少侵略者的口实，使自己在国际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又使中美两国从国际法的意义上不进入战争状态，不至于把作为盟国的苏联拖下水爆发一场世界战争。在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后，中共中央决定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支援朝鲜战争。志愿军参战，从国际法的意义来讲只是中国民间志愿组织的武装入朝，由朝鲜政府指挥作战，中美两国仍不处于战争状态。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决定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不仅有益于限制战争规模，在外交斗争中也取得了十分有利的地位。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秘密入朝，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两次交战：美军并非不可战胜
